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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中國現代性發生，傳統社會解體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陷入了一種生存困境，同時也開始了漫長的身份認同的歷程。由于知識分子是現代性的載體，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歷程可以解釋現代性在中國的命運。
　　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基于三個層面，即對家族（祖先）的社會認同、對國家（皇帝）的政治認同和對儒教（孔子）的文化認同。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也是傳統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礎。中國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民間社會，傳統民間社會實際上就是家族。傳統知識分子不是獨立個體，也沒有社會活動的空間，而是家族成員，他們沒有從家族中分離出來。傳統知識分子不僅在家族中生長，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盡孝，延續家族事業是他們的最基本的職責。如果不能出仕，就做鄉紳，為家族服務。如果出仕，是代表家族為國效力，光宗耀祖。將來致仕，就榮歸故里，造福桑梓。總之，家族是最后的歸宿，不僅在生活意義上，而且在精神意義上都是如此。傳統知識分子可以沒有國，但不能沒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時，往往就回到家族去，從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謂歸隱，實際上是回歸家族。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是“內圣外王”，“內圣”是“修身”，而“齊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礎，最高理想是“治國”、“平天下”。因此，國家成為傳統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這種“外王”理想不僅僅是一種功利行為，由于它與“內圣”聯系起來，因此也是一種最高的人生境界。
　　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學說幾乎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全部知識來源，它既是一套道德—政治學說，又是一種信仰體系（所謂“內在的超越”），沒有發生形上與形下、經驗與超驗的分化，也就是所謂“天人合一”、“體用不二”的準哲學和準宗教。儒家學說不僅論證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為知識分子提供了終極價值。這就是一種“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動（齊家、治國）具有了神圣的意義。在傳統社會里，往往有一個最高的權威即“卡里斯瑪”，成為整個民族的信仰。中國傳統社會的“卡里斯瑪”是家族（祖宗）——國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體，中國知識分子也是這個“卡里斯瑪”的信仰者和論證者，同時也在這三個層面上實現了自我認同。
　　現代性是一個“祛魅”的世俗化過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卡里斯瑪”解體，傳統家族、國家、儒教被摧毀，“圣”淪落為俗。
　　現代性的發生，意味著家族的解體和家族權威的衰落。由于外國資本的入侵和國內資本的產生，社會化的商品經濟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經濟，現代城市興起，造成農村破產，家族解體。同時，現代知識分子產生。他們雖然大多數出身于農村，但不可能再返回農村，而是脫離家族，流入城市，成為城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識分子發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們倡導個性解放、平等自由，首先就是反對家族制度，家族主義因受到個性主義的沖擊而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引起廣泛的共鳴，就在于抨擊了舊的家族制度，謳歌了個性解放。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變成了罪惡的淵藪，祖先這個民間的“卡里斯瑪”也失去了魔力。知識分子因此脫離了家族的羈絆，獲得了人格的獨立。
　　現代性的發生，也摧毀了傳統國家，致使君權崩潰。在西方列強的打擊下，傳統國家日趨衰微，君主權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變法和革命發生，傳統的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1905年清政府被迫廢除科舉考試制度，斷絕了知識分子與國家的聯系渠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體，而且也打倒了皇帝這個政治“卡里斯瑪”偶像。從此，中國知識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從國家的束縛下得到解放，變成了自由知識分子。
　　現代性作為現代理性精神，也摧毀了儒教。儒學不僅由于傳統社會的解體而衰落，而且在西方傳入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沖擊下瓦解。五四新文化運動舉起科學、民主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學是傳統的倫理思想體系，缺乏科學精神，因此科學主義乘虛而入；儒學泯滅個體價值，因此被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產生，他們不是私塾中讀四書五經出來的舊士子，而是國外或國內洋學堂里培養出來的城市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由儒家傳統學說變成現代科學和人文知識。對孔子的批判毀滅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卡里斯瑪”偶像，使其失去傳統思想的約束，獲得精神的自由。
　　在現代性的沖擊下，中國知識分子掙脫了傳統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獨立個體的身份。他們環顧世界，不免感到陌生、焦慮和彷徨，不知道從哪里來，向哪里去，發生了所謂身份認同危機。身份認同危機包括社會認同危機、國家認同危機和文化認同危機，這是全面的生存危機。正是為了擺脫這三重危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自己的現代尋根。
　　家族的解體和家族主義的衰微，使新知識分子獲得了自由。但是，這也造成了個體生存的危機和社會認同的危機。外國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可以走進社會，從事自由職業；而中國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卻很難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因此，魯迅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只是中國的問題，而不是西方的問題）因為傳統中國沒有市民社會，只有家族即傳統民間社會；而由于市場經濟極不發達，傳統中國的解體并沒有立即創造出一個市民社會，沒有給新知識分子留下一個足夠的生存空間。新知識分子不能回到傳統家族中去，又無法在市民社會中立足，難以找到固定職業，于是成為一群社會“流民”。這種生存狀況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認同的問題，即知識分子能否融入社會并成為社會的積極成員的問題。顯然，成為社會流民的知識分子只能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而不能成為積極的建設力量。成為社會流民的知識分子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據，它原來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現在本應由市民社會來承担，卻由于市民社會發展的受阻而喪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價值危機，孤獨的個體無所附麗，價值選擇就失去了根據。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根本原因。
　　由于缺乏民間社會的生存空間，他們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領域。傳統士子可以經科舉考試進入政治領域，成為國家的工具，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知識分子便喪失了晉身之階，與國家分離，成為失去依托的孤獨個體。雖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政府，以后國民黨政府也建立了公務員考試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亂，就總體而言，還缺乏知識分子從政的正當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形成一個發達的公共社會，各種社會組織、團體、政黨和輿論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識分子沒有正常的參與政治生活的渠道。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識分子身上并沒有消失，而是轉化為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這種政治熱情受到壓抑，于是，他們只能以造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成為革命知識分子。這就是說，傳統國家（皇帝）的偶像被摧毀，新知識分子發生了國家認同的危機，他們與國家政治體制相分離、相抵觸，成為政治的“流民”。而革命既是與國家分離的表現，也是重建新國家以達到與國家融合的努力。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本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要是“專門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初是抱著實業救國的志向或職業的興趣選擇各種學科的，但由于市場經濟的落后而難以成為自由職業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驅使，于是他們就放棄自己的專業和職業，由“專門的知識分子”轉化為“普遍的知識分子”，即啟蒙知識分子和職業革命家，如魯迅、郭沫若棄醫從文，胡適由學農學而改學哲學等，其他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更成為職業革命家。在中國，“普遍的知識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因為啟蒙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很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運動，本來胡適等人抱定“二十年不談政治”，專注于思想文化建設，這是一種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表明了對國家的獨立性。但僅僅過了數年，思想啟蒙就轉入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機和社會問題的緊迫性外，也由于公共社會沒有成長起來，啟蒙未能收到廣泛的社會效果，大眾仍然沒有覺醒，從而激發了知識分子的急躁情緒，最后很快放棄啟蒙而投入革命。而胡適等人雖堅持啟蒙，但已經把重心轉向當政府的“諍友諍臣”，結果碰壁。
　　儒教的毀滅，也導致新知識分子的文化認同危機。這種文化認同危機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現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進科學、民主，只是在“用”的層面重建中國文化，忽略了對“體”的層面的引進和重建；而由于傳統的“道”的失落和新的“體”的缺失，導致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學、民主可以解決社會變革問題，但不能解決終極價值和信仰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生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和對宗教的批判，都是企圖以新的“用”取代傳統的“道”、“體”，這不但沒有解決終極價值和信仰的缺失問題，反而使這個問題更加嚴重。因此，新知識分子對現代文化的接受就隱含著危機。他們的終極追求受到壓抑，而科學、民主信念的正當性也缺乏終極的論證。一些留學西方的新知識分子之所以后來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如學衡派），除了民族主義之外，還由于引進的西方文化缺乏終極價值，從而導致對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彈。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教育是西方的、現代的，因此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為了啟蒙，他們引進西方文化，并激烈地反傳統。中國本土文化成了異質文化，而西方文化又遠離傳統，得不到傳統文化的“支援意識”，這就造成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失根。他們在中西文化之間、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無所適從，成為文化的“流民”。如魯迅一方面對傳統文化深惡痛絕，稱之為“吃人的宴席”，主張“別求新聲于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個民族主義者，對西方文化極為排斥，寫于五四時期的小說《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就透露出這種潛意識。他由五四時期的西化轉為革命時期的反西化，也體現了新知識分子的這種文化漂流狀況。
　　新知識分子在現代性進程中發生身份認同危機，成為“社會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就必然產生一種現代性焦慮，這是新知識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狀態。中國現代性的精神氣質，從全民族方面看是怨恨（民族的與階級的怨恨），從知識分子方面看則是焦慮，這與知識分子的反思能力和超越追求有關。從表面上看，新知識分子的革命選擇是基于現實功利目的——救國救民，與形上追求無關，但實際上更深刻的精神動力是獲得終極價值和重建生存家園。現代性焦慮是生存性的危機感，首先是由于脫圣入俗而產生的恐懼和憂慮。新知識分子在現代性的沖擊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由得茫然失措。魯迅是值得研究的典型的個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經有一段苦悶、彷徨，這不僅僅是由于找不到救國救民的道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現代性面前的生存性的焦慮。他對人生有一種深刻的懷疑，潛藏著一種悲觀主義的哲學，這種懷疑和悲觀幾乎終其一生伴隨著他，不論是在信仰激進自由主義的五四時期，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時期，這種焦慮都沒有完全消除。魯迅的深刻之處就在于他沒有掩飾和抹殺這種焦慮。現代性焦慮還表現為知識分子對現代性既渴求又充滿疑慮。由于對現代性的渴求，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對于各種西方現代思潮和“主義”采取拿來主義，不管是自由民主主義還是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年中國學會”都是如此。同時，他們對現代性又充滿疑慮，因為中國的現代性意味著脫圣入俗，意味著終極價值的失落，意味著反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接受西方（而且是壓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識分子的政治信仰也是多變的，這種改變基于對現代性的不信任。如處于新舊知識分子之間的梁啟超就曾主張過保皇主義（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主主義（辛亥革命后至五四運動前）以及保守主義（五四運動后）；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也都改信過各種主義，最后才選擇了共產主義。正是基于這種現代性焦慮，才導致新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選擇了現代性，五四以后又選擇了反現代性，從而使中華民族和知識分子本身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坎坷命運。
　　中國現代性的歷史，就是知識分子尋找生存家園的歷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義的破產，新知識分子離開家族走向社會；而由于民間社會尚未形成，他們成為無家可歸的社會流民。于是新知識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革命隊伍中找到了新的“家”。許多新知識分子家境很好，是出于愛國愛民的信念才參加革命的，但找到社會歸屬感仍然是重要的動機。革命隊伍的核心是革命政黨，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黨，后者僅僅是世俗的政治組織，黨員保留著獨立性，而前者則是神圣的“家族”，黨員和革命隊伍的成員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個體完全融入集體，“把一切獻給黨”；由于黨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入黨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義，從而找到了生存的意義。這就是說，在革命隊伍里新知識分子獲得了新的社會認同。
　　由于新知識分子與國家分離，從而失去了“外王”理想，他們就在革命斗爭中摧毀舊的國家，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并重新獲得國家認同。這個新的國家就是前蘇聯社會主義提供的樣板。革命是新知識分子取得與國家一體化的唯一途徑，在革命中知識分子獲得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從而結束了自己政治流民的歷史。新知識分子在革命斗爭中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這種政治理想是與共產主義相聯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終極價值，達到了“外王”與“內圣”的一致。
　　傳統文化的瓦解，導致文化的脫圣入俗，新知識分子喪失了文化認同，成為文化流民。他們不可能向宗教和形上哲學中尋求超越，這是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特征決定的。于是，新知識分子就開始尋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一、體用不二的文化。前蘇聯傳入的革命理論即東方化的馬克思主義，一方面以最高的科學和最先進的意識形態的身份與現代性相銜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義的品格即共產主義學說重建了革命的“體”和“道”，從而具有了形上的意義。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在1918年11月15日發表于《新青年》5卷5號上的《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報》文章的話：“BOLSHEVISM實是一種群眾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有了BOLSHEVISM于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并指出：“這話可以證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群眾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運動所風靡。”在與眾多的西方現代性思潮的斗爭中，特別是與三民主義的斗爭中，馬克思主義能最終取得勝利，它的理想主義品格和終極關懷功能是重要原因。新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實踐馬克思主義，不僅實現了救國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從而獲得了文化認同。
　　以上可以看出，中國新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回應經歷了肯定和否定的歷史回合：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與五四時期接受了現代性，導致脫圣入俗和知識分子身份認同的危機。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識分子以反現代性的方式進行了重建社會、國家、文化的努力，并重新獲得了自我認同。在建國后，進一步完成和強化了這種反現代性的建構。
　　在建國后，按照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建立了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其基本性質是國家與社會不分，國家對社會生活施行全面控制，包括經濟上的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政治上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以及文化上的意識形態一元化等。這就重新建構了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生活世界，知識分子在這個生活世界里完全被同化了，他們也認同了這種存在。
　　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民間社會的存在，家族也被消滅（國民黨通過農村破產和城市化有限地消滅了家族，共產黨則通過土地改革和集體化徹底地消滅了家族），取而代之的是“單位”。單位不僅是生產單位，而且是國家的細胞、人民生活的共同體，它在黨政機構的直接領導下，集國家的幾乎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國家管理成員的經濟生活（生產以及一切社會服務等）、政治生活（通過黨組織進行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和監督階級異己分子）、執行法律（治安保衛甚至有送勞動教養的司法權力等）以及文化生活（工會、青年團、婦聯等主要工作）。每一個人都要屬于一個單位，工人屬于工廠，農民屬于人民公社，干部屬于機關，知識分子屬于文化教育等事業單位，就是沒有工作的人也有相應單位管理，如學生屬于學校，家庭婦女屬于街道居民委員會。這樣知識分子就結束了社會流民的歷史，成為單位的一分子，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單位是國家的細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識分子融入單位就得到了歸屬感、神圣感，產生了一種忘我的集體主義意識。在單位體制中知識分子獲得了社會認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園。但是，這是以犧牲知識分子的特性為代價的，他們不再是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單位的屬人。
　　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知識分子主要是作為小資產階級成為人民中的一部分。同時，知識分子憑借自己的知識獲得了“國家干部”的身份，雖然低于黨政干部，但高于普通人，而且少數人改造好了還可以入黨，轉化為黨政干部。這樣，知識分子就結束了政治流民的身份，獲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想是獲得這種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徑，為此知識分子也經歷了各種磨難，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畢竟獲得了國家認同。這種認同是與共產主義的神圣使命相聯系的，因此具有超政治的意義，它成為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最高理想。國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國知識分子為什么能被“洗腦”，為什么無怨無悔地認同社會主義。他們不明白，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社會主義意味著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意味著實現了“內圣外王”的使命。
　　建國后，通過思想改造和學習教育，知識分子實現了由自由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從而獲得了新的信仰。與革命知識分子不同，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這是唯一的現實。同樣的是，他們大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是虔誠的，對自由主義的清洗是徹底的。支撐著他們的除了救國救民的使命感外，還有崇高的終極價值的追求，在儒教和宗教都徹底消失的文化中，馬克思主義是唯一能夠給予他們神圣意義的學說。知識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獲得了新的文化認同，找到了新的文化“卡里斯瑪”。
　　總之，經過長期的追尋，中國知識分子終于獲得了身份認同，包括社會認同、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這就是以單位（集體主義）——黨和國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位一體的新的“卡里斯瑪”。這種身份認同是對現代性帶來的生存危機的逆向反應。但歷史并沒有到此終結，一方面傳統社會主義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它與新知識分子間也有矛盾，這一切導致它必然發生變革。傳統社會主義雖然為新知識分子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但也使他們付出了犧牲知識分子的特性的代價。這種特性就是獨立的身份、自由的思想，這是在傳統文化解體后本應確立的，由于歷史條件的不成熟而喪失了。改革開放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改造，是對現代性的全面建設，從而提供了恢復知識分子特性的歷史契機。市場經濟的興起，將形成一個民間（市民）社會，并打破人才對單位的依附和國家對人身的全面控制，使知識分子有可能成為自由職業者，獲得獨立身份，得到新的社會認同。政治改革將推進民主化進程，并形成一個公共社會，從而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生活開辟空間，得到新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的變革也將使文化生活多元化，從而為知識分子的自由思考提供空間，得到新的文化認同。這意味著知識分子開始了又一場身份認同，而這是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價值取向上進行的，它實質上是對現代性的體認，從而獲得真正的自我認同。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02～106G0文化研究楊春時20072007
現代性/中國/知識分子/身份認同
中國現代性的發生，摧毀了傳統知識分子對于家族的社會認同、對于國家的政治認同和對于儒教的文化認同，使新知識分子發生了身份認同危機。中國現代性的歷史就是知識分子尋找精神家園的歷史。隨著革命及新中國的建立，這種危機得到特殊形式的解決。改革開放后，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新的身份認同。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02～106G0文化研究楊春時20072007
現代性/中國/知識分子/身份認同

網載 2013-09-10 21: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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