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創作者永遠要與世為敵

簡體傳統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吳虹飛
實習記者徐萌   (2011年第18期)

    作為臺灣外省第二代作家，駱以軍設身處地，用晦澀文體刻畫出精神上的漂流、恍惚，以及黑暗中的痛苦。

    北京5月底的一個下午，上下兩冊厚厚的《西夏旅館》剛剛印制出來，從廣西師大“貝貝特”負責人劉瑞琳手里遞交給駱以軍。駱以軍捧著自己剛出爐的新書，高興壞了。這是《西夏旅館》和別冊《經驗匱乏者筆記》首次在內地出版。

    駱以軍1967年3月29日生于臺北市，祖籍安徽省無為縣。臺灣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學士。出版小說集《遣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紅字團》等，被認為是臺灣最重要的小說作家之一。

    過去，駱以軍是一個胡子、頭發長長的怪人，“走路永遠低頭看地下。”

    “那時候我父親中風癱了四五年，母親退休了照顧他。我一直到26歲才交女朋友。我太太是大學的系花，林黛玉那樣的美人，我則是個人渣，喜歡追求中文系那種憂傷的美女。可我沒想到這是憂郁癥，更沒有想到求愛是要結婚的。”

    太太的娘家是做生意的，岳母一直是要把她女兒嫁給有錢人，結果嫁給駱以軍，他就得工作了。“到辦公室就崩潰了，我就是在家里寫廣告文案，后來也沒做了。”

    “后來發現她是憂郁癥，她生了第二個孩子以后很可憐，被困住了。憂郁癥其實對最親密的人壓力最大，像是有一個異次元，像《盜夢空間》似的，把你最親近的人無限吃進去。你身邊的這個她不是原來的她，很小的一個事情都會讓她崩潰。”

    生第二個孩子后經濟壓力就來了。房子要裝潢，小孩要上好的幼兒園，那時駱以軍沒有專欄寫，收入非常糟，每個月要還債……在寫作過程中數次抑郁癥發作，不得不求助于藥物治療9個月，部分原因可以說是長期的經濟壓力。

    他發現30歲之后，寫小說不再是寫詩的“才情噴薄”，而是一種“極限運動”，把最大的能量聚集在一個點上。“很像潛到黑暗的深海的潛艇，渦輪引擎，高壓防水艙要非常強大。那時處在一個搖搖欲墜、支離破碎的狀況，感覺倉壓要爆掉。”“無法上班，不能出門，也沒有愛人的能力，很多時候旁邊的人不能諒解，其實他只是生病了而已——像電腦掛掉了，熒幕突然沒有光，整個世界變成異常安靜的黑白片。”

    他數次提到自己在臺灣同輩的小說家，袁哲生、黃國峻，“都是30歲上下先后自殺了。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連帶性，可能我們同處一個時代，我們所書寫的也是一個共同的痛苦形態。”

    “寫了半年，就發覺自己像武俠小說里的虛竹，看到墻上有一套劍法，跟著練，旁邊的人也跟著練，內力不夠就會吐血。我感到自己是提前來碰這本書了，耗費了很大的心力。”

    《西夏旅館》以11世紀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為托喻，以一座怪誕的旅館作為空間，是一部關于創傷與救贖、離散與追尋的傳奇故事。作為臺灣外省第二代的作家，駱以軍設身處地，用晦澀文體刻畫出精神上的漂流、恍惚，以及黑暗中的痛苦。

    那是一場漫長的精神漂流。《西夏旅館》寫作歷時4年，2008年9月由臺灣印刻出版社出版。

    2010年7月，由香港浸會大學創辦的華文長篇小說獎項“紅樓夢獎”，將第三屆“紅樓夢獎”的首獎桂冠和30萬元港幣的獎金授予了創作《西夏旅館》的駱以軍。此前兩屆的獲獎作家分別是賈平凹和莫言。

    “紅樓夢獎授獎辭”里寫道：“無論在中國內地，還是臺灣、香港，文學都面臨了經濟發展中的巨大壓力，以及市場化、娛樂化、粗鄙化的文化生態環境。本屆紅樓夢獎首獎授予駱以軍的《西夏旅館》，表達了一種文學道義上的相濡以沫的支持。”

    駱以軍是臺灣外省人，沒有任何貴族經驗，生活在一個匱乏的年代，從小到大就是一個平凡的環境。“不像本省的家庭，有祖母，各房的親戚，復雜的人際關系。不像張愛玲，在她十三四歲，腦袋里已經建構出復雜的人際關系。”而駱以軍們從小可能就沒見過祖父祖母，“從小就只是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爸媽得去打工，哥哥姐姐都不一定有，成長的環境就是身邊的朋友，朋友的同質性又很高，大家對世界的期待都是一樣的。”

    讀中文系時，每次在學校就跟哥們兒講黃色笑話，晚上回去就在小宿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昆德拉、卡夫卡、張愛玲，還有王安憶、莫言大陸的這些。

    詩是他的小女兒，小說是他的大兒子，駱以軍說，我最愛的是小女兒。

西夏旅館—自己偽造了一個父親

    如果要在書里建構一個原鄉，它絕不是臺北，也不是南京。

    人物周刊：《西夏旅館》主要講的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

    駱以軍：我在《西夏》里面寫的其實是尋找父親，制造一個父親。《西夏》可能有外省遷移的離散環境，這個環境只能寫出苦難和悲情。石黑一雄(著名日裔英國小說家，曾獲“布克獎”)有一本書叫作《別帶我走》，也是寫一個學校，、一群孩子，你以為他們這一群孩子有戀愛、有性，可是有點怪怪的。其實這個學校的成立是因為這些孩子是復制人，要捐贈器官。到二十幾歲，做第三次捐贈手術后就會死掉。他們里面可以有性關系，這個女主角作為敘事者，很喜歡翻色情雜志，一開始會以為她有奇怪的毛病。后來明白這些孩子通常是由一些妓女或者底層的女孩捐贈的卵子復制出來，她會覺得雜志上和自己長得像的人，可能是她的母親。

    我的意思就是，有一種后核爆，核爆已經發生過了，而你有沒有可能在這樣一個虛構的、復制人的世界，去重新開啟一場唐吉訶德式的冒險？對我來講西夏是時空上的符號，是滅絕掉的，李元昊要圓自己的春秋大夢，要建國，要像大漢天子。他拿掉了唐朝賜的姓“李”，建立官制，建立一個民族共同體，所有的文字要自己去創造。200年這個王朝有自己非常精美的瓷器，現在敦煌出土的大批的佛經還都是用西夏文，他們寫經文，發動幾次跟北宋或者跟遼之間的戰爭，他們通常是勝利的，只有打西藏是輸的。這個民族非常狡猾、彪悍，而且會玩大國政治，把部落集中，慢慢帝國化，我覺得很像臺灣。我覺得西夏是一個幻術、幻夢，他們本來不會滅絕的，只是散落在草場上的游牧民族：羌。

    我實在太喜歡“旅館”這個場所。里面的人全是過客、侵入者、無主的鬼。在時空短暫拋錨之時，尋求庇護。這就是我們這些第二代遷移者面對嚴格檢查，面對認同的主體所形成的困惑和彷徨：我們缺乏足夠的時間的資產。

    書里描述的，很像當時1949年往臺灣跑過去的事，父親這一輩人從原本的土地上剝離，二十幾歲跟他的母親從南京跑到臺灣，從二十幾歲一直到他七十多歲過世，他一直認為這是一場夢，尤其在晚年，他整天在回憶童年、故鄉、結婚、死亡、祭祀祖先——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小時候我看過父親過年的一些儀式，我覺得這是他創造出來的，他用自己的記憶力，創造了一種祭拜祖先的儀式——有些東西變形了，荒誕了，超現實了。《西夏》里面很多章節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反而是逃亡的過程，在夢里逃亡——很像臺北的外省，你不停碰到一些人，講他們的童年，講他們的逃亡，講他們一輩子在臺灣被人拒斥，好像是一個集體的夢。像我這樣的書寫者，其實如果要建構一個原鄉，它絕不是臺北，也不是南京，是從聽故事中幻想出的自己，是我自己“偽造”了一個精神上的父親。

    人物周刊：你寫《西夏旅館》受到了憂郁癥的嚴重困擾。

    駱以軍：小說家比正常人理性控制力要強，我要寫最殘虐、最暴力的吃人，寫最瘋狂、最黑暗的，地獄里的人臉，可是自己不能瘋掉。就像在高速打曲棍球，自己的運動非常快，冰上的球也必須非常快。像鳥那樣的視覺變換，瞳距、聚焦一直在變化。長期這樣高速地高重力使用自己的心智，其實是一個很容易瀕臨瘋狂、精神崩潰的狀態。

    我不知道內地的寫作者，如阿城，或者王安憶、莫言——他們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是如何承受極限的。我不知道他們用怎樣的一套修辭，或者怎樣一套自我的調整。

30年大陸無真正反省的小說

    人物周刊：現在大陸和臺灣的文學界，你覺得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駱以軍：大陸和臺灣，同時期都各自有一個梯隊。大陸這邊當時80年代末大爆炸，像阿城、余華、賈平凹、莫言這一批。當時在臺灣也是到了一個爆炸期，有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出來。他們那時候30歲出頭，那他們的黃金時期大概就在30到40歲。像天文、天心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在臺灣是二三十萬出版量的暢銷玉女作家，可是到30歲以后突然就越寫越嚴肅了。他們為臺灣的某一類純文學小說的維度畫了一個邊界。到這一批結束，臺灣市場上的創作者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時代差異，不管是在市場銷量，還是小說的視野，都沒有那種爆炸性了，我覺得大陸好像也有這個感覺。

    內地的一些“青春作家”，在他們二十多歲時，因為商業的關系，就已經處在一個話語權的位置了，但他們并沒有把自己20、30歲的小說寫好，但在名利的道路上已經一路狂奔。

   但像莫言、王安憶，我覺得他們還是蠻保護羽毛的，雖然是作協副主席什么的，但基本上沒管事。我聽說有很多省作協已經是朱門酒肉的地步，包案子、弄工程，聽到很多是這樣。國家政治跟經濟結盟了，變成這樣的模式在支撐文藝。對于我這種創作者來說，我覺得很怪。本來創作者永遠要跟全世界為敵，是全世界最孤獨的人。也許這不是作家的問題，是這個國家的體制以及文學環境的問題。

   人物周刊：中國早期的作家，很大的文學資源是來自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拉美的文學。這些早期翻譯過來的東西進入內地，經過變形，文學的想象力會丟掉，還有愛，輕盈的、夢一樣的、會飛翔的想象力會丟掉，最后就只剩下吃人啊、殺人啊、強奸啊，這種觸目驚心的，感覺從十幾歲開始就閱讀這樣的內地作品……

    駱以軍：作家本來就不該把一個時代的全景的惡夢全加在自己身上。確實是這樣，我覺得性在中國的書寫，還是非常非常的簡陋。

    我喜歡王小波。當然后來他很紅，當年他在臺灣莫名其妙一個沒聽過的出版社出了書，我覺得天啊，真是天才！

     現在已經距離60年代的“文革”、70年代的下放，過了30、40年了，后來呢？我15年前到北京，和我去年來到北京，北京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已經很有一個城市的樣子了，這里面發生多少事情？現在已經不是農民在罵天，大家沒褲子穿，共用一個老婆，罵狗日的糧食，或是亙古的哀愁、頭被砍掉的時代了，有許多深刻變化著的過程。為什么這20年、30年，西方的小說他們都沒有交白卷，大陸這么一個有重大事件發生的地方，可這30年我沒有看到在一個小說本質形式上，真正提出過反省。

    可能是因為環境的高壓控制，有些東西可以寫，有些東西不能寫，哪些東西傷風敗俗，哪些東西不符合國家利益，有些東西是你要加入我們才能寫。我不讓你出版，或者你不能獲得作家的身份……這就很奇怪，因為作家本身，作者、小說家應該是獨立的人，你要給他們一個獨立的空間。可是連這個基本都在控管，而且大家已經默然接受。

    大陸的情形更復雜些，而臺灣是另外一種模式下滅掉的，臺灣純文學后來和經濟掛鉤，政府已經不檢查了，問題是資本主義市場，根本沒有人要出你們的書，書只能出兩千本，或者一千本。出版社出兩千本可以打平，跟印刷成本打平，一千本是賠的就不做。

    人物周刊：你說過，作家要有一種講笑話、理解笑話的能力。

    駱以軍：有一部科幻電影，殺手去殺偽裝成人類的機器人，他檢查的標準是，你有沒有說笑話、理解笑話的能力，沒有，你就不是真正的人類。其實講笑話是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那些笑話有時是歷史的沉淀，具有某類天才。我聽到，賈樟柯講的笑話，阿城講的笑話，含義會很不同，包含了各自不同的集體記憶。

    我有一次去東北，作協招待我們，特別熱情。有一天晚上，我們說慕名而來想看二人轉，本來我們高度期待是聽一些黃笑話。沒想到全是懷舊的紅軍戲，找一些漂亮姑娘唱十送紅軍之類，搖一個五星旗，一片紅。我突然覺得聽不懂笑話。

    那個團長說，哥們，我有一個絕活，用鼻子喝牛奶，用眼睛噴出來。你真的看到他半杯牛奶從眼睛出來。接著用眼皮把錢幣夾著，下面繩子吊著幾斤重的水。那時候我徹底被這個身體所展現的殘酷驚嚇到了，那個殘酷是有一個記憶性的瘋狂層面。后來我們大家都非常沉默，都不知道怎么才好。

經驗匱乏者

    人物周刊：王安憶說過，臺灣作家最大的問題是經驗的匱乏，您怎么看這句話？

    駱以軍：在文學創作上，這句話是對的，但并不見得是問題。說《圣經》創造出來那樣一個啟示錄，天火燃燒，海上地震，蝎子出現、雷霆不已，那種場面，是誰創作出來的？它是在一個沒有經驗，是在一個最枯竭的畫面里創造出來的空間場景。

    人物周刊：你提到的內地的成名作家里，他們都曾經在青年時期有過天才式的作品。而有些人是紅色貴族之后。這些作品，恰好是他們處在一個沒有營養的時代，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混合著青春的荷爾蒙爆發出來的作品，他們恰好是真正的經驗匱乏者。

    駱以軍：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其實我很羨慕他們，很自卑，覺得他們經驗好豐富啊！王安憶他們在“文革”，跟著其他的幾千人，甚至一億人被丟到農村的各個角落，他們可以算作人類學的報道文學，而且他們有天賦、熱情。他們這一批的經驗確實是非常飽滿的。

    可是問題一個民族或者是一個國家，或者是一個文明的小說，不可能產生了這一批創作者之后，就變成昆曲，就被封印了，就變成另外一種固定的套式。

    當這個區域里的人，集體的精英越來越相似的時候，你繁殖下去生出來的就是白癡嘛！你去翻一翻大陸的文學期刊，有多少復制王安憶這種文體，或者復制莫言，為什么后來這些作品不成立，被淹沒掉了？他們就是把王安憶的小說、莫言的小說——本來是爆發的、瘋狂、冒險的——現在變成昆曲了。

    我這幾年碰到的兩岸對談都是半官方的模式，我永遠見到的就是莫言、王安憶、李銳、余華，臺灣這邊就是張大春、天文、天心、我。我覺得這些作家都開始要被進入到神壇供奉了。而他們的過去面對的經驗是多么飽滿啊。

    人物周刊：世界也似乎在趨于同質化，似乎是另外一種洗腦。

    駱以軍：很可怕，我有一次去愛荷華參加國際筆會。一個外蒙的詩人，詩寫得很好，讀完作品，下面的詩人就問，請問一下你們蒙古的年輕人，10歲到20歲都在讀什么文學作品。他想想，說，哈里波特。全場都在笑。全世界的，各地區的，臺灣、香港、日本、韓國、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印度、印尼，所有的年輕孩子都在讀哈里波特，那多可怕啊！他們不去讀那些看不懂的小說，他們被伺候得太舒服了。

    人物周刊：很多內地的傳統作家，在小說技法上已經登峰造極，年輕時也有很好的作品，可是后來就慢慢地缺乏血肉，仿佛大家在青春的爆發期之后，缺乏一點點愛，也沒有愛的能力。有些可能是愛惜自己的羽毛，索性不寫了。你呢？是否害怕江郎才盡？

    駱以軍：很多作家覺得江郎才盡可能在30歲或者40以后，因為他太容易征服江湖，后來一直在賣的是他30歲以前的資產。他30歲以前世界觀就成形了，他后來有了話語權，小說沒有疑問，沒有懸念、沒有掙扎，沒有人性本身的沖突，甚至可以無聊。

    其實一定是有一個巨大的懸念在魅惑著你。我已經44歲了，我再努力，我就算寫到了60歲，我后來的15年再努力再努力再努力，我都寫不出一本馬爾克斯的小說，也寫不出《哈姆雷特》。

    我通常寫完一個長篇以后會有半年，連最爛的東西都寫不出來，很想吐，就像你狂吸完毒以后，不想再碰毒一樣，就像你做愛做太兇了，就想吃齋念佛。可是你們慢慢過了半年，頂多一年，你那個饑餓感就像水草細細的長出來，池底的小泡泡又會出現。那我們大家就會又開始蠢動。

    后來我到《西夏》的時候就發現，當你要挑戰更大的一個東西時，就算原先以為可以用急行軍的方式，很有效率、很規律地寫，我覺得我的結構還是會垮掉，可是垮掉還可以復原，復原以后再來。

    這個市場沒那么大，所以不急著你趕快趕工，你不是在做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