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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首倡者。他在初期洋務運動中對設廠制造、培養人才、創建水師、對外交涉等許多方面提出的比較系統的理論和綱領，為后來洋務運動的深入進行提供了基本方針、路線和政策。然而，與對整個洋務運動研究的爭論有關，學術界有關曾國藩洋務理論及其實踐的評價問題上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也就顯得異常活躍。回顧一下十年來有關這個問題研究的基本情況，對于推進曾國藩研究領域的深入是很有必要的。
　　　　關于曾國藩洋務思想產生和形成原因的爭議
　　曾國藩本來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天朝至高、至上，中國傳統文化完美無缺、盡善盡美的觀念在他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他為什么在１９世紀６０年代初倡導洋務自強新政，敢于承認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呢？因此，探討曾國藩洋務思想的產生和形成原因，是學者們首先關注的問題。
　　王少普在《曾國藩洋務思想的形成、性質和作用》一文中指出，曾國藩從封建理學家到洋務派大官僚的思想轉變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由于他比理學中主敬派實際一些，從而具備了“從地主階級頑固派中分化出來的內在因素”。第二個階段是在道光末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由于國內階級斗爭尖銳激烈，促使曾國藩兼采漢學認識論和治學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開始注意西方情況，重視西方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這就“為其洋務思想的產生準備了條件”。第三個階段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與傳統的封建統治思想相比，曾國藩的思想出現了具有新內容的變化：“在倫理政治觀念上由原來對內維護三綱五常、對外保持天朝至尊，轉變為對內維護三綱五常、對外講究‘忠信篤敬’、‘守定和約’。同時，他更重視引進西方技術的活動，認為是‘救時之第一要務’。”（《歷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喻盤庚在《試析曾國藩辦洋務的主觀因素》一文中，提出了與“王文”有所不同的觀點。作者認為，曾國藩洋務思想的產生和形成，與他本人的主觀因素有很大的關系。這種因素主要包括：“治學上的開放寬容態度與經世致用之學的講求”；“民族意識和歷史責任感”的驅使。而后者是構成曾國藩洋務觀產生的直接的主觀因素。作者針對“王文”提出的曾國藩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用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論證對外妥協的合法性”的觀點，以曾國藩對阿思本艦隊的基本態度為例，說明他的民族意識是顯然存在的。這是他克服重重困難舉辦洋務的重要主觀因素之一（《湘潭大學學報》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成曉軍在《試析曾國藩洋務觀的產生和形成》一文中，從文化史的角度對比加以分析考察，認為曾國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進而在這種基礎上又產生了避害反映，較為集中地表現在對西方文化中“技藝”和“術數”功用的積極肯定之上。作者提出了與“王文”不同的觀點，即曾國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舉辦洋務自強新政，并非對外妥協的結果，相反是他“師夷智以造炮制船”而用以“靖內患，勤遠略”的出發點（《貴州社會科學》１９９０年第８期）。
　　　　關于曾國藩舉辦洋務軍事工業的目的和性質的爭議
　　曾國藩舉辦洋務軍事工業的目的尤其是直接目的何在呢？以往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它“是為帝國主義服務而鎮壓國內人民”的。近十年來，這種觀點有所變化，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曾國藩辦洋務的主要目的畢竟是為了“借師助剿”，鎮壓農民起義，維護清朝腐朽封建統治。
　　李金奎在《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反動》一文中指出，洋務派“創辦軍事工業原來是以鎮民為目的”，都是借“御外侮”之名，行“靖內患”之實。作者認為，包括曾國藩在內的絕大多數洋務派人物都是持著這樣一個目的來興辦洋務的（《求索》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戴學稷、徐如在《曾國藩的“馭夷”思想論略》一文中也持相同的觀點：“曾國藩稱購買外洋船炮和制造輪船為‘救時要策’，他所謂的救時，一是‘剿發捻’，一是‘勤遠略’，前者目標很具體和明確，后者則是一句空泛的冠冕堂皇的大話，是并不準備實踐的。”（《福建論壇》１９８４年第２期）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對傳統觀點的繼續和發展。
　　第二種意見認為，曾國藩舉辦洋務軍事工業既有“靖內患”即鎮壓國內人民起義，又有“御外侮”即對外抵抗列強侵略兩個直接的目的。
　　殷紹基在《曾國藩與洋務運動》一文中指出：“曾國藩的洋務思想，既有封閉狹隘的一面，也有開放變通的一面。”他倡導選派文童出國，也只是學“藝”而已；但他又強調經世致用，提倡重視社會，了解社會，這是他的開通之處。曾國藩辦理洋務的目的，“既有借師助剿”的一面，又有“漸圖自強”的一面。這與他生平注意“自強”、“自立”的進取精神有關（《中華文史論叢》１９８６年第３輯）。綜觀近十年來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持此觀點的人是相當普遍的。
　　第三種意見認為，曾國藩舉辦洋務軍事工業，其“御外侮”的目的是主要的。徐泰來在《也評洋務運動》一文中認為，曾國藩等“洋務派之辦洋務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識”（《歷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作者在《試論洋務運動發生的原因》一文中指出：“曾國藩雖也認為購買和制造外國船炮，‘可以剿發逆’，但同時他也強調‘可以勤遠略’”，“辦洋務的御侮目的是無可否認的。”（《求索》１９８４年第４期）喻盤庚在《曾國藩辦洋務初探》一文中也認為，“如果講曾國藩辦洋務的動機對人民的反抗沒有一點防范，那也是不符合事實的，不過，那畢竟處于次要地位。曾國藩辦洋務的主要動機乃是‘御侮’，因而是值得肯定的。”（《求索》１９８６年第６期）總之，有關曾國藩舉辦的洋務軍事工業的目的問題的評價存在著較大的分歧，討論仍在繼續進行下去。
　　關于曾國藩舉辦洋務軍事工業的性質的評價，一直是學術界爭論頗為激烈的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曾國藩等人舉辦洋務運動究竟對中國近代社會起了促進作用？還是起了阻礙作用？
　　以往，人們普遍認為曾國藩倡發的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社會起了一種阻礙的和反動的作用。其理由是：領導這一運動的人是一些大官僚，他們把持了洋務企業，是為資本主義列強侵華服務的。因為他們舉辦洋務的動因就是借西方科技來制造軍火船艦鎮壓人民起義。近十年來，仍有較多的人持這種觀點。姜鐸、黃逸峰在《要恰當地評價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一文中認為，曾國藩等人的洋務運動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三大惡果”，即使清政府腐敗統治延長了五十年之久；為外國資本主義奠定和維持了一個半殖民地秩序；初步形成了一個早期官僚資本和早期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從而，這些惡果都是“直接間接使近代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源”（《歷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祁龍威在《堅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研究中國近代史》一文中認為，在近代中國只有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才能作為向西方學習的代表人物，曾國藩等洋務派即使學習西方，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只是“阻礙歷史前進”。這是因為，洋務派“和頑固派一樣，都是社會的衰朽勢力”（《紅旗》１９８２年第２期）。這種觀點不是從經濟入手來考察洋務運動，而是用政治的評判來否定其進步作用。
　　另一種觀點認為，曾國藩倡導的洋務事業既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并且在它的后期積極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持這種觀點的人越來越多。李時岳、胡濱在《論洋務運動》一文中認為，“洋務運動表現了中國社會進步不可逆轉的方向”，因為它“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緩慢地逐步朝資本主義方向挪動，在暗地里或客觀上為中國的獨立和進步積累著物質力量。”（《人民日報》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２日）徐泰來在《也評洋務運動》一文中，肯定了曾國藩倡導的洋務運動具有開創和興辦了軍民用近代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逐步改變了中國交通運輸和通訊的陳舊狀況、開了新的社會風氣、傳播了科學技術知識和造就、培養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工人、通過洋務實踐活動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敗和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開始改變一些傳統的觀點、對中外往來和了解外國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對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起過一定的抵制作用等七大進步性。作者認為，這些“足以說明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是積極的。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歷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喻盤庚在《曾國藩辦洋務初探》一文中也贊同這種觀點：“曾國藩辦洋務事業適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起了開拓性的作用。”（《求索》１９８６年第６期）這種開拓性具體表現在：一是為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二是促進了我國科技和教育的近代化；三是促進了我國軍事的近代化。殷紹基在《曾國藩與洋務運動》一文中認為，曾國藩辦洋務“限制和延緩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刺激和加速了中國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中華文史論叢》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彭靖在《曾國藩評價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認為，曾國藩倡導的洋務事業，其意義在于：造出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軍械所和機器制造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翻譯館，派出了中國第一批留學生。“中國由閉關自守轉向對外開放，他是最初的倡導者。這是不能抹煞的。”（《中華文史論叢》１９８６年第３期）朱東安的《評曾國藩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影響》一文中指出：曾國藩是當之無愧的洋務派首領，他所倡辦的洋務軍事工業，如“機器的引進，等于在盤根錯節的封建生產關系中打進一個楔子，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所以，洋務運動成為中國工業化的起點，講近代化，講近代科技史都必須從這里講起，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不能不提到它。”（《求索》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盡管目前有關這個問題的評價，其輕重主次不盡一致，但人們大都認定曾國藩辦洋務軍事工業有其進步作用和積極意義。
　　　　關于曾國藩在對外交涉中的態度問題評價的爭議
　　這個問題，是近十年來曾國藩研究中分歧較大，爭論較多的問題之一。較多的人仍然堅持傳統的觀點，認為曾國藩“一味崇洋媚外，賣身投靠，是可恥的賣國賊。”（何玉疇、杜經國：《試論左宗棠與洋務運動》，《甘肅日報》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王少普在《曾國藩洋務思想的形成、性質和作用》一文中指出，盡管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問題上曾國藩與資本主義列強也可以發生一些矛盾和對抗，“但這種矛盾和對抗從來沒有上升至主導地位，在資本主義列強的壓力下，總是很快趨向妥協。”（《歷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戴學稷、徐如在《曾國藩的馭夷思想論略》一文中指出，曾國藩的所謂“保民之道”和“立國之本”，說到底就是“一心曲全鄰好”，“善全和局”。雖然他也同時舉辦了“自強”新政，“但所有這些實際上是不準備用以抵御外敵的。”（《福建論壇》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姜鐸在《曾國藩其人》一文中認為，曾國藩的妥協外交路線是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結合過程中的產物，它“不僅成為晚清政府始終奉行的外交主要方針，導致晚清政府最后不得不墮落為‘洋人政府’；而且，舊中國后起的反動統治者，同樣也奉行著這條路線。”（《社會科學》１９８９年第２期）朱東安在《論曾國藩與曾國藩研究》一文中也認為，曾國藩的外交方針，“歸根到底還是‘委曲求和’四字。”他“既要妥協退讓，又要講究戰略；既要練兵造船，又絕不抵抗外國的武裝侵略。這就是曾國藩對付西方列強的所謂‘隱圖自強’之策。”（《人民日報》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９日）
　　一部分人則通過對曾國藩對外交涉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的考察，認為曾國藩對外國侵略者既有妥協的一面，也有矛盾抗爭的一面。鄧亦兵的《曾國藩的洋務思想》一文中指出，曾國藩“在對外關系上，是以勾結、妥協為主要方面，同時也有反抗侵略的一面，并不盲目崇洋媚外，賣身投靠外國。”（《史學月刊》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成曉軍在《論曾國藩對外交涉的兩面性》一文中，通過對曾國藩對外交涉全過程的分析考察，尤其是通過對“華洋會剿”等問題的個案分析，著重探討了曾國藩與外國侵略者矛盾抗爭的一面。作者又明確指出：“對外妥協的一面，在曾國藩整個對外交涉過程中，最終占有著主導的地位。”（《求索》１９８６年第４期）林建曾、成曉軍在《試論曾國藩對不平等條約的認識和態度》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這種觀點。作者認為，曾國藩以承認和維護因不平等條約而穩定下來的中外“和局”，“其中還存在著策略上的考慮。”曾國藩從消極接受到開始利用不平等條約“徐圖自強”的變化中，“深刻反映出他對外抵抗和妥協退讓雙重矛盾的官僚士大夫心理狀態。”（《湘潭師范學院學報》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目前，持這種觀點的人越來越多。
　　以往，人們之所以認定曾國藩投降賣國，對外國侵略者一味妥協的理由，就是曾國藩晚年對天津教案處理的基本態度問題。因此，近十年來學術界就這個問題的爭論非常激烈，觀點差距較大。這個問題實際上牽涉到如何總體評價曾國藩對外交涉的態度問題。冬青在《曾國藩的一生》一文中指出，曾國藩奉命到達天津以后，“為了討洋人的歡心，只要洋人滿意，他就趕快去辦。”所以曾國藩“屈從洋人”，遭到了舉國上下的唾罵（《山東師大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１期）該文的觀點雖可代表一家之言，但在一些史實上弄錯了。董蔡時在《略論曾國藩》一文中認定曾國藩“處處順著法國侵略者的意志辦事，亂殺愛國人民，再次暴露了他媚外賣國的奴才本相。”（《蘇州大學學報》１９８６年第１期）成曉軍在《論曾國藩對外交涉的兩面性》一文中指出，“曾國藩并非從一開始就是準備向洋人妥協投降，相反他還打算據理力爭，可是掌掘清政府外交實權的慈禧等人，不準曾國藩再拖延時日，決意妥協遷就，不傷洋人和氣。“在這種內外壓力之下，曾國藩最終以捕殺愛國群眾，充軍與此案有牽連的地方官吏，賠款、修造教堂的慘痛代價來換取侵略者的諒解。”（《求索》１９８６年第４期）許山河在《論曾國藩與天津教案》一文中，為曾國藩因這一事件被指責為漢奸、賣國賊作了辨析。作者認為，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中雖有妥協退讓的地方，但也作了抗爭。經過他的反復爭取，天津府縣才免作刀下之鬼，與當時一些著名教案相比較，“清政府在天津教案中遭受的屈辱，較其它教案為小。”曾國藩“畢竟與崇厚不同，實際上他是作了清朝廷的替罪羊。”（《中華文史論叢》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綜上所述，近十年來有關曾國藩洋務思想和洋務活動的評價問題，存在著不同意見的爭議。爭議之所以這樣激烈，分歧之所以這般多樣，是與這一研究課題復雜性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曾國藩倡導的洋務運動，是在古老的中國社會開始萌發新的經濟、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社會力量這個歷史轉變時期產生和開展起來的。曾國藩既然作為地主階級政治派別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就必然要維護封建統治、鎮壓農民起義。可是，鎮壓了太平天國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卻無意識地充當了封建專制制度的掘墓人，這就是說，他所倡導進行的洋務運動從總體上說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改革，并未給滿清王朝這一腐敗的機體中注入什么舊質的新鮮血液。從而，由曾國藩所引發的洋務運動不能不是一個充滿各種矛盾的復雜的歷史過程。就曾國藩的基本對外方針來說，體現了他對西方列強的“欲拒還迎”的矛盾心態，這是當時復雜的主客觀諸種因素所決定了的。曾國藩本人無法超脫，也不可能超脫。他在晚年說過一段頗為后人玩味的話語：“中外交涉以來二十余年，好言勢者，專以消弭為事，于立國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問。雖不至遽形決裂，而上下偷安，久將疲ｎｉè＠①而不可復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論，蓄雪恥之忠謀，又多未能審量彼己，統籌全局。弋一己之虛名，而使國家受無窮之實累。自非理勢并審，體用兼備，鮮克有濟。”（李瀚章編《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十九，傳忠書局版，第６０頁）曾國藩在這里明確指出，“言勢者”看到了西方列強造成的變局；“言理者”宣泄了因民族矛盾而激發的義憤。但前者因“勢”而走向消弭茍安；后者因“理”而依連于盲目暗昧。他們各自從一端片面地觸及到了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內容，卻又無法彼此聯結，從整體上考慮對外政策。曾國藩比言勢者更深地攀結于傳統，又比言理者更多地見到過西方事物。于是，很自然地產生了“理勢并審，體用兼備”的觀點，并著意告誡當道和后人，必須謹守此法，才能解救滿清王朝于困境。這“理勢并審，體用兼備”二語，既包含了明顯的“制夷”意識，又包含了明顯的“和戎”意識。“制夷”與“和戎”的并存，一方面反映了他對西方列強抵抗以伸張其“理”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化過程中曾國藩為代表的士大夫對“理”的伸張為“勢”所壓抑之苦。如果我們從固定的政治觀念出發，或者采取簡單化的方法來處理曾國藩思想和言行中反映出的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那末任何有關曾國藩洋務思想和洋務活動的研究也就很難得出科學的認識。因此，我們只有在詳細占有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對曾國藩洋務思想和洋務活動進行整體的分析考察，才能使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逐漸符合歷史的實際。
　　作者簡介：成曉軍，１９５３年生，現為湘潭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教授、所長。
　　　　　　　　　　　　　　　　　　　　　　　〔責任編輯：莫永明〕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氽改水為小
　　
　　
　　
江海學刊南京132-136K3中國近代史成曉軍19951995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132-136K3中國近代史成曉軍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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