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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人們對“全球化”的理解存在多大的分歧，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已成為無須爭辯的事實。而“全球化”最明顯的特征是經濟全球化，它突出地表現為：世界經濟中各國之間的相互滲透和相互依賴不斷加深；生產、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行為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流動；全球性的市場正在快速形成之中，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等生產力要素早已越出了國家和地區的界限等等。但是，如果僅僅用經濟全球化來標識“全球化”顯然是不科學的。因為任何經濟形態的出現，或者說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它所引發的影響是整體性和全方位的。“全球化”既是一種經濟現象，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一種政治現象。在“全球化”背景下，人類發展的“共同性”顯著增加。正如有學者指明的那樣，“二十世紀后期，全世界各民族都正在經歷‘現代化’的歷程。它有許多形式，其中最明顯的標志是飛機、超級市場、電腦技術和城市人口稠密。……結果之一，是在文明的某些地方出現新的全球一致性。現在已不再是‘西化’的問題，如過去日本和俄國經歷的那種情況，也不是人們有時警覺地指出世界被美國化的問題。”（注：帕爾默等：《近現代世界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145頁。）然而，如若將“全球化”理解為世界“大同”、理解為埋葬民族國家的行動能力的巨大傾向、理解為埋葬各民族文明的趨向、又理解為社會發展模式多樣性的丟失，那將是極端錯誤的。應該說，“全球化”恰恰是以多樣性為前提和結果的，社會發展模式也是如此。
　　　　　　一
　　一般而言，社會發展模式，既可指人類社會歷史進化所遵循的方式的抽象，又可以是指人類社會由現實狀態向未來狀態進化所遵循的設計和規范。換言之，社會發展模式是指人類社會由一種較低狀態向高級狀態轉化所遵循的原則、途徑、程序及結果。社會發展模式是一個高度綜合的范疇，它本身包括了經濟模式、政治體制模式、文化模式、思想模式等。而上面提到的各種模式本身又包含了多種形式。
　　從人類進化的歷史看，社會發展模式的出現是社會進步及人的主體性張揚的結果。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很大程度上帶有“盲目”的色彩，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主體性的增強，社會的進步更多地帶有“自覺”的痕跡。恩格斯對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有了人，我們就有了歷史。動物也有一部歷史，即動物的起源和逐漸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但是這部歷史是人替它們創造的，如果說它們自己也參預了創造，這也不是它們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人離開狹義的動物愈遠，就越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不能預見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對這一歷史的影響就愈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57頁。）他進而指出：“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過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征。”（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6頁。）而社會發展模式，實際上就是人類“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預先規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社會發展的“目標”。
　　當然，社會的發展不能與人類預先設計的目標完全吻合，即使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情況也是如此。恩格斯對此也早有說明：“即使衡量現代最發達的民族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這里，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著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預見的作用占了優勢，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計劃發動的力量強得多。”（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75頁。）但是，隨著人類認識社會、改造社會能力的增強，社會的進步會朝著人類預先設定的方向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和預先設定的模式之間的“出入”會不斷縮小。
　　　　　　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個民族相繼被整合到世界交往的情景之中，成為世界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并獲得世界歷史性存在。因而世界各國在制定社會發展模式時必須以“全球化”為參照框架。但是，由于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明程度、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這使得人們在確立社會發展模式時既要以“全體化”為參照，更要從各自特殊的國情出發，充分考慮到社會發展模式的差異性、多樣性。
　　人類文明演化的實踐表明，各國進入文明狀態和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形形色色，統一、無差別的社會發展模式并不存在。而對這種差別性，許多理論家早已給予了描述。
　　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對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作了揭示。在研究人類早期文明的演變時，馬克思發現，“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著同一模式建立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 448頁。）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詳細地剖析了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和進程。但是，他明確提出反對把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解釋為“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在晚年，通過對東方社會的研究，馬克思提出俄國有可能跨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進入社會主義的預測，更明確地提出社會發展是多道路、多模式的。
　　除馬克思之外，許多思想家、社會學家也對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進行了研究。如馬克斯·韋伯通過對新教倫理和儒家文化的分析，論證了西歐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特路徑。二次大戰以后，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把美國的社會發展模式視為它們現代化必須仿效、照搬的一般特征。而拉美的實踐證明，這種效仿難以奏效。因此，到70年代，伴隨著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許多學者開始強調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如德國社會學家W·茨阿波夫就提出， 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是一種“特殊性”，它們對全球不具有普遍意義，不是眾多國家可以模仿的路徑。他說：“通往現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條，而且道路還不是直線、漸進的，對于后進國家來說，也不只有一條卓有成效的實現轉型的道路。”（注：轉引自《國外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第31頁。）美國社會學家赫爾曼·卡恩也指出：“現代化不再意味著美國化和西方化，雖然還可以從西方學到許多東西。……各個國家將找到自己的道路。”（注：安德魯·韋伯斯特：《發展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頁。）
　　可以這樣說，人類社會經歷的歷史本身就展示了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而理論家則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揭示，而且今天這種觀點也為大多數人所認同。
　　那么，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的表現形態是什么呢？對此，不同的學者曾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作了回答。例如，有人從經濟形態角度將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模式分為三大類型：即資本主義型、社會主義型和混合型。也有學者從政治角度分析了人類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不同模式，其中有三種模式是較為典型的：一種以英法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相結合的發展模式；第二種是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結合的發展模式；第三種是自下而上發動農民革命為主的模式，也就是俄國或中國發展模式。（注：巴爾頓·摩爾：《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第335頁。）
　　我們認為，如果從更為抽象的角度看，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不同的國家社會發展模式之間存在著差異。不可否認，一些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發展模式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性。但是，嚴格地說，完全相同的社會發展模式并不存在。以大家公認的“資本主義模式”而言，其內部之間也存在著極大的差別，比較有代表性的模式有日本模式、德國模式、法國模式、美國模式等。還有像近來大家談論較多的“東亞模式”其內部之間也有顯著的不同。對此，北京大學的巫寧耕教授作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注：見巫寧耕《對東亞發展模式的思考》，載羅榮渠主編《東亞現代化：新模式與新經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4頁。）因此，在不同的國家完全相同的發展模式并不多見。二是，在某一國家也不存在永恒不變的、固定的社會發展模式。換言之，任何發展模式都是動態的。因為，任何一種社會發展模式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具有時空局限性。因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發展模式會不斷更新。三是，即使在同一國家同一時期內，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等方面的不同，社會發展模式也會呈現多樣性。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多民族并居的國家。應該說，中國是最為典型的。在當代中國，企求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及邊遠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施統一的社會發展模式是不現實的。因此，在同一國家、同一時期內，社會發展模式存在著地區差別的各種類型和模式。
　　　　　　三
　　實際上，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已經被人類演化的歷史所“確證”。問題是，究竟是何原因使社會發展模式表現出如此多的差別性。
　　通常，社會發展模式的形成是由一個國家的國情決定的。而每個國家的國情各不相同，而且每個國家的國情也是流動的、可變的。任何國家的發展都是在特殊的國情背景下展開的，這使得任何社會發展模式都是特殊的。鄧小平同志指出：“每個國家基礎不同，歷史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左鄰右舍不同，還有許多其它不同。別國的經驗可以參考，但是不能照搬”。（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5頁。）
　　而國情則是一個綜合性范疇。它是由某一國家特定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制度、特定的地理環境、特定的文化、人口等多種因素構成的。這些因素自然也就成了影響、構成某一國家特定的社會發展模式的因素。而在上述所列的諸種因素中，以下幾個因素是最為關鍵的：一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影響社會發展模式的最主要因素。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歷史中的決定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的生產和再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頁。）這種觀點認為，“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23頁。）因此，從最終意義上說，生產力及其發展水平，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文化結構等，同樣它也決定了某一社會的社會發展模式的特點和形式。二是，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規范著它們各自的發展模式。任何民族的發展都離不開其文化傳統。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是溝通歷史、現實與將來人類行為和思維模式的習慣性存在，它具有民族性特征，一旦形成就會持久地影響某一民族的每一個成員，并體現在一個民族文化的各個層面上，從人們在生產活動中使用的工具，到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生活用品，乃至人們的行為方式。所以，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一定會深受其傳統文化的影響。三是，各個國家的自然環境也制約著其社會發展模式。自然環境，特別是地理環境和生態系統，是任何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并影響著各民族的民族觀念、民族氣質、文化心理，同樣也制約著各民族社會發展路道的不同選擇。
　　既然社會發展模式是多樣的，而且沒有一種模式是永恒的，因此，我們認為各國在確立、選擇社會發展模式時應把握以下幾個原則：第一，任何國家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的發展模式。任何社會發展模式都是針對它們自己的發展問題提出的，不同的國家都有自己的地域、民族、歷史和經濟文化特征等。因而在確定自己的社會發展模式時必須以自己的國情為出發點，不能盲目照搬別國的發展模式和經驗，脫離本國實踐的發展模式，不僅難以實現，而且最終會貽誤自己的發展。關于這一點，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教訓。例如，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特別是1949—1957年基本上是照搬蘇聯模式。盡管1958年以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共產黨人開始突破斯大林模式探索中國式的發展模式，但實際上只是對斯大林模式作了某些修正。其結果是造成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在實踐中探索、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發展模式，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快速進步。鄧小平同志曾對此作了總結：“二十年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一條最重要的原則：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概括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8頁。）“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絕對不能照搬”。（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0頁。）第二，任何國家都不能將自己的社會發展模式強加給它國。從近代開始，人類歷史開始走上現代化的歷程。按照羅榮渠先生的觀點，人類通向現代化的多樣化道路可以歸納為兩大不同的起源。一類是內源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是一個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漸進變革過程；另一類是外生或外源的現代化，這是在國際環境影響下，社會受外部沖擊而引起的內部思想和政治變革并進而推動經濟變革的道路。（注：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頁。 ）發展中國家一般屬于外源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一定程度上受內源型現代化的影響。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發達國家的政府及其學者也存在著將本國發展模式強行向發展中國家推廣的傾向。例如，發達國家的學者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時，都強調人權和民主，突出了體制改革、多元化、議會制等。這種傾向事實上就是用西方的發展模式規范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這種做法顯然是不科學的，因為推行這種做法的人忘卻了一個最為根本的事實，即任何發展模式都是在特殊背景，即特定的國情下產生的。弗蘭克指出：“不曾先了解清楚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不發達地區居民過去的經濟史和社會史如何造成他們現在的不發達狀態，就不能指望為他們制定適當的發展理論與政策”。（注：威爾伯主編：《發達與不發達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頁。）維爾比先生更深刻地提出， “民主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讓人們自己選擇發展模式”。（注：見《人民日報》1995年3月10日第3版。）強行推廣本國的發展模式本身與民主是背道而馳的。第三，任何國家都應根據國情的變化及時對社會發展模式進行調整。任何社會發展模式都有一個形成、發展、完善的過程，而且沒有一個社會發展模式是永恒不變的。因為社會發展模式本質上是社會實踐的產物。由于時代的變遷、實踐的深入，必然要對社會發展模式相應調整。否則社會發展模式就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實踐驗證了這一點。以韓國為例，自60年代起，韓國經濟發展戰略經歷了三次大的轉移。第一次是從以美援為主要支柱的統制經濟向以“替代進口”為特征的經濟開發戰略的轉移；第二次是從“替代進口型”經濟發展戰略向“出口主導型”體制的轉軌；第三次是由“政府主導型”向“民間主導型”戰略的改變。正是由于韓國據于形勢發展的新特點及時實現經濟戰略的調整，使韓國在短期內快速實現了現代化。而最近一次韓國金融危機的出現，其根源之一也正在于發展模式的失誤，即韓國沒有根據最新情況調整發展模式。還有像歐美國家現在也正在對發展模式進行修正，“第三條道路”的出現就是最好的表征。“第三條道路”的出現源于傳統歐美模式的缺陷。美國模式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懸殊，社會不公嚴重，而歐洲模式是把高福利放在首位，從而犧牲了就業與經濟增長。而“第三條道路”則將市場經濟與提供慷慨的社會福利，以及保證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結合在一起，彌補了傳統歐美模式的缺陷。目前，這一模式在荷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總之，在“全球化”時代，多樣化是其主要的特征之一，社會發展模式也不例外。世界各國應根據新的時代精神和本國的國情確立社會發展模式，以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這一點，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尤顯重要。
　　
　　
　　
浙江社會科學杭州79～82C4社會學曹招根20002000“全球化”意味著人類發展的“共存性”在增長。但是，“全球化”決不標示著世界“大同”，更不意味著社會發展模式多樣性的埋葬。恰恰相反，“全球化”是以社會發展模式多樣性為前提的。本文對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及其產生多樣性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全球化”/社會發展模式/多樣性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97博士生。（郵政編碼：100872） 作者：浙江社會科學杭州79～82C4社會學曹招根20002000“全球化”意味著人類發展的“共存性”在增長。但是，“全球化”決不標示著世界“大同”，更不意味著社會發展模式多樣性的埋葬。恰恰相反，“全球化”是以社會發展模式多樣性為前提的。本文對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及其產生多樣性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全球化”/社會發展模式/多樣性

網載 2013-09-10 21: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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