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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道德與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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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民族精神蘊含著誠實守信的道德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繁衍生息過程中形成的，是一個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和靈魂，也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江澤民同志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沒有靈魂，就會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395頁）他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民族精神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
所謂民族精神，實質上是滲透在民族的思想文化、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思維定勢及心理狀態之中的價值觀念，它集中地體現了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表明了一個民族對各種價值關系所持的立場和觀點，決定著人們對民族內部成員之間、民族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態度。根據這種理解，民族精神包含道德精神。誠信道德是一種道德精神，體現著中華民族對民族之間、個人之間關系的一種態度，即以誠相待、互相信任、講求信用的態度。
傳統誠信思想經歷了萌芽、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在原始社會時期，生產和生活秩序由“信”的規范來維持，這時的誠信思想還是隱約而不明晰、零碎而不系統的，因而處于萌芽階段；到戰國時期，先秦儒家把誠信觀念發展為系統的理性的思想觀念，把它從社會的潛意識形態演變為顯意識形態，闡述了信作為人生目標、行為準則、成功品質的重要性，信與誠的關系，以及誠信對于評價人的作用，這是傳統誠信思想的形成階段；到宋明時期，張載、朱熹、二程等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誠信問題，內容更豐富，觀點更深刻，涉及了信與忠、誠的聯系，義之信與非義之信的區別，以及誠作為社會公德之本和職業道德之源的思想，這是傳統誠信思想的提升階段。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承接者，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者。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中華民族精神。我們黨所倡導的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就是我們的民族精神中最富有特色的內容，它是誠信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擴展，是我們黨執政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是黨的思想路線、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毛澤東，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作風，倡導廣大黨員干部和全體人民“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鄧小平，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恢復和發揚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要求人們“要敢說真話，反對說假話，不務虛名，多做實事。”（《鄧小平文選》第3卷，146頁）作為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江澤民，反復強調要抓住“實事求是”這個精髓，在黨內造成“求真務實”的風氣。胡錦濤總書記提出，“求真務實”是共產黨人應該具備的政治品格，“必須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堅持講實話、出實招、辦實事、務實效。”可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們黨都倡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誠懇老實的做人態度，傳統的誠信道德深深地滲透在黨的路線、作風及用人標準之中，不斷地得到升華。中共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把“誠實守信”列為職業道德的主要內容之一；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體系”，并進一步把“誠實守信”擴展為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的重點。這樣，誠信在道德建設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了，誠信道德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關系更加明確了，它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也更加清楚了。
二、充分發揮我們民族的誠信道德的積極因素
在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過程中，我們要充分吸收傳統文化的精華，充分發揮傳統誠信道德的積極因素，使之與時代精神融為一體、交相輝映。
1.“以誠相待、誠心誠意”的思想觀點。我國古代思想家把誠看作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致力于達到“天人合一”的狀態；把誠看作人生追求的理想，致力于達到“至誠”的境界。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誠是自然的規律，追求誠是做人的道理。莊子說：“真者，精誠之至也。”（《莊子·漁父》）所謂天人合一的本真，就是精誠達到了極至的狀態。同時，他們還把誠看作修身的起點、立業的前提，看作做人和做事的基本要求。朱熹說：“道之浩浩，何處以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才可以修業。”（《朱子語類》卷九十五）周敦頤提出“以誠為本”的道德本體，“誠”成為道德觀的核心范疇，不僅是宇宙的精神實體，而且是圣人之本，是一切倫理道德的根基。首先，“誠者，圣人之本”，“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通書·誠上》）誠是純粹的至善，道德的極境，因而是圣人之所以為圣人的根據。其次，“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書·誠下》）誠是“仁、義、禮、智、信”五常的根本，是各行各業的倫理道德的源頭，誠立才能具備各種德性。基于對“誠”的重要性的認識，他們主張在人際交往中要以誠相待，做到誠心誠意。拋棄這些論述的封建色彩，剝開客觀唯心主義的外殼，其中蘊含著關于“誠”的科學的思想觀點，反映了我們的民族精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2.“講求信用、信守諾言”的思想觀點。我國古人對“信”的論述非常豐富，他們認為“守信”是做人、從政、經商的道德準則，教導人們要講求信用，信守諾言。墨子說：“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墨子·兼愛》）說話必須守信，行動必須達到結果，使所說的話和行動相符合，說了就要去做。管子說：“圣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管子·形勢解》）圣人允諾是考慮了是否合理可行的，所以是可信的；小人允諾則不考慮是否合理和可行，所以是不可信的。同時，他們認為信是人立身的必要條件，是國家治理的法寶，是社會和諧的基本前提。“人無信不立。”（《論語·顏淵》）信是立身的原則，做人的準則。“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會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罚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呂氏春秋》）堅持守信的原則，社會才會有序，政令才會暢通，法律才會嚴明。傳統商德強調以信為商業活動的宗旨，張弧說：“可終身而守約，不可斯須而失信。”（《素履子·履信》）可見，傳統道德主張人們之間要恪守信用、履行諾言，建立相互信任的和諧關系和信用秩序。這種傳統的道德精神，也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表現。
3.“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思想觀點。我們黨既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又繼承傳統美德，倡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這種路線和作風，與誠實守信有著內在的本質聯系，與誠信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第一，所謂“求是”，就是研究客觀事物的規律性。毛澤東同志對“實事求是”作了科學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選集》第3卷，801頁）從這種意義上說，“求是”也是透過事物的現象看到其本質，透過偶然性把握必然性，透過“虛”的東西抓住“實”的東西，從而達到正確的認識。第二，所謂“求真”，就是認清事物的真實面目。事物的外在表現有“真”的也有“假”的，人們在認識過程中要發揮理性思維的作用，經過“去偽存真”，從而把握真實的東西。把“真實”的東西傳遞給別人，即講真話，講出真相或者真理，這就是一種誠實。第三，所謂“務實”，就是重實際、做實事、想實招、求實效。把對群眾的承諾落實到行動上，把對工作的設想變成現實，不說假話，不欺上瞞下，不許空愿，不做虛功，實實在在地說話和做事，這也是誠實和守信的表現。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求真務實的作風，成為一種民族精神，成為黨的優良傳統，不斷地發揚光大。
三、努力克服傳統誠信道德的局限性
對傳統的誠信道德，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既充分發揮其中包含的積極因素，又努力克服其中包含的局限性。
1.重誠實而輕信用的傾向。首先，傳統的誠信道德是以“誠”為中心的，沒有“誠”便沒有“信”。張載說：“誠故信。”（《張載集·正蒙·天道》）諸葛亮說：“不誠者失信。”（《渚葛亮集》卷三）誠與信成了因果關系，誠是信的前提或原因。孰不知，對于保持人際和諧、維護社會秩序來說，“信”在當代社會具有更明顯的作用。信用是一種經濟規律：講信用是最經濟和最有利的，而失信者終究要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罚、付出沉重代價。
2.重諾言而輕契約的傾向。傳統的誠信道德從善良人性和理想人格出發，深入地研究了誠信理論，探討了誠信的本質和社會功能。但是，它卻忽視了信用制度的研究，特別是忽視了法制的作用。我國的先哲們信奉“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卻往往忽視“口說無憑，立字為據”，這是一種重諾言而輕契約的傾向。清代的蔡磷在朋友亡故后，把沒有憑據的、朋友寄托的千金交付朋友之子的故事被傳為佳話，而蔡磷所言“券在心，不在紙”則被奉為誠信典范。但是，比起“諾言”來，“契約”更具有操作性，它就是后來的“合同”，這是一種法律制度。在現代社會里，誠信首先是對法律、法規、契約的尊重和履行。所以，用現代的誠信制度改造傳統的誠信道德，重視契約和法制的作用，將會增強信用原則的操作性。
3.重自律而輕他律的傾向。傳統的誠信思想重視道德自律，主張加強修養以成“圣人”，從而達到誠信的境界。“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圣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荀子·不茍》）君子養心的最好辦法是誠，圣人感化萬民的最好辦法也是誠。“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禮記·中庸》）可見，這是把社會的信用關系及和諧秩序，主要寄托于人們修身養性，寄托于自律，但卻忽視了他律的作用。這種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由于缺乏制約因素而顯得華而不實，由于缺乏普遍性而顯得曲高和寡。實際上，違背誠信原則，不僅應受到良心和道義的譴責，而且應受到法律、規章的監督和制裁。建立和完善失信的懲戒機制，提高失信的道德成本與經濟成本，乃是維護誠信秩序的關鍵。所以，健全他律的機制，將有利于增強信用原則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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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校理論戰線京54～56B8倫理學蔣ｊǐｎｇ＠①萍20042004傳統社會倫理與家庭倫理具有同構性。在社會轉型之際，社會倫理應再造，家庭倫理也應重新定位，它們各有自己的特質。基金項目：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西部少數民族文化研究”項目資助.畢小青
畢小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譯審。
YAO Da-zhong,ZHANG Shu-fang,LUO huan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 150018,China蔣ｊǐｎｇ＠①萍 湖南女子大學 作者：高校理論戰線京54～56B8倫理學蔣ｊǐｎｇ＠①萍20042004傳統社會倫理與家庭倫理具有同構性。在社會轉型之際，社會倫理應再造，家庭倫理也應重新定位，它們各有自己的特質。基金項目：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西部少數民族文化研究”項目資助.畢小青
畢小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譯審。
網載 2013-09-10 2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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