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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統哲學涉及的內容很多，諸如世界本質論、天人關系論、認識論、人生論等，但其核心與主導是人生論，即社會倫理道德問題。因此中國傳統哲學是倫理型的，與西方的“求知型”哲學形成鮮明的反差。這種倫理型哲學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無論是其創始人孔子，還是其繼承者荀子（及董仲舒、韓愈、張載、朱熹等），在他們的哲學思想中，闡述天道、地道的目的是追求“人道”，人際倫理道德和社會統治問題。他們論述人道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論述天道時態度有所不同，也可以說他們對待探索自然規律的態度不甚相同。總體上講他們的觀點都重理性、反迷信、反超自然的東西，輕視對自然現象的研究。不同之處是荀子有的時候則表現出一定的矛盾性，即在否認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反對致力于對自然現象的規律性、邏輯性探索的同時，又肯定科學技術的實際應用。下面通過對孔子和荀子的有關論述的比較進行具體分析。
　　1.孔子輕視對自然規律的探索
　　《論語·述而第七》中有這樣幾段話：
　　“子所雅言，詩、書、執札，皆雅言也”（第十七章）。其意為：孔子常談的話題是詩、歷史和對于禮的維護。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第二十四章）。意即孔子教授的科目有四項：文化（文學）、事情的處理、對在上者的忠誠和守信。
　　“子不語怪，力，亂，神”（第二十一章）。意即孔子從來不談論的事情有：異常的事物（自然界的奇怪）、反常的力量、（自然界的）失調、鬼神。
　　《子路》中記述：“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好義……好信……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的意思是：樊遲真是一個眼界狹窄的人！如果一個君子和官長喜好良好的習慣，正義和真誠，人民就會背負著他們的孩子從各地都來歸附他，這樣，他還需要知道怎樣去務農嗎？孔子的這幾段話反映出他看重的是傳統的禮儀，認為應該研究的是社會現象，是人類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而對蘊含著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規律的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他不僅從來不過問，而且對有意去探索的人采取的是冷漠、蔑視的態度。而對異常的自然現象（如慧星、隕石、日食、溫泉或噴泉等）的關注，恰恰是歷史上人們對自然科學認識的起點。
　　2.孔子對待自然規律探索態度的成因思考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的魯國，先世是宋國商王室的后裔。先世留下的顯赫一時的痕跡，以及幼年時家庭在社會中下層中所處的境遇，使他崇尚一種公正和睦的處世哲學，他不斷尋找和爭取從政的機會，以便在一種當權的位置上，方便地傳播和貫徹他的學說。盡管他在從政上沒有取得所期望的成功，但他對自己的追求從不懈怠，他的學說，在晚年和后世（直到現在），產生了無比深遠的影響。孔子一生的奮斗目標是傳播和貫徹公正和睦的處世哲學，也即是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學者與君主、學者與學者、學者與平民之間的關系）。
　　在封建官僚式的社會秩序之內如何井然有序地管理事務，要處理的關系中，不包括人與自然界的關系，這也就是說，孔子的研究對象中，是不包括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界的事物之間的關系的。由于孔子的追求目標確定為研究人類社會中公正、和睦的處世哲學，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他的教學內容都囿于這一區域，絲毫不逾越。因此，孔子對待自然規律探索采取輕慢的態度就是自然的了。
　　可能有人會說《六經》中的《春秋》中有一些關于彗星、隕石等方面的記述，《易經》中有豐富的自然科學內容，這與上述觀點相悖，但是我們知道，許多名家已經證明，《六經》是幾種各自獨立的舊典，其中《詩》、《書》、《孔》、《樂》由孔子修編后作為教育弟子的教本，此可見證于《墨子·公孟》：“孔子博于詩、收，察于禮、樂”；《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其它兩本《春秋》和《易經》是比較精深的學科，只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鐘肇鵬《孔子研究》），“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史記·孔子世家》）。關于《春秋》，名家大多認為是孔子晚年根據古籍所修編（也有人認為孔子只草擬了修編提綱，來不及編寫就死了），而《易經》原是一本先民卜筮的書，孔子為其所序，只編寫部分內容，并未作成全書。（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
　　3.荀子對探索自然規律的態度
　　荀子對探索自然規律的態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荀子不信鬼神
　　《荀子·解蔽篇》中有這樣一段話：“夏首之南有人焉，日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發，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己以正事，故傷于濕而擊鼓鼓痹，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在《荀子·天論篇》中荀子又說：“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兇也。”
　　從這兩段論述足見荀子不信鬼神。不僅如此，他還從客觀實際來解釋在當時許多學派都認為奧妙難解的所謂的“神”、“天”和一些自然現象。如他在《荀子·天論篇》中有這樣的論述：“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常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雖然荀子并沒有科學地認識萬物生存、成長的真正動因（在幾千年前誰也不可能科學認識），但他的上述認識是唯物主義的，唯其可貴。
　　荀子把自然現象也統劃在“禮”的準則的制約下
　　荀子把自然現象也與禮聯系起來了，《荀子·禮論篇》中的一段話可反映他這方面的思想：“凡禮……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晨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故……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把禮看成是左右自然的宇宙原則，是因為他所尊崇的孔孟都把禮看成當時的法權形式而執著地盡力推行，他自己雖迫于形勢，無法推行“禮”，但他在思想上仍把“禮”看成能夠安撫天下、振邦治國的法權形式（當然，荀子的“禮”已經有了一些“法”的內涵）。
　　荀子重視技術的社會價值
　　荀子對具有廣泛實際應用的技術是能夠正視的，有時對有實際應用的技術的社會價值是持肯定態度的。這體現在他的著作對有實際應用的技術多次涉及，有時還對其社會價值給以充分肯定，如在《荀子·天論篇》中有這樣一段話：“所志于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即人們對于天所要記的，是要記它所表現出的某種征象，使得人們預先作好某種準備來和發展著的大自然一致；人們對于地所要記的，是要記土地性能的有利情況，去安排生產種植作物；對于四季所要記的，是要記春作、夏長、秋收、冬藏的規律，使得人們根據規律從事勞作……從事上述各種專業的專家們各任其專業，而常人除略知天、地、四時、陰陽常識外，遵守著自然規律過日子就行了。
　　當然，由于荀子從根本上屬于儒家人物，這就注定他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應用技術持輕慢的態度，比如他在上述話的上面，就說了一句類似孔子說樊遲的話：“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
　　《荀子·解蔽篇》中又說：“農精于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于市而不可以為市師，工精于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贊稽物。壹于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顯然，他更看重的是對有技術者的統治，因為他們有“道”，有治理人的本領，他們的地位是高于有實際應用技術的農、商、工的。這還是儒家的等級觀念。
　　荀子反對對自然規律的探索
　　荀子的著作中多處對探索自然規律持輕視態度。如他在《荀子·儒效篇》中說：“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圣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
　　我們再看《荀子·解蔽篇》中的一段話：“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于人，不能無損于人；……此亂世奸人之說也，……”這段話十分明顯地反映荀子拒絕承認細微而枯燥的科學推理與研究的必要性。
　　4.荀子對待自然規律探索的態度的成因思考
　　社會形勢對荀于對待自然規律探索的態度的影響
　　荀子活動于戰國末葉，當時不但孔子的“禮”已行不通，而且王霸的形式也已過時，秦已開始施行法治，對儒者大不敬。荀子迫于形勢，終于廢居蘭陵，著書以沒。他的弟子也曾透露了這個消息：“孫（荀）卿迫于亂世，鰍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荀子·堯問篇》）
　　在這樣的社會形勢之下，荀子雖在主流上堅持孔子學說，但在許多方面有獨特見解。尤其他在廢居蘭陵期間，接觸了社會下層，深諳民眾之所行、所求、所需，所以，他的著作能對農、工、商等事業給以贊頌性的論述評價，對各實用技術能較為重視，并對實用技術的推廣予以倡導。
　　道家思想對荀子的影響。
　　一部《荀子》，給我們的感覺是其雖堅守“禮”而不移，但他的學說并不是孔學的翻版，他的思想深受諸子思想的影響，尤其在對待自然規律探索的態度上，受道家思想影響頗深。他接受了“道”的概念，在《荀子·儒效篇》中曾指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當然，荀子對道家的“道”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揚棄了神秘的“道”，擷取了其中的自然觀點，認識了天地萬物的客觀性。進而，他又用“道”來表示大自然的秩序，包括人類的正道（這在荀子的著作中處處體現）。
　　歷史上不少學者認為荀子對待莊周及道家思極為反感，如《史記·孟荀列傳》記載：“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巫祝，信譏詳，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荀子本人的著作中也多處對莊周等道家進行犀利地批判，如《荀子·解蔽篇》中有：“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謂之道盡因矣。”但是我們仔細研讀荀子的著作仍不難發現，荀子對道家的“天道自然觀”采取的是批判地接受的態度。我們看《荀子·天論篇》中的一段著名韻文：“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愿與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在這段話里，荀子“所謂的‘天’，不是孔、墨的有意志的天，而是自然的天；不是道家的觀念的天，而是物質的天。他不但不把天當作人格神看待，翻轉來還要把天征服，把天‘物畜’起來（侯多廬等《中國思想通史》）。把這段話認真品味之后，我確實感到荀子是在接受道家的天道自然觀的基礎上，對道家那種受制于天的觀念進行批判，并提出“以人弘道，以人勝天，……主控御自然，利用厚生”（蘇淵雷《中國思想文化論稿》）的戡天思想。
　　回頭再看上面所錄的“雩而雨，何也？”一段，我們可認為是道家“天道無為觀”的翻版；“列星隨旋”一段，則是對道家“天道無為而無不為”觀的實例佐證。
　　5.孔、荀對探索自然規律的態度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
　　孔子和荀子的思想對我國古代兩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所以他們的哲學思想中對探索自然規律之態度對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客觀地說，孔、荀的儒家思想重視理性思維，反對任何迷和超自然的東西，許多方面有著唯物主義的色彩。從這一點上說，他們的思想是利于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的。但遺憾的是他們（尤其是孔子）對于自然現象的漠視，對于自然規律探索的輕視，又抵消了他們上述思想的積極作用。而且由于他們的“人道”思想是有利于帝王們施行封建統治，所以歷代帝王多將孔、荀之學奉為至高無上的學說，而對孔、荀所漠視或反對的對自然規律的探索，也同樣持漠視或反對的態度。上行下效的結果，中國古代的科學理論研究自然不受重視，也就難有可觀的發展。可以設想，假如不是這樣，聰明智慧的中華民族就會有無數倍于實際的科學研究成果被世界矚目，近代科學也就可能是產生于中國而不在西方。
　　當然，荀子與孔子哲學思想所反映的對探索自然規律的態度之不同，對我國古代科學研究的影響也是不同的。荀子對應用技術的肯定，曾鼓舞許多失意于仕途的學者隱居鄉野，從事實際應用技術的研究。我認為，我國古代之所以能在歷法、農作物栽培、陶瓷、紡織、造船、醫學、印刷等應用技術方面取得輝煌的成就，與荀子對應用技術所持的態度不無關系。
　　今天我們若把我國古代在科學理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在應用技術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數量上進行比較，就更能體會出孔子和荀子對待自然規律探索的態度對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巨大影響。由此而推知，占有主導地位的哲學在思想上的導向，對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新的世紀里，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對發展科學技術大力提倡，從而促使中國的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就是有力證明。不難預想，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的科學技術還將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39～41B2科學技術哲學張穎20002000孔子和荀子是對我國文化有著巨大而深遠影響的兩位中國古代思想家，他們對自然規律探索所持的態度略有不同。該文通過對孔子和荀子對探索自然規律態度的比較研究，著重分析孔子和荀子對待自然規律探索態度的異同及其成因，初步探討二者的態度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孔子/荀子/探索自然規律/態度/科學技術/影響張穎　阜陽師院化學系副教授 作者：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39～41B2科學技術哲學張穎20002000孔子和荀子是對我國文化有著巨大而深遠影響的兩位中國古代思想家，他們對自然規律探索所持的態度略有不同。該文通過對孔子和荀子對探索自然規律態度的比較研究，著重分析孔子和荀子對待自然規律探索態度的異同及其成因，初步探討二者的態度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孔子/荀子/探索自然規律/態度/科學技術/影響

網載 2013-09-10 2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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