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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晚清維新派到孫中山和毛澤東，在一代代中國人的現代化探索中，鄧小平作出創辦經濟特區的偉大決策，并要求經濟特區“殺出一條血路來”，要通過特定的區域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她所肩負的使命概而言之正是演繹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經過19年的發展，深圳的經濟總量已位居全國大中城市前列。深圳從總體上看，已接近基本實現現代化。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在實現現代化的征途中，深圳所走的無疑是一條成功之路，對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諸多的啟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制度選擇大體上襲用了蘇聯模式，它雖然超越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以維護少數人利益為基石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但對市場經濟則持否定態度，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的改革開放，意味著我們要重新選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制度模式，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一場偉大的社會試驗。在這場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歷史性的社會試驗中，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担當著“排頭兵”和“試驗場”的重任。在經濟改革方面，深圳特區走的是一條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以市場培育為條件，以社會保障為依托的改革道路。深圳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就是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的重點始終是圍繞如何塑造市場主體，推進國企改革這個中心進行的。深圳國企改革最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1、在指導思想上，堅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深圳市不僅重視和支持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而且鼓勵和支持非國有經濟在深圳成長和發展。只要是在深圳落戶的企業，均被視為是深圳的企業，都是深圳經濟的增長點，都是深圳稅收的重要來源，都是深圳勞動就業的重要渠道。通過多種所有制企業的共同發展，形成不同所有制企業互相競爭、互相促進的良好局面。2、 在調控措施上，探索和建立三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制度，解決所有者的缺位問題。第一層次為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該層次實現了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的分離；第二層次為資產經營公司，該層次實現了資產經營職能與企業行政管理權的分離；第三層次為企業，該層次實現了國家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3、在管理方式上，突出“管少”“管精”“管好”。“管少”是指除在公益性、壟斷性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和領域保持直接控制或間接控制外，其他行業的企業都可以放開經營。“管精”就是要在提高國有資本運營質量、提高企業素質上下功夫，通過合理調配資金、優化資源配置，集中發展重點扶持的企業和項目，達到收縮戰線、集中發展的目的。“管好”就是要轉變政府的職能，完善各項配套措施，構建適合企業發展的軟硬環境，切實為企業做好服務。4、在企業內部，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制定和貫徹董事會工作條例、總經理工作條例、監視會工作條例、黨組織工作條例和工會工作條例，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界定各自的責任和權利；頒布實施了《深圳市國有企業經營者年薪制暫行規定》、《深圳市國有企業內部員工持股暫行規定》，在企業內部逐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競爭機制、壓力機制和約束機制。5、 在“市場化”的改革進程中，深圳市始終重視培育生產資料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要素市場，目前已形成功能齊全的市場體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為國企改革進一步創造寬松的環境，深圳按照黨管干部與《公司法》相一致、管事與管人相一致、干部下管一級的原則，在全國率先進行了下放國企領導人員管理權限，培育經理人才市場的探索。6、改革必然帶來利益調整。為了確保改革的深入，確保社會的穩定，深圳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始終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深圳市已形成了醫療、養老、失業、工傷、社會共濟為基礎的社會保險體系，基本實現了“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傷有所償、難有所濟”，為經濟體制改革穩步有效地向縱深推進提供了堅實保障。
　　經過19年的改革探索，深圳已初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近二十年來，深圳的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快速、健康的發展，其原因可以總結為很多條，而最根本的動因則在于堅持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從而找到了沖破計劃經濟低效的根本出路。
　　　　　　創新是工業化的捷徑
　　中國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并向后工業社會轉變時開始自己的現代化進程的。深圳作為一個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后發展地區，其現代化之路并沒有走傳統工業化的道路，而是另辟新徑，以加速的方式通過工業化實現現代化。格爾申克隆指出，在工業化過程中，后進國家無需自己建立技術，可以利用“借用技術”的手段，推進工業化的加速進程。深圳的工業化道路正是跳過傳統工業化的具體發展階段，推進了工業化的加速發展。那么這種工業化的加速器在哪里呢？早在本世紀初，約瑟夫·熊彼特就提出了獨特的“創新理論”，他認為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經濟發展”就是不斷實現這種“新組合”。熊彼特去世以后，一些西方學者對創新理論作了若干補充和發展，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創新”；一是“制度創新”。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制度含義非常廣泛，不僅包括社會制度，而且包括生產組織和經濟體制。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及以后的發展，在深圳的現代化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深圳的工業化正是緊緊依靠“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這兩個推進器而展開的。深圳在大力進行以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的“制度創新”的同時，著力推進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的技術創新，以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來推動深圳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深圳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第一經濟增長點和第一生產力，通過政府積極推動和引導，營造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良好的綜合環境，同時充分發揮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經營機制優勢，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的應用研究開發體系，走出一條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新路子。技術創新使深圳的經濟增長方式朝著高質高效的方向轉變。到1998年底，深圳市工業總產值達到1948億元，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值655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35.4％，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深圳工業化的主要推進器。
　　技術創新已成為深圳現代企業成長與發展的基石。由于企業中的技術創新，不斷提高了企業產品的性質和質量，同時降低了制造過程中的物質消耗，使深圳涌現了一大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名牌企業，如華為、中興通訊、康佳、希捷科技等。
　　技術創新加快深圳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深圳技術創新工作遵循一手抓自主開發，一手抓對外引進的方針。深圳對國外高新技術企業的引進卓有成效。現在，全球500強跨國公司已有17 家在深投資興辦高新技術企業，在深投資高新技術產業的大型跨國公司已有30余家，外資高新技術企業的設立，帶動了深圳產品的出口，促進了深圳的外向型經濟發展，也給深圳培養了人才，帶來了信息，加快了深圳進入世界市場和走向國際性城市的進程。
　　技術創新調整和優化了產業結構，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推進了城市化進程，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了更多的剩余勞動力，進而更快地加快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步伐。
　　鄧小平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深圳的實踐證明，現代化是和工業化、城市化、機器大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工業化是任何一個國家從傳統經濟過渡到現代經濟的必由之路。工業化本身不可以超越，但產業發展的具體階段可以超越，其超越的基本手段和條件是技術的引進和自主創新。因此，科學技術的創新與發展是實現工業化的跳板，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發動機和推進器。
　　　　　　克服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　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廣泛、深入的社會變革，意味著社會必須從原先已經形成嚴密體系的產品經濟、計劃經濟乃至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狀態向既合乎市場經濟通則又體現社會主義價值精神的新經濟體制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舊的價值系統、行為規范依然存在，但又處在解體過程而失去約束力，新的價值系統、行為規范已經孕育、誕生但還很幼弱，也遠未能對全社會發揮其約束效能。價值多元，行為多軌，給失序、失衡、失范狀態的孳生泛濫提供了生存空間。
　　當今深圳的社會發展，從總體上看是處于有序和協調發展的狀態。但由于尚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階段，深圳的社會卻又不可避免地因“不成熟”而產生某些不如人意的東西。這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權力結構的失序現象。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原先異常嚴密的行政權支配一切的控制和協調系統已無法照舊有效地運轉，權力下放既給基層組織和企事業單位注入了活力，卻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經濟利益的區塊化和部門化，從而導致權力系統的板塊性脫落和板塊之間互相阻隔與摩擦。此外，由于價值多元，在欠規范的市場經濟和原始積累所持有的投機性、冒險性面前，尋租現象時有發生。
　　二是經濟秩序的失衡現象。深圳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程中由于市場體系發育的不平衡，曾出現過經濟運行的雙軌、多軌、甚至無軌狀況，從而給制假販私、偷稅漏稅、撕毀合同等提供了縫隙。由于宏觀調控體系不健全，市場秩序不規范，在產品市場尚未完全開放、發育不良的情況下，亦曾出現由于急于開放股票市場、期貨特別是外匯期貨市場而造成股市風潮和外匯期貨市場的混亂，給股民和國家造成經濟損失。此外，由于一定范圍內經濟生活的失序而扭曲了價格信號，妨礙了公平競爭，從而助長了違法和投機行為，加大了生產和流通的成本，妨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是道德生活的失范現象。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出現了所謂價值迷失、信仰失落、行為失范現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縱欲主義在一些人當中有所抬頭。
　　在現代化進程中，這種失序、失衡、失范現象的出現，是特定經濟發展階段即轉型時期的體制現象，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這是現代化進程中必然會經歷的一個陣痛期。在這一時期，必然會伴隨一些社會的負面效應，要完全避免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法制，規范市場秩序，加強思想教育，逐步消除它大量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環境，把它的危害減少到最低程度。
　　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然而共同富裕的實現必須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為前提，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動力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就必須建立市場經濟。19年來，深圳由于政策和地緣等獨特的優勢，又得改革開放之先，比之內地的中西部地區，發展更快，并造成資金、勞力、人才、信息、資源向深圳集聚，使得深圳與內地經濟發展的差距增大。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又是我國絕大部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區域發展的失衡問題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與此同時，隨著深圳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深圳人的生活水準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并一樣。經濟基礎好的關內特區比經濟基礎差的關外新區提高的多，私營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外資企業職工比國有企業職工提高的多，效益好的行業、企業比效益差的行業、企業提高的多，城市比鄉村提高的多。此外，由于市場發育的不健全，機制的不完善，造成了一些非法經營牟取暴利的新的暴富群體，加上地下經濟以隱蔽的方式將財富在社會成員中轉移，使市場主體在資源利用上具有的優勢不能在分配上得到體現。
　　但是，深圳的經濟發展并沒有使社會群體形成兩極分化，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3，與標準值持平。 較為成功地實踐了鄧小平先富帶后富理論。深圳實施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的舉措主要有：一是積極探索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職工內部員工持股制等公有制實現形式，在產權改革中將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統一起來。這些經濟形式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相結合的分配方式，有利于勞動者長遠利益，較好地把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結合起來，不僅在解決效率問題上有著重要作用，而且在解決“公平”問題上有著特殊的意義。二是利用財政轉移支付手段，扶持后發地區，推進共同富裕。一方面主動承担全國和全省性的扶貧任務。近幾年來，深圳支援老區山區災區款額達11億多元，其中利用合作發展基金近7億元，扶持項目近3000個。僅對貴州地區捐款就達1.4億元。此外還向內地直接投資150多億元，興辦了1500個項目，實施開發式扶貧。另一方面，對于本市欠發達地區實施“同富裕工程”，即對市內欠發達地區實行市區鎮三級共同扶持的政策。三年來，該工程無償投入資金近19億元，安排基礎設施項目400多個，興辦各類企業900多家，使全市近八成欠發達村脫貧。三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照顧脆弱群體。深圳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鄧小平先富帶后富理論的正確性，同時也說明，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兩極分化是可以避免的，但不平衡發展不可避免。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不可動搖。
　　
　　
　　
光明日報京⑧F14特區經濟與港澳臺經濟吳忠/劉征兵19991999 作者：光明日報京⑧F14特區經濟與港澳臺經濟吳忠/劉征兵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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