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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歷史上，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有過長期的、唯我獨尊的壟斷地位，也有過如孔子親歷的過匡被圍、微服過宋、陳蔡斷糧的曲折，以及秦始皇焚書坑儒、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批儒批孔的艱難坎坷。20世紀中期，孔子及其思想因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而重新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文化論派”從文化動因這一角度對東西方經濟進行了全面的比較研究，認為是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促使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迅速駛入了現代化的行列。如今用世紀之交的目光重新審視孔子，了解孔子的經濟思想，取其精華，用之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尤顯重要。
　　　　　　一
　　孔子的經濟思想是構建在他的政治理論基礎之上的，是其政治理論的延續。其理論基礎之核心是“仁”。這里的“仁”有兩層含義：一是對人要有愛心，即“愛人”，由“愛人”而推衍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因而對老百姓要“富之”、“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二是對己，要做一個完美的、真正的人，因而對于眼前的物質利益要做到不貪，謀取利益時要合理合宜，取之有道，要見利思義。
　　孔子的經濟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見利思義、重義輕利的義利觀
　　在經濟社會里，個體之利與整體之利、群與己的矛盾沖突，在傳統文化中表現為義利之辯。由于孔子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注：《論語·里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義以為上”（注：《論語·陽貨》。）等話，許多人便以為孔子是一個只講仁禮道德、不講經濟利益的空想政治家，認為孔子缺乏經濟思想、沒有市場觀念，甚至認為孔子思想是傳統文化的糟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包袱，這是對孔子經濟思想的片面理解。
　　首先，“子罕言利”（注：《論語·子罕》。），但非不言利。孔子并不反對人們追求物質利益，沒有為貧窮辯護，相反，他認為追求富貴是人的正常的、正當的要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注：《論語·里仁》。）；“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注：《論語·述而》。）。所謂“子張學干祿”（注：《論語·為政》。），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張向孔子請教如何獲取仕祿的問題。孔子還認為，一個人要安于貧困而無怨忿是很難做到的，他說：“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注：《論語·憲問》。）。
　　其次，孔子認為富貴和一己私利要通過正當合理的途徑獲取，要用合乎“義”的正當手段取得財富，而不是通過武力或者旁門左道去攫取，即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化迅速發展的時代，私有觀念日益凸現，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表現出空前的積極性，個人私欲無限膨脹，社會進入無序狀態，孔子呼吁人們“見利思義”（注：《論語·憲問》。）、“義然后取”。這里的“義”宋代鴻儒朱熹把它理解為“制事之宜也”，即獲取利益要合乎事宜，要以謙遜的言語來表達，以正當的手段、依禮節去實行，以誠實的態度去完成。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接著，他補充說：“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論語·里仁》。）。可見，孔子所反對的只是不義之利。孔子的弟子冉求担任魯國權臣季氏的家臣，為其設法搜刮民脂民膏，使得季氏比周公還富，孔子對冉求為虎作倀，幫助季氏謀取不義之利的行為十分憤慨，他說：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論語·先進》。）。
　　再次，孔子強調要用正確的心態對待貧與富。在私有制社會里，貧富分化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有富必有貧。因此，孔子強調在富裕的環境中，要講究“儉”、“約”，做到“欲而不貪”；而在貧困的環境中，又要能夠安貧樂道。齊景公向孔子請教治國之策時，孔子說：“政在節財”（注：《史記·仲尼世家》。）。孔子還說：“奢則不孫，儉則固”（注：《論語·述而》。）；“以約失之者，鮮矣”（注：《論語·里仁》。）。這些都是告誡統治者為政要講究儉、約，只有這樣，統治才會鞏固。當個人生活貧困時，孔子要求人們做到“君子固窮”，處之泰然。孔子稱贊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連連贊嘆：“賢哉，回也”（注：《論語·雍也》。）。孔子一生歷盡艱險，有過陳蔡斷糧之苦，他自己也是勤儉節約的典范，對于“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這樣的貧困生活，亦能安之若素，并自認為“樂亦在其中矣”（注：《論語·述而》。）。相反，“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孔子認為“未足與議也”（注：《論語·里仁》。）。孔子這種淡泊名利、安于貧困、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孔子的義利觀建立在其“仁”學基礎之上，因此，他強調以國家、百姓之利為義。孔子強調“修己以安百姓”（注：《論語·憲問》。），強調“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如果一個人只關心個人私利，則為“不義”，他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注：《論語·憲問》。），對于那種“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注：《論語·陽貨》。），“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注：《論語·衛靈公》。）的只圖個人安逸，不思國家人民利益的生活，孔子認為“難矣哉”，即說想不生禍患是很難的。孟子繼承了孔子的義利觀，并把它升華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注：《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境界，甚至認為當生與義發生沖突，不能兩全時，寧愿“舍生而取義者也”（注：《孟子·告子上》。）。
　　　　（二）“均無貧”的分配觀
　　孔子主張社會財富的分配要合理調均。他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貧）而患不均，不患貧（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論語·季氏》。）。意思是說，不怕貧困，就怕分配不均；不怕人民少，就怕不安定。分配均勻，就沒有什么貧困，人際關系和諧，就不會孤立，社會安定，就不會有國家傾覆的危險。聯系到今天，有的人發財致富了，腰纏萬貫，卻偷稅漏稅，吃喝嫖賭，胡作非為，即是明證。孔子告誡統治者要注意“均”的分配原則，防止大富大貧的兩極分化。西漢儒學大師董仲舒是這樣闡釋孔子“均無貧”思想的，他說：‘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圣人則于眾人之情，見敵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注：《春秩繁露·度制》。）。如果社會財富分配失均，則部分人大富，多數人大貧，大富則驕，驕則殘暴，欺壓百姓，激起民憤。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饑寒交迫，逼上梁山。所以，分配不均，大富大貧，是社會動亂的根源。統治者要合理調均，使富者足以顯示其高貴而又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家糊口、養生送死而無憾無憂，不至于為盜，社會才可以安定而不至于傾覆。孔子在《大學》里進一步說“財聚則民散”，意思是財富過于集中，分富分化，人民就會流離失所，國家就有滅亡的危險。
　　宋代鴻儒朱熹對于孔子的“均無貧”思想卻有另一番理解，他說：“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注：朱熹：《論語集注》。）。意即財產的分配要與身份等第相適應。事實上，春秋時期，周天子基本已無土可封，徒有其名，而眾多的諸侯列強，其領地已大于王畿，許多諸侯國的公室領地，又普遍小于諸侯國內強宗大族的私家采邑。由于這種財產分配關系日益紊亂，造成諸侯國內權利之爭日益激烈。孔子說的“均”與“安”，就是要人們安分守己。例如晉國在經歷了一段動蕩不安的政權之爭以后，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達19 年之久的公子重耳終于回國奪取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號令重新確定等級名分，規定“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希望從此“政平民阜”（注：《國語·晉語四》。），即孔子所說的“均”與“安”。然而，晉文公重耳在生之時既已“患貧”，他去世之后，晉國的卿大夫就更為財產與權力而爭奪不休，并沒有實現所謂的“均”與“安”。
　　隨著奴隸社會的井田制的破產和私有土地的出現，社會財富不斷地進行著再分配，貧富分化必然日益加劇，奴隸社會的等級分配制度也必然被打破。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滅亡，無不是從貧富分化、財富集中而發端的，而新的王朝的建立，又無不是從對社會財富和權力的再分配、對老百姓的休養生息開始的，這是以武力手段對貧富分化的遏止和對社會財富的調均，只不過這種武力調均實在令統治者難以忍痛。孔子的“均無貧”思想是希望用和平的手段，通過統治者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和對人們實行道德教化來實現對社會財富的合理調均，防止極富極貧，因而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孔子“均無貧”的思想富有理想主義色彩，其最高境界是全社會拋除私有觀念，共建“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社會。
　　　　（三）輕斂薄賦、休養生息、富民養民的民本思想
　　“君”和“民”是相互對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統一體，孔子通過對古代歷史的解讀認識到了這一矛盾統一體，他從桀滅紂亡的悲劇中看到了人民的偉大力量，因此，孔子的經濟思想中蘊含著相互的民本思想。他以“仁愛”為基點，強調統治者應以愛民為先務。而愛民不能只空談心性，必須把富民放在為政的首要位置。孔子告誡子貢，為政之道，先要使老百姓有充足的糧食，其次再修治武備，這樣，人民自然就會對政府充滿信心。他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注：《論語·顏淵》。）。魯哀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政有使民富且壽”（注：《說苑·政理》。）。孔子希望統治者要“養民”、“富民”、“惠民”，要遂民之欲，足民之求，興民之利，使老百姓能夠“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養生送死無憾”。孔子認為，民富與君富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他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論語·顏淵》。）
　　如何才能富民呢？孔子在提倡大力發展生產的同時，還要求統治者減輕剝削，實行輕斂薄賦、休養生息的統治政策。魯哀公向孔子求教為政之道，孔子說：“薄賦斂則民富”（注：《說苑·政理》。）。哀公在位時，年歲荒歉，國用不足，于是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請教解決困難的辦法，有若回答說：“盍徹乎？”（為什么不實行稅田十取一呢？）孔子對那些“苛政猛如虎（注：《禮記·檀公下》。）”的殘暴統治者深惡痛絕，對其弟子冉求幫助季氏搜刮民脂民膏的丑事耿耿于懷，鼓動他的弟子們“鳴鼓而攻之”。
　　　　（四）“先富后教”的可持續發展觀
　　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以物質文明的發展為基礎，而教育文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可以鞏固和推動物質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物質和意識的辯證關系。因此，大力發展教育，是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保障。孔子認識到解決了人們的吃飯問題之后，抓教育就是統治者該做的頭等大事。子貢問政，孔子說：“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注：《說苑·政本》。）。孔子周游列國到達衛國時，正好冉有為他趕車，孔子說：衛國的人口真多啊！冉有問：人口多了，再怎么辦呢？孔子說：“富之”。冉有又問：富了之后又怎么辦呢？孔子說：“教之”（注：《論語·子路》。）。面對物質文明的不斷發展，而人們的道德素質卻每況愈下，嚴重地阻滯著物質文明的進一步持續發展。為了一己私利，人們可以不講道德，互相傾軋，上下僭越，見利忘義。因此，孔子主張“先富后教”，特別要注重道德、倫理教育，以“仁義”作為其教育的基本精神，以“禮樂”作為其教育的主要內容。孔子還主張“有教無類”（注：《論語·衛靈公》。），打破教育的界限，通過普及教育提高全體人們的道德素質，從而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環顧今日世界，經濟的騰飛與教育的發展是相伴而行的，凡屬經濟發達的國家，其教育也令人稱羨，而教育落后的國家，其經濟也必然落后于人。
　　　　　　二
　　孔子的經濟思想在中國二千多年歷史長河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即使在科技發達、經濟繁榮的今天，孔子的經濟思想仍然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的突飛猛進，就和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有著緊密的聯系，西方學者盛贊東亞的“儒家文明”，譽之為無可匹敵的文化動力。因此，如何重新看待孔子，充分挖掘孔子經濟思想的合理內核，把它轉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強大動力，成為跨也紀的中心課題。孔子的經濟思想啟示我們：
　　　　（一）要敢于求利、求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以市場為杠桿，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全體人們的共同富裕。正如管仲所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饑寒并至而能無為非者寡”、“溫飽并至而能不為善者希”（注：王充：《論衡·治期》。）。如果違背人民的利益，而空談什么政治和理想，都只可能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是只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樓。鄧小平多次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注：《鄧小平文選》卷3，第373頁。）。只有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巨變，都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妥善處理好人民的生活利益而引起的。
　　　　（二）要合理求利、求富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仍是法治經濟，必須服從國家法律的調控。計劃經濟時代，由于政企不分，國家對經濟干預過多、統得過死、管得過細，以至扼殺了經濟發展應有的活力，嚴重制約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市場為杠桿，以競爭為手段，經濟的發展依價值規律而運行，國家必須從法律的角度進行宏觀調控，以確保市場競爭在公平合理的狀態中有序運行。在我國，《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明確指出，行為人從事經濟活動，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有的經濟主體“放于利而行”，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大量制假售假，偷稅漏稅，坑蒙消費者，甚至為了一己私利，不惜違法亂紀，破壞人類的生態環境，而有的主管部門、執法機關鼠目寸光，實行地方保護主義政策，結果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嚴重的損失。
　　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倫理的支撐。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理性的社會秩序和人文環境，適當的道德倫理精神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牽引和價值效能。所謂“論語加算盤”，就是用孔子的儒家倫理道德思想來指導經濟活動，用合乎倫理道德的方式來發展經濟，在經濟活動中講求和遵循道德規范，實現功利與道義并存，倫理與經濟合一。孔子提出的誠信、敬業樂群、“見利思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論語·衛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注：《論語·雍也》。）等思想無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必須遵守的基本道德規范。
　　孔子主張“先義后利”、“義然后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律和道德就是“義”。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提倡并確認道德為立國之本，認為欲求建立正直而和諧的社會，必須弘揚孔子所代表的中華文化精神。在1991年的“世界華商大會”上，李光耀就華商成功的秘訣發表了精彩的講演，他認為，是儒家文化的價值觀促成了華商的成功。在我國，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指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緊密結合改革和發展的實踐，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引導人們正確處理競爭和協作、自主和監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等關系，反對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形成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個人合法權益的社會主義義利觀，形成健康有序的經濟和社會生活規范”。
　　　　（三）允許“先富”、致力“共富”
　　孔子鼓勵人們追求富貴，但是，每個人不同的勞動素質和環境資源決定了人們不可能首先實現“共富”，因此，孔子又鼓勵貧困者們安貧樂道。當然，孔子也有一個“共富”的理想，那就是“大同”理想社會，但這僅僅是一個五彩斑斕的夢想，孔子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通往“大同”理想之路，因而孔子的“共富”也不可能實現。孔子的“均無貧”思想雖然提出了對社會財富實行合理調均，以免出現大富大貧的現象，危害社會穩定。但是，從孔子的政治理論來看，孔子主張的是宗法等級觀念，其“均”無非是宗法等級制度下的“各得其分”、“上下相安”的“均”。在私有制社會里，孔子看到了貧與富、先富與共富的矛盾，但是他始終無法解決這一矛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特點是市場競爭，必然有優勝劣汰、先富后富，這是正常的，不是私有制社會的大富大貧、兩極分化。鄧小平指出，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其它人富裕起來，最終實現共富。對于先富的一部分，國家在積極支持鼓勵的同時，通過課之以稅收等辦法進行合理調均，對于比較貧困的、后富的一部分，國家則有計劃地進行扶貧幫困，幫助他們脫貧致富，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四）必須堅持以科教興國
　　孔子強調“先富后教”的可持續發展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尤其應該以科技為動力，走科教興國之路。雖然教育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有時是隱性的、間接的，難以立竿見影，但是它對社會所產生的推動力是巨大的、持久的。如今，知識經濟逐漸成為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正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人們在努力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更是越來越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實現經濟與教育的良性互動。
　　此外，儒家倫理中很多道德規范對于今天的企業管理仍具有現實意義。孔子主張以禮待人、禮賢下士，長對幼要寬厚謙和，下對上要忠誠，這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同現代經濟管理中的人群管理、情感投資、道德激勵是相通融的。孔子思想中取之有道的合理謀利思想，仁民愛物的情感關懷，講信修睦、敬業樂群的道德品質，沉勇剛毅、勤奮節儉的人生態度，以和為貴、以禮待人的良好風尚，都是現代經濟活動中必須遵循的基本精神。
　　收稿日期：1999-02-03
益陽師專學報75～78F11理論經濟學易永卿19991999孔子以“仁”為基點，以“義”為原則，以實現“民之所利”為目標的經濟思想，包括“見利思義”的義利觀，“均無貧”的分配觀，富民養民、先富后教的可持續發展觀等內容，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極可寶貴的思想資源，值得借鑒。孔子/經濟思想/現代轉換易永卿　　　　　　益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講師，湖南·益陽，413049 作者：益陽師專學報75～78F11理論經濟學易永卿19991999孔子以“仁”為基點，以“義”為原則，以實現“民之所利”為目標的經濟思想，包括“見利思義”的義利觀，“均無貧”的分配觀，富民養民、先富后教的可持續發展觀等內容，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極可寶貴的思想資源，值得借鑒。孔子/經濟思想/現代轉換易永卿　　　　　　

網載 2013-09-10 21: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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