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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于闡釋的“終極性”
　　在我們學術研究中，很長時間以來，就有一種思路，追求對研究對象的完整的、統一的、終極的闡釋，希望通過自己的闡釋，給對象或問題找到有系統的，合乎某種邏輯，有清晰發展、變化軌跡的、甚至是最終、不可易移的解說或答案。
　　這種情況，在魯迅研究中，比較早比較明顯的是從瞿秋白開始的。把魯迅放在從滿清末年到他那時半個多世紀中國政治歷程中，用階級斗爭的理論，“界定”魯迅在這段時間經歷了二次（辛亥革命前后，“五四”——1927年）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偉大分裂”；用階級劃分的方法，對中國知識分子作了歸類劃分（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流浪人／薄海民等等），然后，在這種話語框架中，將魯迅在革命階級中的地位、作用、思想的變化，作了階級歸屬，歷史性質的定性、定位——1927年前，個性主義、進化論；1927年后，集體主義、階級論；1927年前，封建士大夫階層的逆子貳臣，1927年后“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戰士”——怎樣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最終完成屬于什么階級性質的思想變化等等。其結論的終極性、完整性、統一性是十分明顯的。
　　后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一段論述，其思路與瞿秋白一脈相承，但話語的終極性卻大大超過瞿。短短158字（包括標點符號）中，用了三個“偉大”，七個“最”，再加一個“空前”。顯然，這里對魯迅的話語已經不是對一個人，一個戰士，甚至不是對一個通常意義的“民族英雄”的闡釋了。
　　這里要指出的，作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家，他們的闡釋，有其根據和道理，而且，從政治上，也反映了魯迅某些方面的事實。
　　以上情況，早就有人觸及，我們這里主要強調的是，①這種政治結論的能指與所指關系確定，指涉明晰、肯定，其背后思路：對魯迅作統一、完整的、最終的、勿庸討論的裁定和概括。而且發言者在運用這些話語時，有著明確的代表某種力量的權威意識。②這些話語，隨著政權的確立，其權威性大大加強，在后來的魯迅闡釋中，成為普遍的，確定的原則，這樣就使這些話語的所指溢出了政治層面，魯迅作為一個人，一個復雜、矛盾的個體生命大大減化，除了政治這一層面外，魯迅在社會生活中其他方面，魯迅生命的巨大復雜內涵或被舍棄，或被誤讀，或被消解。魯迅成為某種政治、階級的象征、典型和符號，成為某種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③在這些話語之上，統治其話語和思路的是更高的思想模式和話語系統——二元對立的形上終極追求和階級斗爭學說。
　　新時期以來的20年，在幾代人的努力下，魯迅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和成就，尤其是對魯迅政治化闡釋的消解已日益為大多數研究者理解、認同。但是，與上述政治化闡釋連在一起的追求“終極化”解釋的思路（或稱研究、闡釋的范式）卻未引起足夠的注意，沒有根本的改變。
　　多數的研究者未能反省這種“終極性”思維模式背后或之上的形而上學傳統，未能反省這種模式帶來的封閉性、唯理性、盲目性以及極易與強力結合而造成霸權話語的情形。
　　西方哲學史上，從古希臘到黑格爾、馬克思，整個前現代對世界或對象的解釋，就一直存在一種形而上學終極追求的傳統。追求形而上的、總的、根本的、終極回答，從邏各斯到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到基督教的“上帝”、馬克思的“物質”，等等，總之，尋求對世界“本原”“始基”和“本質”、“終極原因”的解釋。同時，這種追求往往又和“二元對立”的框架連在一起，主／客，先／后，物／我，……語言／言語、特殊／普遍、邊緣／中心，這種人為的、排斥性的結構，更加重了“終極性”形上追求模式的確定性、簡單化和意識形態的性質。
　　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作為西方理性強大而悠長的傳統，以一種“終極性”的東西簡化世界，強調了整體的觀照、統一的模式，完整的系統、清晰的邏輯，于是在一部分人那里，整個世界和對象被先驗地把握，事物的起源和“本質”被先行預見，對任何對象或文本的闡釋、譯解成為一種“結構”或“理論”的內在模擬，一種對先行設定的意蘊和鋪排或注釋。
　　這種思路，毫無疑問，在瞿秋白以來的魯迅研究那里十明顯，他們對魯迅的解釋，實際上給出了一個凌駕魯迅研究本體之上的終極性結論，其思路就是用一個理論框架給魯迅及其思想作最終的歷史定位、定性；其話語帶來不容討論的權威性。我們建國后的幾代學人也是在西方這種理性傳統和馬克思主義系統論教育、熏陶下從事魯迅研究的：唯物／唯心；物質／精神；真理、本質、階級；個性主義、集體主義……就是大多數人得到的先在“視界”。當我們用這種“視界”及話語與魯迅文本的原初“視界”交接時，根本不能達到超越這兩種視界的更新的“視界融合”。
　　事實上，這種“終極性”思維模式，形上終極追求完全不合魯迅的文本和“人本”。魯迅一生強調一切都是“中間物”；認為，“普遍、永久、完全”是三件寶，也是三顆棺材釘，會把作家釘死；對于往古的舊夢，未來的“黃金世界”，他都是不承認的，他反對任何形式的“極境”。“形而上學的思路”，“終極的解釋”，“人生、宇宙的最后”答案，都是魯迅所拒絕的。
　　尼采及其以后的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對西方二千年的形而上學的消解，就是要強調“當下”、“此在”、非中心，不確定性、相對性、開放性、多樣性。
　　魯迅的生命和文本與“終極性”思路是根本沖突的。他作為被闡釋的對象，具有永遠的魅力，他是說不完的，是不容易很快說清楚的。他生命的每一個側面和每一個時期，都拒絕任何一種簡單的、“合理”的、帶“終極性”的解釋。他的魅力來自生命本體的矛盾，深刻、復雜。如，在對故鄉、自我、生命等感性層面上，其體驗、言行充滿了復雜的悖反。而在理性層面上——對人類已經理論化的思想產物，諸如進化論、個性主義、人道主義的擇取往往又同時為范疇完全不相容的基爾凱郭爾、施蒂納、阿爾志跋綏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思想空間。即使他后期傾向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集體主義的同時，他也沒有放棄似乎應該放棄的“國民性’思想、個性主義的立場及對生命的荒謬感。魯迅是現代中國作家中最具現代生命意識的作家，又是最無法作統一、完整、終極性解釋的作家。
　　對瞿、毛結論及“終極性”“完整性”“統一性”思路的解釋、拆卸在魯迅研究界早就開始，最明顯劃出階段性的是汪暉。他認為，“魯迅的思想和文學世界是由許多相矛盾的觀念，情感、思維形式構成的；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時期雖有消長，但同時共存和發展，構成了一種悖論式的張力結構；魯迅的內在矛盾并不僅僅存在于情感與理智，歷史與價值之間，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領域的內部”（注：汪暉《無地彷徨·自序》，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9—10頁）， 也就是生命的各個方面。
　　　　　　二、關于闡釋的“當下性”
　　對于魯迅，不論其思想、心靈，還是其主要作品（尤其是小說、散文詩、一部分雜文）的闡釋不是夠不夠的問題，不是有沒有空白點，或者說充分不充分的問題，而是是否在進行“當下時代”與之對話的問題。
　　所謂“當下時代的對話”，即，對魯迅的研究和闡釋，是否挖掘世紀之交“話題”，是否反映當下時代的文化關懷和學術趨向；是否運用“當下時代”的理論話語；是否運用“當下時代”的操作工具。
　　這里避免慣用的“當代”，因為“當代”一詞已被用濫，其時間跨限在多數人、多數語境下都是不明確的，有的即指當下10—20年，有的又指建國以來，用“當下時代”這種不規范的說法，目的在強調“眼前”、“現在”的時限；強調走向新世紀的90年代的中國人文和中國的存在；強調即將與中華民族苦難奮斗100年告別的特殊時刻； 強調“世紀之交”、“全球化”、“市場化”、“信息時代”、“媒體統治”、“消費主義”……這樣一些讓人怦然心動而又日益明顯、日益逼近的世紀主題。
　　“當下時代”的文化關懷和“當下時代”的理論話語，在我們魯迅研究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魯迅及其文本那里：①時代轉折期的生命抉擇；②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社會使命和個人命運；③女性觀；④生死觀與世紀末思潮；⑤人文精神、民族信仰與現代中國思想走向；⑥世紀之交的中西文化碰撞與選擇；⑦全球化、市場化與現代中國思想走向；⑧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尋，等等。——這都是“當下性”很強而我們并未結合魯迅說充分，說深入的問題，當然，決不僅僅是這些。
　　同時，我們的魯迅闡釋的理論話語和工具明顯陳舊，很難適應新課題的需要，對一系列西方的批評方法和闡釋理論運用很不夠。但仍有一部分人只要一見西方批評的話語、術語，就顰眉蹙額，十分不屑，名曰之：淺薄、趕時髦、食洋不化，生搬硬套……毫無疑問，在吸收異質話語時，需要結合我們文化的語境作嫁接、解釋、轉化及限定等等理解、消化工作，但我們不能因為開始引用時的不完備、不完善而求全責備，事實上，只要我們抱著虛心、冷靜的容納態度，是可以從西方批評方法和話語中獲得新的視界、思路、價值乃至操作的方法的。事實上，我們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界早就在如下方面作過努力并有成效（但一直并未引起共鳴）：“新批評”的細讀方法；人類學／原型批評中的人類心理在文本上的歷史溯源、“情結”“原型”概念的引用；結構主義的宏觀概括、模式提練；解構主義對二元對立形而上學傳統的懷疑、消解；現代闡釋學的解釋者與文本的“對話”觀念、“視界融合”觀念，由文本的價值判斷向多元取向的意義解釋轉變的觀念；后現代主義福柯的話語理語，話語與知識，與權力的關系的觀點……等等，隨著新世紀文化（文學）將進一步受消費與媒體制約而發生傾斜的時代的到來，新的批評、闡釋的理論、話語的運用是不會以我們的好惡而轉移，而止步的。
　　新時期以來真正體現“當下性”的魯迅研究，首先有三個人應提出來：王富仁、錢理群、汪暉。他們對魯迅的闡釋代表了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上半葉中國現代文學綜合運用現代哲學、美學、心理學、文藝批評及闡釋學的最高水平。至今魯迅研究界對魯迅的闡釋在根本上，或者說主要方面突破、超出他們水平的成果還不明顯或者可以說還沒有，他們的成果延伸、涵蓋到了90年代末。
　　王富仁，首先提出“回到魯迅那里去”的口號，向沿襲了幾十年代表權威話語的陳涌研究系統提出質疑，指出，陳系統是一個“以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分析為綱，以對《吶喊》《彷徨》客觀政治意義闡釋為主的研究系統”（注：王富仁《〈吶喊〉、〈彷徨〉綜論》，《文學評論》，1985年第3期。）。其特點， 是對農民革命要求的夸大，對其精神創作批判不夠；對知識分子更多從所謂“兩面性”及個性主義的弱點去分析等等。其次，強調毛澤東／政治家、魯迅／文學家，觀察社會生活的不同方式與特點，反對將魯迅小說內涵隨便與毛澤東的政治結論掛鉤。再者，認為魯迅小說不是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鏡子而是思想革命的鏡子。王富仁這篇博士論文從價值立場批評視角向傳統的、權威的魯迅研究作了全面的挑戰，是新時期魯迅研究走向變化的第一聲號角，意義不能低估。
　　進入90年代，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以他特有的細密分析、高度概括，對一個世紀魯迅研究作了全面的描繪與總結；以縱的歷史階段劃分與橫的每階段的流派的歸類組成觀照框架，縱橫交錯，高屋建瓴，歷史的文本被賦予了豐厚的理論含量和深刻穩健的評論眼光。
　　錢理群，1988年出版的《心靈的探索》是新時期魯迅研究又一重大收獲。他第一次在一本專著中集中、系統地研究魯迅個體精神心理結構；研究視角從作品——社會，換到了作品——作家，并且“力圖摒棄魯迅研究中的那些先驗性前提和概念，更真實地趨近了魯迅精神本體”（注：汪暉《錢理群與他對魯迅心靈的探索》，《讀書》1988年第12期。）；另外，與闡釋視角的轉變相聯系，其闡釋的方法采用了作家慣用的“典型意象”，作為精神結構的入口編碼，把魯迅各種文本聯系起來，詳細解讀了魯迅的情感、思維、心境——心靈世界。
　　對魯迅文體（散文、雜文）的研究；
　　對某些文本（《孤獨者》《鑄劍》）的細讀都具有魯迅闡釋的開拓之功，典型意義。
　　汪暉，與王富仁、錢理群相比，屬于更年輕的一代學者。表現在魯迅的闡釋、理解和評價上，其學術膽識、眼光及理論的犀利，都迥異于他老師一輩，給魯迅研究領域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更具有質的突破和變化的意義。首先，對建國幾十年魯迅研究的理論格局作了尖銳、嚴厲的批判：“‘傳統魯學’的基本結構是由政治意識形態的一系列基本范疇決定的。在這種先驗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模式中，人們并不是從魯迅自身和精神特色出發，而是利用一系列普泛性的，未加界定即作為前提的概念——如民主主義，人道主義，個性主義，共產主義……等等——來涵括極其復雜的魯迅精神世界和藝術世界，而研究的結論也因此是先定的，即對權威意識形態的一系列命題的論證”（注：汪暉《錢理群與他對魯迅心靈的探索》，《讀書》1988年第12期。）。其次，對魯迅意識和自我意識復雜性的闡釋、理解和界定。“在中國魯迅研究史上第一次把魯迅的‘歷史中間物’意識作為魯迅的核心意識”（注：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十），《魯迅研究月刊》 1994年第1期。），指出魯迅“不僅‘在’而‘不屬于’一個社會，而且‘在’而‘不屬于’兩個社會”；同時，通過一系列文本解讀，揭示魯迅精神結構另一重要特征“絕望抗爭”，并與“中間物”一起完成了對魯迅精神世界獨特而深刻的觀照，“從而為中國魯迅研究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境界”（注：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十），《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期。）。又， 汪暉運用新批評的“細讀”和結構主義的“敘事分析”，把魯迅全部小說視作一個完整系統，對其意象、結構、語言作綜合聯系與分析，在完整的文本分析意義上追尋與之對應的作家精神心理結構。
　　總之，上述三人的魯迅闡釋，不論其論題內涵還是其背后的理論資源，所操作的批評方法都明顯地體現了“當下時代”的人文關懷和學術追求，其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超越的“視界”和創造性“對話”的典范。
　　進入90年代中后期，能夠體現“當下時代”特點與魯迅的“對話”的，還有兩個人可以提出來。
　　李新宇，雖然是魯迅研究界一個并不常見的名字，但他的兩篇文章（《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話語基石》，載《月刊》1998年第5.6.7.8 期；《魯迅人學思想論綱》，載《月刊》1999年3.4.5期）一出來， 就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把魯迅放在從前現代向現代轉折的歷史進程中，分析了魯迅與中西文化、魯迅與權威話語、與民間話語，以及魯迅后期與左聯的關系、后期思想性質等，由此從宏觀的多角度界定魯迅的話語空間——現代獨立性的堅守。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分析了魯迅從日本留學到“五四”時期其“人學”思想生成的文化資源，并與梁啟超、章太炎、施蒂納等的“人學”思想作了比較；同時，分析了魯迅人學思想內涵用在個體、社會兩個層面的“立人”的工程；最后，反思了魯迅所堅持的“五四”啟蒙主義文化精神所遭遇的來自“左”（無產階級集體意識）和“右”（民族主義）雙重擠壓下的歷史境遇。
　　我以為，李的兩文應該引起我們重視和肯定的，有如下幾個方面：①“當下時代”人文關懷與話題的發掘。第一文，思考的是“知識分子現代性”問題；第二文，探討的是“人性與現代文化的選擇”問題，這都是世紀轉換時期引起注意和共同深思的話題，又是目前魯迅闡釋中特別需要的話題。②闡釋的理論資源、話語、方法的更新帶來的闡釋“視界”的超越。很明顯，作者吸取了“當下時代”人文思想中話語理論、知識分子理論、現代性理論等方面的成果，首先，賦予知識分子獨立的社會空間和獨立的話語權力。縱觀兩文，作者完全擺脫或超越過去以階級斗爭劃分社會空間，以階級劃分社會群體的知識框架，代之以知識分子、權威力量、民間民眾的新的社會群體的框架劃分；以對社會關系和社會實踐的群體話語的觀察代替了過去一系列先驗的思想范疇的語言的詮釋。由此，作者對魯迅現代性思想、“人性”思想及話語及現代文化的選擇與命運等闡釋都獲得前所未有視角和價值標準；所涉及到的魯迅闡釋中的一系列似乎早有人觸及的具體論題的分析和判斷都具有了前所未有明晰、貼切及理論的穿透力。③兩文論題所體現的宏觀視野與綜合論性質，在近二年的魯迅闡釋中是引人注目的。第一文，對魯迅現代性的闡性基于這樣一些視角：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魯迅與中國社會的主要群體——權威力量／民眾／知識分子；魯迅個體一生／中國百年走向現代的歷程；魯迅后期思想中的人道主義，個性主義，進化論；第二文基于這樣一些視角：魯迅“人學”思想與梁啟超、尼采、施蒂納的關系；與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人”之思想之關系；魯迅“人學”思想與近百年中國社會救亡、啟蒙及翻身等主題的關系等等。當然，李的兩文在分析中，有些地方稍嫌匆促，不夠深入。
　　王乾坤，是一個八十年代就介入魯迅研究界的哲學學者，對魯迅情有獨鐘。在90年代中后期作出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除開發表在《月刊》上系列論文外，另有專著兩部，《由中間尋找無限》，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魯迅的生命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7月版）
　　他的成果，由于專業知識背景、理論資源不同，視野切入點不同，其研究的思路、話語、觀點對于文學的魯迅研究者啟發尤其大，可以說，是一個從事哲學研究的人，對魯迅生命、思想所作的迄今最系統的哲學轉化，哲學界定、哲學闡釋，對魯迅——一個似乎最不哲學化的思想家的哲學闡釋。
　　我以為，他的研究在如下幾個方面體現了90年代后期魯迅闡釋的突破與發展：①對汪暉“歷史中間物”概念的全面提升和發展。“歷史中間物”概念是汪暉標識魯迅精神結構復雜內涵的核心概念，雖然也涉及到“個體生命”的悲劇意識，但主要用于魯迅歷史意識、社會意識的層面。王乾坤認為：“中間物”是魯迅的生命哲學或把握世界、對待世界的宇宙觀和思想方式，是魯迅思想的本體”；“他的真善美體系便由此出，他在中國文學史、美學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應當由此說開去。他與既往文化遺產的關系也該由此去摸門徑”。（注：王乾坤《魯迅的生命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8、14、15頁。）簡言之，“中間物”是魯迅的世界觀、宇宙觀；是他“全部思想的一個軸心概念”，也是我們認識魯迅精神世界“總向導”和根本入口。②以“中間物”為原點，在中外文化，古今思想的視域中，展開分析魯迅生命哲學的不同層面，不同范疇：生命一時間觀；生命本體價值觀；生命自由觀；生命的自律與他律；生命的絕望抗爭，生命的苦難與愛；生命與死等等；由此，對魯迅作為一個人生、人性論的思想家的根本標識和哲學內涵作出了獨特而細致的闡釋，特別顯示了世紀末的人文關懷和學術“視界”。③強調了魯迅作為思想家的根本標識在于“中間物”概念，他通過“中間物”概念，對諸如“有限與無限、有與無、形下與形上、現世與終極之類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別有風致的回答”（注：王乾坤《魯迅的生命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8、14、15頁。）尤其是“中間物”思想與中西方哲學中終極追求的對話的分析格外警辟：一方面，魯迅“中間物”消解了一切獨立于人的形上終極實體：無論是從邏各斯開始的西方形上理性，還是神學王國的“上帝”、還是中國文化中的“道”、佛學中的彼岸世界等等，強調生命的此在，執著于“現在”，杜絕一切形式的精神“逃路”。但另一方面，消解形上終極而非“勾銷”終極，魯迅有他自己的價值目標與價值堅守——當下之“行”，由此到彼的“走”和“路”；個性的無待的自由。
　　　　　　三、關于闡釋的“制約性”
　　魯迅是不容易闡釋的。我們體會到，任何嚴肅、有價值的魯迅闡釋，批評，都面對多重制約，突破這些制約是不容易的。這個話題曾經提過，現在重申有關觀點。
　　首先，時代的制約。闡釋、批評，在某種意義上，是時代和社會在發言。好的批評、研究者“是他時代和社會的代言人，真正有創見的批評正是能反映批評家自己歷史環境的批評”（注：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三聯書店1986年7月版第188頁。）。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置身在歷史中，我們的一切活動，包括理解、認識、闡釋、批評，都必然受到歷史環境、時代話語的制約。我們是在自己時代的人文思潮，學術理論的“視界”下，來看魯迅，是運用時代思想成果來與魯迅對話，在魯迅及其文本中找出時代的話題。魯迅及其文本新的意義，“實際上就是由一代又一代的解釋者和文本的關系決定的，歷史的進程永無止境”，“一段文本或一件藝術品的真正意義的發現永遠不會結束；事實上，這是一個無限的過程”。（注：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轉見蔣文彩等《現代西方哲學100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280頁。 ）可見，這種闡釋觀，對時代提出了要求，時代思潮活躍的程度，社會文化成熟與否，各種藝術理論的發展深度與廣度；社會各個群體話語的開放程度及它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等等，都直接制約研究者的闡釋視界。總之，批評與闡釋的超越，需要時代和社會思想方式的超越，需要時代和社會向闡釋者提供生生不息的新思潮、新理論。
　　近幾年，社會人文環境相對過去，應該說是比較好的。隨著經濟的開放，市場化的進程，社會生活逐漸趨向多樣化，人文和學術的空間相對寬松，各種思潮、理論、方法大量從西方傳來，正尋求挑戰與交鋒；一代中青年學人正在作世紀末的回眸，總結并描述各自領域百年來的學術進展，尋求新世紀的突破，這些都直接有利魯迅的闡釋與研究。但是，我們也看到，舊的習慣勢力和思維方式，還十分普遍，獨立的社會空間遠未形成，真正自主的思想學術爭論也遠未展開，生存條件（包括評職等）還直接制約著多數人的研究心態等等。更為值得指出的是，處在世紀轉換的我們的時代是需要巨人和應該產生巨人的時代，但是，時代的政治、經濟這些強力因素距離需要學術和呼喚學術還有一段路程。
　　個人的制約。作為時代和社會某一專門話語、某一層面思想的發言人，作為魯迅的“對話者”，在被賦予個人的話語權力的同時，也被賦予了更高的要求——對時代人文思潮、思想成果占有與吸取以及由此而建構的、直接用于闡釋活動的理論與知識。顯然，越是能代表時代社會的個人闡釋與批評，越需要研究者除了掌握本門的專業批評、闡釋的最新話語外，必須盡可能了解各種人文學科的最新理論進展，最好是能融匯貫通。
　　這樣的要求對任何一個研究者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近年來宏觀，綜論的魯迅研究比較少就是證明。因為越是綜論性質的文章，越需要融匯貫通而又開闊的知識背景，嫻熟的理論運用及高度的概括能力。但這些又往往受制于個人知識素質和生存經驗的“先結構”，要改變或超越這種“先結構”，需要我們對學術的虔敬和虛心，反省和進取，而在目前浮躁、功利的社會氛圍中，這些對我們都是嚴重的考驗。
　　再者，研究對象——魯迅的制約。前已述，在20世紀的文化史上，魯迅是一個難以用一種思想范疇界定的思想家。他的深邃，豐富與難以理喻的復雜、悖反連在一起。不論我們研究他的前期還是后期，其思想、精神、生命都可以發現一系列難解的矛盾與盲點：他的啟蒙主義、進化論思想、個性主義在后期怎樣演化？與他傾向的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他對生命的本體論體悟在其一生各階段的演變情況，由于他“為自己和為別人的設想，是兩樣的”，思想和行為“矛盾的還很多”、“言行不一致”；“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但又說：“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注：參閱《兩地書》二四、九五、四。）這里的“為人”／為“自己”，所“言”／所“行”，確乎有難解的緊張，都表明魯迅意識的深刻復雜性和自我批判、懷疑、否定的傾向。他的意識的悖論結構，使所有的闡釋者必須杜絕統一、完整、合邏輯闡釋的幻想，而面臨難以闡釋，說不準、甚至說錯的危險和制約。
　　最后，魯迅闡釋群體的制約。任何研究者的闡釋都是建立在前人及同代人的“視界”上，前人或同代人的研究成果對于研究者總是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是引領，二是制約。一個學科或一個對象被闡釋的歷史越長久，研究成果越豐厚，其積淀對后來研究的挑戰就越大，制約越多。當我們翻開張夢陽先生主編的《魯迅研究學術論著匯編》及近幾年《月刊》的目錄索引，就會深深感到，“幾乎在魯迅思想及其文本的可以想見的每一個側面，每一視點，都有人在辛勤地耕耘。要找到屬于自己的，可以與過去視界融合而又超越，又合當今魯迅研究的語境的話語，談何容易！任何嚴肅、認真、有追求的學者，在新世紀到來的魯迅研究中，要想有所發現，正如面對群山，每一步都是登攀，每一步都是跋涉。”
　　“讓我們走近魯迅，與魯迅對話吧。”（注：拙著《情結·文本——魯迅的世界》，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0—21頁。）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魯迅研究月刊京18～2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皇甫積慶20002000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18～2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皇甫積慶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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