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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的科學性問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但是，卻長期困擾著史學界，成為史學家不斷談論的新話題。近年來，不斷有文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歷史學的科學性在于它有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作指導；有人認為歷史學的科學性主要是就其能發現闡明過去、說明現在、指導未來的規律而言；有人則把歷史學的科學性完全等同于歷史事實本身的真實性。比如，發表于《華南師大學報》1992年第4 期的“試論歷史研究的科學性”一文（以下簡稱楊文），即是如此。該文認為：“歷史研究科學性的最大特點是真實性，即對歷史真實的揭示。歷史學家所做的工作，實際上都是了解和說明歷史真相的工作，對于史料和史實的研究如此，探討歷史規律亦如此。”把歷史學的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筆者不敢茍同，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以就正于史學界諸位同仁。
　　　　　　一
　　近年來，始終有人不斷地談論歷史學的科學性問題，我認為有三個原因：首先，“文革”時期，“四人幫”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始作俑，暗放毒箭，大搞影射史學。他們用主觀杜撰的儒法斗爭史來構筑整個中國思想史。借“批孔”大批“宰相儒”影射周總理；借所謂“儒法斗爭繼續到現在”以“揪現代大儒”，企圖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炮制所謂“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以陰謀組閣；借“風慶輪事件”批所謂“投降賣國”的“儒”；借所謂評《水滸》以宋江架空晁蓋，惡毒政擊鄧小平同志。江青更借吹捧呂后、武則天妄想實現其現代女皇的夢想等等。以歷史影射現實，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注：周朝民等：《中國史學四十年》，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把史學踐踏得不成樣子，嚴重損害了歷史學的聲譽，使一門嚴肅的科學變成了他們搞陰謀的工具，淪為他們役使的婢女，窒息了歷史學的發展。粉碎“四人幫”后，人們為了肅清其流毒，為了解放思想、澄清是非，開始了對他們的深入批判，對這種打著革命旗號的極“左”思想開始了清算。為了歷史學的嚴肅性和獨立性，歷史學的科學性問題重又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視。關于這一點，楊文已經注意到了。（注：楊向群：“試論歷史研究的科學性”一文，見《華南師大學報》（社科版）1992 年4期。）因為過去強調黨性或階級性，把它們凌架于科學性之上，甚至認為越革命就越科學，破壞了兩者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歪曲、篡改甚至偽造歷史，玷污了歷史科學的聲譽。其次，近幾年來，由于過于強調史學要為現實服務，出現了不尊重歷史事實，將古人現代化、以歷史比附現實托古改制，甚至因現實需要改鑄歷史的傾向，使歷史淪為現實的注腳。比如，一些熱衷于全盤西化的人，用西方的發展道路來裁剪中國的歷史，強中國就西方，拋售了種種奇談怪論。什么早熟論、封建社會長期停滯論、不典型論、超穩定結構論等等，都是這種戴有色眼鏡的產物。因為他們處處以西方人的臉孔照中國，必然造成中國人頭發不黃、眼珠不藍，這個不是那個也不行。由現實而及歷史，使歷史蒙受了不白之冤。然而，他們的批判經不起推敲，根本不符合歷史實際，缺少起碼的歷史常識。比如，處于主張大力開放的善良動機，他們批判中國古代歷來閉關鎖國，從而造成了今天之閉關落后。但是，只要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開放始終是中國古代的主流，不然，幾千年的民族大融合沒法解釋，盛唐長安的各國留學生沒法解釋，三條蜿蜒起伏、橫亙歐亞大陸、連結歐亞非三大洲的絲綢之路也沒法解釋。針對這種連基本的史實都沒搞清楚，就盲目闡幽發微、亂作主張的“海派”學風，人們提出了質疑。這是史學界重視歷史真實，提倡歷史科學性的又一個原因。第三，從整個中國史學發展歷程來講，重秉筆直書、求真、不曲不隱是一個傳統。從史的起源來說，“”字，許慎《說文解字》解釋為“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段玉裁引《玉藻》左右史之言解釋記事，以“君舉必書，良史書法不隱”解釋中正。江永則進而認為“中”為官府之簿書，“凡官有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注：轉引自葛懋春主編：《歷史科學概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頁。）既如此，更要求如實直書，所以，從史的起源及職能來說，如實直書，公正不隱這一點看的是比較清楚的。從史家流傳的故事中，如南史氏、董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故事，都說明搞歷史研究是以求真為歷史學的最高宗旨。近人王國維曾贊曰：“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注：王國維：《觀堂集林》24卷。）乾嘉之學精在何處呢？乾嘉之學就是考據學，精就精在考據上。乾嘉學者拘泥于一字一句的點滴史實的考據，他們的根本宗旨就是刨根問底，恢復原來的面目。主張讀書要眼如明月，大小紕繆均不許放過。考據之風遍及全國，史家不以考據即不足以齒諸史林，把史學引入到考據學之一途。當時雖曾引起過章學誠文化史學的強烈反抗，但匹夫撼樹，僅章氏之力焉能抵此暴風驟雨，考據之學順勢發展著。直到顧頡剛疑古求真，傅斯年建立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以及要把歷史學建設得如同地質學、生物學一樣的科學之精神，實質上都是抱著同一宗旨的。這種以考據為能事之風，影響中國近三個世紀，直到七十年代末仍有“回到乾嘉去”之議論，史壇求真之風，不可謂不盛。本來十九世紀是自然科學大豐收的世紀，人文科學紛紛向自然科學看齊，追求歷史學的科學也就促成了科學性與真實性的天然結合。這是把歷史學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的第三個原因。
　　從整體上看，這種強調科學之風與把歷史學的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前兩個原因是直接的近因，而后一個原因是內在的根本原因。
　　　　　　二
　　在上述背景下，把歷史學的科學性理解為真實性有一定道理，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是也存在許多問題。
　　首先，以往的史學家所推崇的“直書”和“求真”，都是講的一種史德。并不是史學的最高準則，更不是就史學的根本任務而言的。比如，孔子認為“書法不隱”才是“良史”。（注：《左傳》宣公二年。）劉知幾認為“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注：劉知幾：《史通·惑經》）指出“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崔弒，司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于吳朝，崔浩犯諱于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劉知己對此非常贊許，認為象“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注：《史通·直書》）因為階級社會，歷史的著述解釋權操持在統治者手中，歷史總是被歪曲，所以，史學家總是特別推崇那些敢于“秉筆直書”、擁有“寧為蘭折玉碎，不作瓦礫長存”之錚錚氣節的良史。這實際上是從史德的層面上著意的，不是就歷史學的基本屬性而言的。
　　在西方也是如此，希羅多德在寫《希波戰爭史》時聲明：“我的責任是在報道人們所說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這些事實是真實的。——我這項聲明，適用于我的全部著作。”（注：轉引自郭圣銘：《西方史學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頁。）公元前二世紀歐洲最著名的史學家波里比亞，也是主張求真的。他說：“‘真實’之于歷史，正如雙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雙目，這個人就終身殘廢了；同樣，如果從歷史中挖去了‘真實’，那么所剩下來的豈不都是無稽之談。”（注：轉引自郭圣銘：《西方史學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頁。）這種求真、直書的傳統，不管是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是史學家擁以自勉的優秀美德。都是就史學家所應有的史德這一層面而言的。這種良好的史德，當然要影響到他們的治史方針，必以求真為要務。但是，這還不能算是一種治史的廣泛原則，也不是就歷史學的基本屬性上來談論科學性的。至于后人據此加以推廣，將這種質樸的求真變成為窮根索源，以考據為最高目的治學思想，這是后來的事，此處暫且不論。
　　我們知道，歷史作為人類社會以往的運動變化過程，是紛繁復雜的，只追求一種史德還遠遠不夠，還必須于歷史有一套科學的認知理念和手段，否則，也必然同樣會流于空談。玉不雕不成器，歷史之原狀即或能求出來，擺在面前，如不借助于主體加以認識，仍不過是一堆毫無意義可言的廢品而已。比如對于封建社會史，古代史學家始終頌揚著直書、實錄，然而，如果我們沒有唯物史觀的銳利武器，不能指出剝削階級的階級局限，看不出他們仗著歪曲歷史、篡改歷史之弊病；固守其章句，必然弄不清歷史之真相，反而會被漂亮的言詞所迷惑。所以，史德只是一個史家所必備的素質之一，而不是全部。
　　當然，史德與史學家的才、學、識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更不是對立的，它們有內在的統一性。有豐富的才、學、識三長，而不具備良好的史德，不是一位優秀的史學家，而只有史德沒有系統的歷史認知理論，更談不上史學家。端正了這一態度，對于史學工作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只講史德，以此代替一切，必然窒息歷史學的發展。所以，求真、真實是歷史學的一項基本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它并不能涵概整個歷史學，把歷史學的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是一種誤解。
　　其次，長期以來，強調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實際上變成了一種教條主義的保護神。歷史研究當然需要科學性，但科學性決不等同于真實性。歷史學是一種主、客觀相結合的產物，如果離開了人的思想、理論的指導，追求一種絕對客觀的“排除了主觀”的純粹歷史，不僅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要追求真實、客觀就必須排斥主觀的因素，然而，歷史學又不可能離開主觀。這樣就使一批人相信只有經典作家說過的、肯定的才是科學的。只有這種言論才可以指導歷史研究，否則即認為是偽科學或反科學的，盲目排斥其他理論，拒絕史家的主觀能動作用，拒絕發展，窒息了馬克思主義，使之成為一種教條主義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越講真實，越追求真實，就勢必越固守經典作家的章句教條和恪守一些具體的結論，就越排斥新思想，排斥研究者的獨立思考能力，這樣越崩越緊，最后就只能卡住自己的脖子。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唯物史觀是正確的，它可以而且應該成為我們歷史研究的指南，但這不等于說，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具體結論都是正確的，更不能把它視為萬古不變的教條。
　　再次，就歷史的研究過程而言，把歷史學的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存在的問題就更多了。大家都知道，歷史作為人類社會以往的運動變化過程，一去不復返，它到底是個什么樣子，誰都不知道。比如：孔子之為孔子，已經過去，萬古不變，但這個絕對的孔子，我們永遠不能知道。歷史上所知的孔子，是后世對于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觀認識，因為孔子原貌怎樣，誰都不知道。孔子死后百年左右，通過《論語》，我們可以看出，再傳以三四代的儒家弟子把孔子視為圣人，視為誨人不倦的大師，視為不得志的人才，看為中國傳統與正統文化的提倡者，凡此一切有多少合乎百年前孔子在世時的事實，倒顯得不那么重要。所可注意的是，《論語》中所表現出的這個孔子，正是戰國初期政治社會開始大亂時，主張保守以求安定的儒家思想。他們都希望借著復古以安全社會，所以也就描寫了一個好古博古的大師與圣人。再進一百年到了戰國晚期，如以《荀子》一書的孔子為代表，孔子已作為魯國的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威風十足，是《論語》中所不見的。孔子又為魯司寇，斷案的方法奇特，為一般人所不能了解。魯君向孔子問難，孔子竟傲氣十足。通過這個孔子我們可以看出戰國中期以下的百家爭鳴，群士爭助，各思謀得一官半職的熱中之士，所特別標榜的故事。這個孔子已遠不如《論語》中的孔子之超然，其分別就在戰國初期的儒家尚不似戰國中期以后儒家的急求仕進，而急求仕進正是戰國中期以后諸子百家的共同特征。對于這種情況有兩種代表性主張：一是科學主義歷史哲學主張應該通過不同的關于孔子的記載，進行比較、考證，直到最后弄清孔子的本來面目，即求真，主張不要被各種現象所迷惑，要透過記載者的主觀，并排除這種主觀，要撥開烏云見青天，這或許符合楊文把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的主張；另有一種意見認為，孔子原貌如何，誰都不知道，也不必去追問，我們只要透過《論語》、《荀子》中有關孔子的記載，搞清楚戰國初期與中后期不同時代的追求與特征就足夠了，因為這種“絕對的真實永難求得，即或求得也無意義。有意義的過去，真正的歷史知識，是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對于過去活動的認識。”這個認識當然是主觀的，它的價值也是主觀的。“生而為人，不能脫離主觀，”“只要人仍為人，他對于未來只能摸索，對于現在只能猜測，對于過去只能就他對于現在的看法與對于未來的希望而給它一個主觀的意義。”（注：雷海宗：“歷史過去釋義”，《中央時報》（昆明版）民國35年1 月31日。）這種主張認為歷史學本身是主觀的，歷史過去如何，不知道也不必去追問，關鍵在于人為地賦給它某種解釋和意義，這是人文主義歷史哲學的主張。（注：參見侯云灝：“雷海宗早期史學思想研究”，《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3期。）
　　在人文主義歷史哲學看來，歷史的最大問題在于如何認識、解釋，并不在嘆息已逝的過去。就現實而言，歷史雖一去不復返，但現實卻是此在的，紛繁復雜的現實社會擺在我們面前，這可不必去埋怨一去不復返了，但是對于現實，如果我們不透過雜亂無章的現象，略去一些無意義的瑣事，借助于主觀思維，提出某種解釋，賦予一定意義的話，那么現實雖然在我們面前，但又有什么意義呢？歷史也是如此，歷史作為過去的現實，也必然層巒疊嶂、繁茂蕪雜，不可能也沒必要皓首窮經，企求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只能把歷史上的大事、大致經歷搞清楚就足夠了，搞歷史研究并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因事論理。其實，對于科學史學派而言，真實絕對客觀也永遠是一種理想的境界。傅斯年是標榜科學史學的，對于客觀一事，他只是承認：“在社會科學和在自然科學一樣，是個理想的境界，寤寐求之，尚且求之不得，仿佛莊子說：‘規不可以為圓’，也仿佛‘幾何原本’的命題，是不能畫出來的；然若完全放棄了這個祈求，以為一切社會的方法都是從某一種主觀的法規，這對于社會科學之進步，當然是一個大障礙了。”（注：《傅斯年全集》，〔臺〕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四冊，第364頁。）在他看來， 這只不過是一個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已。然而，傅斯年曾極力主張要把歷史學建設得如同地質學、生物學一樣的科學。但是，后來卻不得不求諸多元主義，開始懷疑起客觀來。既然真實對于歷史學來說是一個理想境界，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楊文還主張歷史學的科學性就等同于真實性，以求真為要務，認為追求科學就是追求真實，就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這豈不是要把歷史學引入死胡同嗎？不關注現實，“知古不知今”，不注重歷史發展規律的總結，歷史學必須失去生命力和方向。當然，人文主義歷史哲學派把史學變成一種毫無客觀性可言的相對主義的東西，我們也是不贊同的，這里姑且不談。
　　最后，我們不妨把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的背景再放大，追求純客觀、排除主觀的真實，這種“科學”思想實際上是自然科學，尤其是經典物理學發展的產物。
　　經典物理學（即牛頓物理學）的創立，是科學史上劃時代的成就。這種建立在絕對空間與絕對時間觀念上的經典物理學，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低速世界運動的客觀規律。由于牛頓理論構造上的精美和實用的巨大威力，使人確信它已完全解決了宇宙中的全部問題。但經典物理學是從封閉、簡單的世界圖景出發，適用于解決單個粒子和單個軌道的運動問題。在經典力學中，時間是可逆的，這樣也就談不上發展、變化，過去與未來就毫無區別。在這個世界圖景中，每一個粒子都按既定軌道運動。整個世界象一個精密、嚴謹的龐大機器，只要一經推動，齒輪就會按既定方式傳動下去。過去決定著未來。只要知道了一個系統的初始狀態條件，就能按著運動定律推算出這個系統今后的一切狀態。未來是由過去嚴格決定的，因而被稱為決定論。在這種背景下，蘭克提出了史學家應該而且也能夠超然物外地純客觀地“按歷史的本來面目來書寫歷史”。這就是追求純客觀歷史，企圖建立科學的歷史學，把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的大背景。這種根源于經典物理學的理論，實質上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理論。對于這一現象，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進行過批判：“人為了歷史而存在，而歷史則為了證明真理而存在。在這種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復了思辨的高見：人和歷史所以存在，是為了使真理達到自我意識。”因此，“歷史也和真理一樣變成了特殊的個性，即形而上學的主體，而現實的人類個體反倒僅僅變成了這一形而上學的主體的體現者。”（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0—101頁。 ）這種把人類歷史與自然運動機械比附，必然導致對作為主體的人的能動性的忽視，對個性的抹殺。所以，19世紀后半葉德國勃興的歷史主義思潮，便是對這種機械論的挑戰。
　　從這里我們便可以看出，把科學性與真實性等同的歷史階段性和局限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出現，動搖了經典物理學的權威性。相對論把物質與時空密切聯系起來，空間連同時間一起成為隨運動速度而變化的東西，徹底打破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說。量子力學體系成功地揭示了微觀世界的基本規律，不僅推翻了原子是物質不可分的最小微粒的傳統觀念，更有意義的是它摧毀了經典力學的機械決定論。“量子躍遷”打破了“自然不飛躍”的古老格言。“測不準原理”使任何判斷性實驗成為不可能。“任何一種研究自然的目的，原先是盡可能按照自然界本來面目，也就是在沒有我們的干預和我們的觀察的情況下去描述它，但是，現在我們認識到，這個目的是達不到的。”（注： W·海森堡：《嚴密自然科學基礎近年來的變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77頁。）“這使得嚴格把世界和我區分開成為不可能了。”（注：W·海森堡：《物理學和哲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2頁。 此處均轉引自雷頤“自然觀與歷史觀”一文。）自然界已深深地人化了。
　　現代科學徹底打破了機械決定論的幻想，那種認為在“世界之外”完全客觀地反映外界、精確預言未來的一切，實際上只是一種神話。“人是萬物之靈”，由人組成的人類社會之區別于動物界，就是因為人有思想、具有主觀能動性，人的實踐是一種有目的、在一定理論指導下的社會活動。動物只能消極地適應、受制于自然，而人卻能積極主動地利用并改造自然。人類能夠在實踐中選擇——創造著自己的命運，而不是一種脫離人的神秘力量在決定著人類的命運。
　　科學已經喪失了那種君臨萬物，不偏不倚，作為最后仲裁者的無尚地位。我們今天的史學研究也不應抱殘守缺，糾纏于歷史真不真實這一無法成立或者說無法證實的命題不放。順應時代潮流，把史學科學性探討的重點，由單純強調對客體的認識，發展到對客體和主體的認識并重這一角度來加以重新思考。
　　　　　　三
　　毫無疑問，歷史學當然是一門科學。與其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從而導致歷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之論爭的話，勿寧說歷史學原本就是一門人文科學。（此點容另文詳論。）對其科學性須予以重新解釋。如果還以歷史學是否真實作為衡量其科學性的標準，則是不合時宜的，也是片面的。歷史學發展到今天再在是否真實，是否能客觀地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上爭來吵去，已經毫無意義。
　　科學性的根本內容不在于事實本身，而在于該事實昭示的意義以及對它的客觀解釋。也就是說歷史學的科學性問題，首先指歷史認識的科學性。歷史事實對科學的歷史學來說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比如說有云彩是下雨的必要條件，沒有云彩下不成雨，但是有云彩不一定天天都能下成雨，如果沒有其它條件，云彩或許永遠下不成雨。歷史學也是如此。“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注：轉引自“論歷史思維”一文，《西北師大學報》1989年4期。）歷史學的琴弦，還要靠史學家指頭的撥弄。
　　我們說歷史學是科學，是指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對人類社會以往的運動變化過程能提供科學的認識和解釋，同時又因為人類社會確實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普遍現象（即規律），所以，歷史學不僅能夠成為科學，而且本身也確實是科學的。這種史學的科學觀承認史學客體對主體的最終決定作用，同時又承認主體可以能動地重鑄客體，創造并反映史學的客體。它要求歷史學家在重構歷史的過程中，必須運用創造性思維，必須根據自己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志趣、需要，首先創造自己的主體，重構自己的心靈。同時，這種創造與重構又不是主觀隨意的，最終要受史學客體的制約。這種經過主體的鑒別、篩選、化合、提升而重構的歷史，表面看似主觀的，受歷史學家的心靈活動支配，但它的內容，實質上則是客觀的、有根據的，因而也是科學的。這種就把唯物史觀作為一種自覺的研究歷史的理論武器，而不是教條。這既堅持了歷史學的科學認識功能，又在實踐中堅持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就史學的客體而言，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歷史基本事實，二是歷史知識（或有哲學意義的歷史）。歷史基本事實是指確鑿存在過的并且能夠認識的歷史現象，比如孔子的存在，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確確實實有這樣一位思想家。再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 我們知道戰國末期確確實實有一位秦王嬴政，他滅六國統一了中國。求真，應是對這些基本事實的考證、考實性認識。對于這種歷史基本事實，盡管它已過去，無法直接證實，但仍可以知道，因為史料可證實。不能因為它已過去，而史料又有主觀之介入，就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存在。否則，歷史學就失去了成為一門科學的資格。而對于孔子的思想學說如何？嬴政怎樣統一，因什么而統一？則是對歷史的解釋和說明的問題，這種解釋是需要不斷重新研究和改寫的，因為時代必然要求這樣。對于這個問題，歷史相對主義錯在連這一基本事實也不承認，而歷史客觀主義又一味強調求真，看不到歷史解釋的相對性，或者說，只強求歷史按它的模式解釋，而不允許別人有另外的解釋，從而使歷史學只拘泥于點滴事實和千篇一律，看不到歷史的不斷變化和發展的一面。
　　對于有哲學意義的歷史（歷史知識），一般地說，允許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和說明，這是進入史學家視野的真正客體。對于這些歷史知識，不要說歷史真相說不太清楚，就是真相說得再清楚，也有看問題的不同角度以及不同時代、不同的階級、不同的人的各種不同看法，這是允許的。對現實的認識和解釋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但這是否說歷史就沒真事了？成為相對主義的東西，沒客觀性、科學性可言了呢？不是的。它的科學性就在于：從廣義上說，我們承認歷史的基本事實（歷史本體）制約著對歷史的解釋，制約著有哲學意義的歷史。換句話說，有哲學意義的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是朝著與歷史基本事實相吻合而不是相背離的方向發展。所以，從根本上說，歷史學是科學的、也是客觀的。
　　在這個問題上既要批判歷史相對主義不敢也不愿講求真的錯誤，比如，只要他們認為某種歷史現象沒意義，該歷史現象就不存在了，這是一種走極端的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又要批判歷史客觀主義把求真作為史學的最終目的，貶低歷史學。客觀地說，求真只是史學的初級階段，遠遠沒有完成史學所應該完成的使命。馬克思主義史學區別于舊史學的一個重要特色即此。早在1929年，郭沫若就指出，對于古代中國的歷史‘整理’的終極目標是‘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自序”。）對于歷史，我們不僅要知道其當然，更要知道其所以然。這就需要認識、解釋，要運用歷史知識，要借助于唯物史觀作為我們的理論武器。如果將史學僅停留于求真的初級階段，把求真作為史學的最終目的，只會降低史學的地位，把史學研究引入死胡同，直至取消歷史科學本身之存在。
　　因此，史學研究既要避免鉆牛角“捉虱子”，把科學性等同于真實性的錯誤，又要防止不顧歷史事實“噴云吐霧”、言之無物的錯誤，使歷史學尤其是歷史認識論研究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9～14K1歷史學宋月華19991999文章分三部分，總結近年不斷談論歷史學科學性問題的三個原因；分析了把歷史學的科學性理解為真實性的諸種因素及科學和認識論發展的背景；指出科學性的根本內容不在于事實本身，而在于該事實昭示的意義以及對它的客觀解釋。也就是說，歷史學的科學性首先指歷史認識的科學性。作者：聊城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 作者：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9～14K1歷史學宋月華19991999文章分三部分，總結近年不斷談論歷史學科學性問題的三個原因；分析了把歷史學的科學性理解為真實性的諸種因素及科學和認識論發展的背景；指出科學性的根本內容不在于事實本身，而在于該事實昭示的意義以及對它的客觀解釋。也就是說，歷史學的科學性首先指歷史認識的科學性。

網載 2013-09-10 2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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