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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邵燕祥，在回顧自己從1945年到1976年這30年的創作與生活道路的時候，曾說過這樣的話：“假如為我那過去的三十年樹一座墓碑，應該嚴肅地銘刻這樣兩行字：政治上無名的殉難者/文學上無謂的犧牲者”。①
　　兩行字概括了邵燕祥的前半生。政治上的殉難者，聯系邵燕祥被打成“右派”和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際，不難理解。文學上的犧牲者，恐怕只有聯系邵燕祥的早期也即40年代后期的寫作與50年代后的變化來思考，才會有更深的體會。
　　邵燕祥是一位早慧的詩人。他1933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時代就展現了寫作的才華。在匯文中學上初一時，第一次作文卷子發下來，語文老師仇煥香先生批道：“……非率爾操觚者可比，是從何處抄來？”課后，邵燕祥向老師解釋是自己寫的，沒有抄襲。老師將信將疑。待第二堂作文，他特別留意邵燕祥，見其果然是當堂獨立完成，才相信了弟子，從此成了忘年交。1946年后，邵燕祥開始向外投稿，從這年4月到年底，便在北平《新民報》“北海”副刊，發表了40多篇小品。那時，他去位于東交民巷西口的新民報社去領稿費，編輯先生以為他是替家里的大人來，當聽說他是領自己的稿費，編輯說：“看你的文章，以為是40多歲的人寫的哩。”② 這時的邵燕祥做著文學的夢，他給自己規劃了這樣一條路：20多歲寫詩，30歲以后寫小說，40歲以后寫劇本。以邵燕祥少年時代出眾的文學才華和異乎尋常的勤奮，如果趕上一個適宜的創作環境，他的創作規劃是有可能實現的。不幸的是，后來面臨的一系列狂暴的政治運動，使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轉折，他那個美好的規劃也成了泡影。
　　邵燕祥的詩歌創作，是從1947年開始的。他的詩大多發表在北平的《平明日報·星期藝文》、《經世日報·文藝周刊》、《國民新報》、《詩號角》，天津的《大公報·星期文藝》，上海的《詩創造》等報刊上。此時的邵燕祥，初出茅廬，創造力正旺，頭腦中沒有后來的那么多的條條框框和清規戒律，所以這階段他的寫作盡管是鋒芒初試，卻已相當成熟，并隱然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1948年7月27日邵燕祥在北平《國民新報》發表了一首短詩：
　　一手擎著匕首，一手擎著詩
　　我敢于走下地獄
　　到地獄和天堂的路只是一條
　　詩篇燃著熊熊的火……
　　我將沖過第十七層地獄
　　掛起地獄里從沒有過的太陽
　　（《短唱·二》）
　　這是在風雨欲來的大變革的時代，詩人為自己畫的一幅肖像。“一手擎著匕首，一手擎著詩”，體現了詩人的胸懷與追求。匕首是武器，也是戰士的象征，這是詩人作為一個進步青年，在那個特定時代里必然的選擇。詩，則是他的摯愛，他的追求，他生命中須臾不可離的東西。在邵燕祥看來，匕首與詩，戰士與詩人，并不矛盾，是可以統一在一起的，應當說，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便是一手擎著匕首，一手擎著詩走過來的。
　　40年代后期正是解放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北平還在國民黨的控制下，但中共地下黨和它的外圍組織已十分活躍。這是腐朽的國民黨統治與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決戰的前夜。邵燕祥在日本投降之后，目睹國民黨接收大員的種種惡行；城市經濟的崩潰，人民生活的貧困化，使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1946年初，邵燕祥從他的老師仇煥香先生處讀到了一本油印的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為書中所提的建立一個和平、統一、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理想所吸引。1947年他參加了“五二○”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并于10月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民聯）。此時的邵燕祥，在政治上是激進的，但是在文藝觀上卻還沒來得及統一到黨的文藝路線上來。如他所言：“在1949年前的地下活動的日子里，我還沒有讀到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沒有形成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的意識，那時詩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③ 但是由于詩人生活在方生的與瀕死的兩種勢力決戰的前夜，他已有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觀念。盡管他主觀上沒想用自己的詩歌寫作為政治服務，但是當他坦誠地把自己的情感傾瀉到詩句中的時候，他的詩便自發地呈現了一種傾向性，表達了一個熱血青年在這個特定時代的心聲。
　　為了理想而獻身，把生命與詩歌融為一體，使這階段邵燕祥詩歌顯出了英雄主義的品格。邵燕祥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后，不止一次地為到解放區去的同志送別，并深深地羨慕他們，但他牢牢記住了一位被他當作兄長的大同志的話：你留下，每個留下的戰士都是插在敵人身上的一把匕首。于是他這樣寫道：
　　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敵人的胸上
　　我將使敵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
　　而我是沒有死亡的/因為匕首的身體是鋼鐵
　　你震驚于鋼鐵的聲音吧？/你目眩于鋼鐵的閃亮吧？
　　是的，我是鋼鐵/鋼鐵，沒有死亡！
　　（《匕首》）
　　詩句是那么強烈，情感發展又是那么自然。讀著它，我們能體味出荊軻式的沖天豪情，夏明翰式的壯懷激烈。這樣的詩句是與熱血和生命一起噴射出來的，體現了詩歌與生命的同一。此詩無論是放到40年代后期的特定環境中，還是放到邵燕祥的全部詩作中，都是上乘之作。
　　這種匕首式的詩句在此時邵燕祥的詩歌中可多處見到。1947年中共北平地下電臺遭到破壞后，詩人寫出了用以自勵的座右銘：“教我怎么不想起/魯迅：/邁出大門，/不帶回來的鑰匙。//準備著犧牲，/做著敢死的事，/為的是光明，/為的是生！//我們不能赤膊上陣，/學會壕塹戰/在戰壕中。//記住/魯迅先生的話：/‘名列于/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藥/是/不來的！’”（《韌的戰斗》）《箭樓》一詩，則借古老的被遺落的箭樓，抒發少年壯志的胸懷：“我要馳騁在負載我的道路上/把荒野的尸布撕破/把天空的棺蓋射穿……”（《箭樓》）
　　除去這種充滿英雄主義的勵志抒懷之作外，此時的邵燕祥還寫了大量觸及現實的作品，詛咒黑暗，鞭撻腐朽，飽含激情的句子中閃耀著強烈的批判鋒芒。《病》一詩，透過主人公病中的感受，傳達出了對黑暗時代的控訴：“可憐的世界是塊潰爛的瘡疤；/瘡疤上長滿肥白的蛆蟲。/這是什么樣的世界？天哪！/無罪的囚犯攀著鐵檻，看著遙遠的藍天”。《蚊子》是對那些吸了血還要哼哼叫的邪惡勢力的蔑視：“倘如你落在我的胳臂上，/倘如你只吸一口血，/我/對你“原諒”。//然而我憎惡，/憎惡你的瞎唱：/在談經典，還是說掌故？/我不再吝惜/一巴掌”。《金菩薩》則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當時的反動統治者：“你的命運注定毀滅和零落/感恩的歌聲不屬于你/連墳墓你也不配占據一座/因為那泥土是我們的/金發的太陽也只把我們撫摸……”
　　不過此時的邵燕祥，已不是一個舊的批判現實主義者，他已找到了革命的依靠力量，看到了勝利的前景，因此他在詛咒黑暗的同時，也有對自由的呼喚，對光明的向往。《給伏爾加河船夫》是對理想中獲得了光明的國土的禮贊：“當我聽見大北風/吹來了船夫的歌子，/我的眼睛在古中國之夜/看見了/伏爾加河上/在閃閃地發光啊。/在白天，在夜里，/白樺林還是在沙沙地唱呢。/而奴隸的命運/卻已經死掉了，/已經死掉了，/被你們親手埋葬了！”1948年正當解放戰爭進入決戰階段，人民革命武裝節節勝利的時候，詩人寫下了《風雨鳥》，呼喚風雨，呼喚革命：“太陽從瓦解的土地上/斂起了灰白的光輝。/我聽到……遠方海一樣的天空/有呼喚風和雨的鳥在叫，/漸漸近了，漸漸近了，……鳥們叫來大堆亮灰的云彩，/我和釀雨的云彩賽跑而來。/風雨鳥飛近來了，/云的腿搭下來了，/風的足音雨的腳步雜沓來了！/整個的土地在騷動呵。”《長江上》則是在得知1948年中共中央發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五一”口號后，寫下的解放軍橫渡長江的預言：“好像長白山的森林/一例被天雷劈倒，/帶著狂嘯的風/不盡的長江，從天邊/滾滾而來了呀！//好像長白山森林里的白鳥/復活在長江上，/一隊風帆/馭著滾滾長江水，從天邊/展翅飛來了……”
　　縱觀上述這些匕首式的屬于時代強音的作品，可以發現，這全是邵燕祥心靈的自然流露，由于他此時已有了明確的政治立場，所以他的這部分詩歌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但是這種自然流露的傾向性與后來的“為政治服務”，則有明顯的區別。如邵燕祥所言：“我與地下黨沒有組織上的隸屬，黨組織也沒有干預到我的寫作。而我逐漸有意地改變文風，改變題材的選擇，那完全出于自愿。”④ 正是由于沒有受到促迫與干預，邵燕祥這類作品中還可以有自己的獨特的判斷。比如那首最先發表的新詩作品《失去譬喻的人們》，指控權力者宰割人民、發動內戰，但具體指的誰，詩中并未點明，這在政治上也許是不鮮明的。但這種不點明，恰恰也使這首詩與一般的檄文有了區別，而成為一種歷史現象的概括，在不同時代的讀者讀來，都可以有自己的聯想與體會。
　　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在高擎著匕首的同時，又高高地舉起了詩。他從沒有忘記自己是詩人，他寫的不是檄文，不是傳單，而應是詩。那時的邵燕祥，很少直接闡明自己的詩學觀點，但是從他的創作卻可以看出，他已有了對詩歌本體的自覺。
　　率意而為，自由抒寫，不受羈絆，是邵燕祥早期詩歌創作的重要特征。他在回顧1947年的創作時說：這一年“寫得更多的是詩，長的短的，民歌體的自由體的。年末寫了大量我名之為‘長短句’的小詩，次春陸續發表了一部分；說是詩，其實是分行記下的情感的波動，理性的閃念，只不過表明一個年輕人的思維很活躍，也很自由，沒受到什么教條的羈絆”。⑤ 邵燕祥這階段的詩，呈現出他后來的創作中很少見的那種心靈的自由感，他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沒有矯情，沒有造作。他的詩既有針對當時形勢的剖析，又有個人情感的抒寫；既有對現實的針砭，又有對光明的禮贊；既有直抒胸臆，又有曲筆隱喻；既有一二百行的長詩，又有兩三行的超短詩……邵燕祥這階段的寫作不過三四年的時間，但是就其涉及的內容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寫法的無拘無束而言，卻是他五六十年代的詩歌寫作遠不能企及的。在1985年出版的《晨昏隨筆》中，邵燕祥談到了他40年代后期一組《擬〈金沙江上情歌〉》的寫作：“1947—48年頃，我讀了劉吉原記錄的民歌集《西南采風錄》，沙鷗、薛汕編的《金沙江上情歌》，又讀了李季采用陜北“信天游”寫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以及擬歌謠體的《馬凡陀的山歌》。這些一洗書卷氣的詩歌，以其剛健清新吸引著我，征服著我。我當時都有一些仿作。”⑥ 下引的三首，便出自1948年初邵燕祥所寫的《擬〈金沙江上情歌〉》，雖系模擬之作，從中卻可以看出詩人的才情及多種筆墨：
　　哥是青天太陽傘，妹是山背朝陽花；情哥探頭追到晚，小妹香遍一滿洼。
　　韭菜妹吃戀到久，芹菜哥吃想得勤；一朝沿墻牽手種，半盅清水也散心。
　　郎是青草長年綠，妹是陽雀叫半春；青草年年青到遠，薄情陽雀一時親。
　　邵燕祥在“五四”的搖籃北京出生、長大，他求學的中法大學就在北京大學所在的沙灘附近，他也常常在北大的民主廣場徘徊。“五四”精神和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作家對他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魯迅對國民性的深刻解剖，對現實的批判意識，對邪惡勢力絕不妥協的硬骨頭精神，對邵燕祥心靈的塑造是終生的。何其芳、馮至、卞之琳、穆旦這些明顯帶有現代色彩的詩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邵燕祥。現收在《找靈魂》中的《密誓》與《寂寥》，是邵燕祥少年寫作的較早的文本，寫唐明皇的兩位妃子——楊妃和梅妃的情感生活，其綺麗的語言、陰柔的風格、唯美的色調，能夠看出何其芳《畫夢錄》的影響。從“我們有絞死絞刑者的絞刑，/我們有顛覆陰謀者的陰謀”（《金菩薩》）這種融智力于激情的句子，我們能看出卞之琳智性與感性交融的現代主義技法的滲透。至于“生活像苛性堿一樣腐蝕著光陰，/時間底里程還我以清新。/凄厲的喪鐘凝止而飛散，/在鏡里溫習一遍自傳，/墮落，和無邊之感激，/乃埋在疑懼的心底”（《偶感》）這樣的句子，其深奧的玄思與晦澀的表現，無疑能看到穆旦的影子。邵燕祥雖然沒有追隨馮至去寫十四行，但馮至20年代詩歌中青春與愛的主題，其沉思的品格、獨特的生命體驗，對邵燕祥的影響卻是深遠的。馮至的《蛇》、《瞽者的暗示》啟示了邵燕祥對象征的迷戀，馮至的長詩《北游》中的句子“這里有人在計算他的妻子，/這里有人在欺騙他的愛人，/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銀，/這里的人，眼前只有毒菌”，無疑地啟示了邵燕祥對現實的富于詩意的批判。
　　“五四”新詩發展對現代性的訴求，制約著邵燕祥40年代后期作品的風貌。比起50年代的《到遠方去》、《在今晚的公路上》、《青春進行曲》等直抒胸臆式的作品，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作品，其表情方式要豐富得多。這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象征與反諷的大量使用。
　　50年代的邵燕祥多用描述性、鋪陳性意象，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喜歡使用間接意象，特別是象征意象。象征意象盡管歷史悠久，如黑格爾所說：“‘象征’無論就它的概念來說，還是就它在歷史上出現的次第來說，那是藝術的開始。”⑦ 但是被大量地集中地使用，還是在現代詩歌中。在現代詩人那里，象征體與本體的關系，有著一定的任意性，因而詩人可以盡情地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讀者也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理解，這樣便大大增加了情感的包容量與表現領域的寬度。
　　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當然不能有對解放的直接呼喚與歌頌，于是詩人便采用了曲筆，“要沒有晴天就都得死/我們/命定是陽光的兒子//歌頌晴天的，不是蝴蝶/是我們，是隼鷹/我們也都像隼鷹一樣/撲著強健的翅膀/為晴天放哨//我寧愿死去/若要我去做陰天的俘虜/我是多么喜愛晴天/可又是多么難得/我相思著，我守望著”。這里的“晴天”當然不是談自然界的天氣，而是用象征的筆法，表達了對解放的渴盼。與此相似，《港灣》則表現了對理想的憧憬：
　　向往著藍綠的/港灣，/貝殼像灘沙/鋪滿。
　　在港灣，/忘不了海的/苦痛的痙攣；
　　在沙灘，/忘不了老蚌/悲哀的嗟嘆。
　　然而我，依然/向望著/港灣。
　　《橘頌》從自然界的橘生發而來，但已不是作為植物的橘的再現：
　　你寂寞而悲哀，面對/冷然的欣賞的眼睛，/還以冷然的不睬/你懷念你的母親和兄弟們，/在遙遠的溫暖的土地。
　　你有一切美麗的文章和顏色，/宇宙底智慧之啟示。/橙黃橘綠不是色彩底點綴，/從青到黃寫著你生長底過程。/白花開出你底素潔，/綠葉泄露你底活力。……
　　你是自由底子民，/你是太陽空氣與水底三和土。/光明燭照下長成底，/不是懦弱的子孫；/把你置諸荒庭中，/是屈辱了你底貞節。
　　這首詩借用了屈原的詩題和詩心，透過對橘的美好形象與高尚氣節的描寫，塑造了一位時代新人的形象，這既是詩人禮贊的對象，但也不妨看作是詩人內心世界的一種寫照，是詩人的自我形象的一個側面。
　　邵燕祥詩歌中反諷的出現，與40年代后期的政治環境與文化癥候有關。在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原有的意識形態話語和價值觀念被顛覆，反諷就成了一種頗有前衛性的變構力量。而且，反諷并非僅僅把矛頭指向受諷者，同時它也深深受到詩人的氣質與個性的制約。從邵燕祥40年代后期詩作，到50年代寫諷刺詩而罹禍，到1958年后以舊體詩形式寫的“打油詩”，到他的銳利而深刻的雜文，我們能感覺到邵燕祥眼光的犀利和骨子里的幽默感，這是他成功地運用反諷的心理基礎。
　　即使是寫那種匕首式的作品，邵燕祥也不全是金剛怒目式的憤怒聲討，而往往是巧用曲筆，以反諷出之。請看這首《釘子》：
　　好啊，釘子，/我曾見你/把耶穌/釘上十字架。
　　我們歌唱，/你跑上我們的嘴；/我們噤聲，/你還緊釘住沉默？
　　如果義正辭嚴地聲討一下國民黨箝制輿論固然痛快，但現在借用“釘子”這一意象，由把耶穌釘上十字架的釘子與封住現代人嘴的釘子，類比說下來，產生反諷效果，使小小的一首詩，既有了歷史的縱深感，又有了銳利的思想鋒芒。
　　再如《幣》：“說大話，使小錢兒，拿張紙，說是金圓兒，這樣的官家，溜了崖兒！這樣的弦子，折了弦兒！”，則是對國民黨統治時期貨幣貶值的寫照，平實機智的歌謠式語言后邊，其矛頭所指不言自明。
　　長詩《金菩薩》是對高高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的送葬歌：“這座古廟便是你宮殿/還記得鳩工落成那一天/有多少高貴而佛心的善人/曾掛著念珠跑來歡宴/叫來個戲班子舞蹈歌頌/聲震屋瓦地鬧翻了天……/只是這古廟今天頹圯得可憐/無數磚瓦的縫隙裂在你眼前/好像是一萬只侮辱的黑手/無情地撕破你鍍金的臉……”。詩人沒有疾言厲色，而是通過金菩薩這一意象，利用語言結構的對比造成的反諷，鞭撻了反動、腐朽、罪惡的統治者。
　　以上，我只是粗略地疏理了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詩歌創作的大致脈絡，更認真的研討，有待于未來。我相信對邵燕祥那一階段作品的研究，將會引起更多的讀者和專家的重視，這是因為——
　　其一，對邵燕祥40年代后期詩歌創作的研究，可以充實現代文學史對這階段詩歌創作的敘述。40年代后期是邵燕祥詩歌創作的起步階段，也是其創作成果相當豐富的一個階段。但由于時代原因，邵燕祥40年代的詩作在解放后能與讀者見面的極少，只是新時期以后在《邵燕祥詩選》等集子中有零星幾首，直到世紀初才在《找靈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中披露了一部分。由于很少接觸到邵燕祥40年代的作品，一般論者和文學史評論邵燕祥，均是從他50年代寫作開始談起。現代文學史對40年代詩歌創作的敘述，邵燕祥也是缺位的。現在看來，邵燕祥這階段的寫作與“七月派”、“九葉派”在精神上有密切的關聯，邵燕祥的某些作品，放到“七月”與“九葉”詩人中也絲毫不遜色。忽略對邵燕祥早期詩作的研究，對邵燕祥來說欠公正，對書寫一部全面而客觀的文學史也是一種損失。
　　其二，從對邵燕祥整體詩歌寫作的研究來說，對邵燕祥40年代后期詩歌創作的研究，為邵燕祥后來詩歌創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點。邵燕祥50年代乃至新時期以后的作品，都可以在40年代后期作品中溯到某些前因，這既包括他作品的長處，也包括某些局限。早期所寫的《愁結》一詩，是對陷于苦悶中的同代人的慰藉：“你的眉毛/只為了深鎖/才生得美麗。//成天在上面/打些個愁結，/懷念著明天，/懷念過去，/懷念過夢境，/懷念現實。/這些懷念，/是愁結。//但是我祈禱/你打開這/美麗的愁結，/讓眼睛的秋水/汩汩地流過去，/讓我的凝睇，/從這一條秋水中/擺渡給你。”這是在陰霾的時代，一個年輕人對未來的憧憬，調子與50年代的詩全然不同，但是這種對青春的關切和對話式的表情方式，卻與后者有著相通之處。邵燕祥早期寫作中有時過于散漫而缺乏節制，這一毛病也沿襲到50年代。邵燕祥在《晨昏隨筆》中說過這樣一件事：他在1952年11月間寫的《到遠方去》初稿，有242行，嚴辰同志讀后認為蕪雜。他放了幾個月后，重新刪改與壓縮，定稿時僅為40行。以這個眼光來衡量邵燕祥40年代寫的幾首長詩，也確實有可以壓縮的余地。
　　其三，對邵燕祥40年代后期詩歌創作的研究，可以與邵燕祥50年代的作品做一對照，從而發現一個有才華的青年詩人，是如何被“規范”，被塑造成為一個“政治抒情詩人”，被引導到“為政治服務”的道路上，路子越走越窄的，從而讓我們牢記歷史的教訓。以邵燕祥自己的個性、修養和偏好，假如沒有40年代后期的烽火連天的戰爭，假如沒有那時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革命形勢，假如沒有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和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邵燕祥也許會沿著30年代何其芳的道路走下去。但是40年代后期這風云變幻的時代，已不允許邵燕祥去構建自己的象牙之塔。等到1949年以后，隨著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強化，邵燕祥40年代后期所寫的大多作品就很難發表出來了。因為這種自發的政治抒懷，其內容不一定符合宣傳規范。邵燕祥曾舉一例：“在50年代時，有一位黨報的高級編輯，又是詩人，看到我1948年寫的短詩《旗》：‘旗的手在招展，旗的心在跳……’竟問：‘什么旗？為什么不是紅旗？’”這種政治對創作的干預，官員對詩人的“修理”，使得邵燕祥在解放后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無拘無束的寫法，而去努力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從而使詩風與40年代后期比有了重要的轉變。
　　注釋：
　　①邵燕祥：《引言：歷史現場與個人記憶》，《找靈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7頁。
　　②邵燕祥：《瑞金大樓》，《邵燕祥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頁。
　　③邵燕祥：《引言：歷史現場與個人記憶》，《找靈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3頁。
　　④邵燕祥：《找靈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7頁。
　　⑤邵燕祥：《找靈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3頁。
　　⑥邵燕祥：《擬〈金沙江上情歌〉》，《晨昏隨筆》，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125頁。
　　⑦黑格爾：《美學》第2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9頁。
　　⑧邵燕祥：《從二百四十二行到四十行》，《晨昏隨筆》，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132頁。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3～19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思敬20072007
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為了理想而獻身，把生命與詩歌融為一體，使他的詩歌顯出了英雄主義的品格。同時，他這階段的詩具有他后來的創作中很少見的那種心靈的自由感，沒有矯情，沒有造作，率意而為，不受羈絆。對邵燕祥40年代后期詩歌創作的研究，可以充實現代文學史對這階段詩歌創作的敘述，并可與邵燕祥50年代的作品做一對照，從中發現一個有才華的青年詩人，是如何被“規范”，被引導到“為政治服務”的道路上，路子越走越窄的，從而讓我們牢記歷史的教訓。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183～19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思敬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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