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我跟隨蔣先生讀書

簡體傳統

1952年夏秋間，全國高等學校開展了院系調整工作。其結果，不但許多有名、無名的道等院校就此消失，繼續存在下去的，其所設學科也大為減少。與此相應，教師和學生——尤其是教師——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大調動。學生的調動是有明確規律的，甲校的某系并入乙校的相應系后，其學生就全都轉過去；但教師的調動卻呈五花八門之勢，即使其所在的校系繼續存在，一部分教師也仍被調去其他的——而且往往不止一個——學校任職，如其所在的系并至另一校了，教師卻不都調入該校，而是向幾個學校分流。當時，被撤銷的學校不必說，就是保留下來的學校，其師生能留在原單位的也只是少數，大部分都被調至其他——包括外省市——的學校；上海的師生就有遠調東北、西北等地的。這真是空前絕后的壯舉，奠定了建國后全國高等學校的格局和傳統，我們至今仍承受著它的余蔭。只不過在我們這些老人腦子中如此宏大、紅火的場面，現在的青年大學生卻已一無所知了，想起來真使人不勝感慨，生活到底比別的一切都強大。
院系調整以前，我雖然已在大學里悠閑地度過了三個多學期（因為第四個學期沒有讀完就生病休學了），高興時偶爾去聽聽課，否則就隨便翻翻書，日子打發得頗為愜意，但卻不知學問為何物。院系調整后，我從本來就讀的上海學院中文系調到了復旦大學，聽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課，養成了眼高手低的習氣。——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認為眼高手低不但對青年是絕對必要的，就是到了老年也仍然如此。一般說來，年輕人很難達到眼高手低的地步，倘再不準他眼高手低，那他就只能眼低手低，一輩子向所謂專家、教授也者頂禮膜拜，也就一輩子都不會有什么出息。實際上，只只有眼先高了，手才能跟著高上去，但在手高了以后，如果眼仍停在原來的水平，那么，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他就會自滿自足，以為“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我認為我進入復旦后的第一大收獲，就是從原先眼低手低進到了眼高手低。在這方面，我首先應該感謝朱東潤先生和賈植芳先生，而具體使我改變原先的手低狀態的，則是蔣天樞先生。盡管我現在仍然手低，但比起原先的來，到底有所不同了。
蔣先生字秉南，江蘇徐州人，生于1903年，逝世于1988年。1927年至1929年間在清華校園國學研究院求學，師事梁啟超、陳寅恪諸先生。畢業后曾在河南大學、東北大學等校任教，1943年担任復旦大學教授，直至去世。蔣先生始終堅持陳寅恪先生的傳統，忠于學術，對曲學阿世的行為深惡痛絕，自50年代以來，他沒有寫過一篇趨時的學術文章，也沒有參與過任何一次學術批判；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沒有在系里、校內的學術批判會議上發過言。他的著作，無論是關于先秦的《詩經》、《楚辭》，還是關于清代的全祖望、杭世駿，都是為了發掘出真實的情況，加以描述，此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陳寅恪研究方面同樣如此。
1953年9月11日，蔣先生特地從上海去廣州拜謁陳先生，在那里留了大約十天。臨行前，陳先生作《廣州贈別蔣秉南》詩：
不比平原十日游，獨來南海吊殘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孫勝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
第一首第二句的“殘秋”，實是陳先生的自喻，“吊”字則有慰問之意，《莊子.山水》“孔子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即其例。惟其如此，接著的“瘴江收骨”等語才毫無突兀之感。若就自然情況言，當時正是中國傳統所謂的“仲秋”，在西方的觀念中，九月更是秋天的開始（西方以九、十、十一月為秋天），蔣先生去時哪有“殘秋”可吊呢？“獨來”也寓意雙關，不但說明蔣先生那次是一個人去的，而且也意味著除蔣先生外沒有人特地到“南海”去“吊”過“殘秋”；倘若當時也像今天似地有很多人以攀附陳門為榮，遠道求見者諒也不少，第二句就當作“亦來南海吊殘秋”了。這兩首的意思是：陳先生自知其生命進入“殘秋”階段，他對于死后遺骨是否收葬的事毫不關心，甚至認為根本不必收葬；他所悲哀的，是他的著作很可能無法在國內傳播，而只能像孫盛《晉陽秋》那樣地傳于海外或像鄭思肖《心史》那樣地保存于井中。對此，蔣先生大概有所承諾，所以陳夫人唐筼女士于同期所作的《廣州贈蔣秉南先生》說：“不遠關山作此游，知非嶺外賞新秋。孫書鄭史今傳付，一掃乾坤萬古愁。”從第三、四句，可知蔣先生是把傳播陳先生著作的任務承担起來了；陳先生女公子陳流求、美延女士在《陳寅恪詩集.后記》中所說的“‘文革’結束后，我們姐妹即為尋找、歸還佚稿而多方奔走呼吁，終于在1978年從有關方面取回大部分文稿和少數詩稿。我們立即將全部稿件交給父親生前親自囑托的蔣天樞先生。蔣先生付出艱巨的勞動，主持出版了《陳寅恪文集》”，與陳夫人的詩可以互證。此外，陳夫人詩說當時是“新秋”，陳先生則說“吊殘秋”，就因陳夫人指的是自然界的秋天，陳先生則另有所指。總之，當陳先生處境不好，悲哀于自己的著作無法在國內傳播時，蔣先生毅然承担起這一重任；當五六十年代陳先生被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批判、處境更為艱難時，蔣先生勤奮地幫陳先生收集其研究、著述所需的材料；在1978年，學術界“左”的影響還很嚴重時，蔣先生收到了陳流求、美延女士寄來的陳先生文稿、詩稿，以七十余的高齡，立即停下自己的著述，全身心地投入了《陳寅恪文集》的整理、校勘。《文集》出版后，出版社給蔣先生寄來1000元編輯費，盡管這在當時陷入普遍貧困的知識分子眼中并不算是太小的數目（當時一般講師的月薪不過一百余元），蔣先生卻把它退了回去，理由是，學生給老師整理文稿不應該拿錢。所以，以蔣先生與陳先生的關系以及為陳先生所做的工作來說，他是最具備研究陳寅恪條件的一位。現在，陳寅恪研究已成為準顯學，有的人并已在把陳先生炮制成為撰寫新的趨時文章的材料了。但蔣先生所寫的陳寅恪研究的論著——包括《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雖然提到了陳先生于1953年寫詩贈別之事，但對此詩的背景和詩中某些句子的實際內容皆不加詮釋。這也就是蔣先生治學的一貫原則。
蔣先生之使我得以逐步改變原先的手低狀態，就因為他是這樣的一位學者；當然，也因為從1956年起，蔣先生成了我的導師。
我在復旦大學讀本科時，蔣先生所開的課對我來說并不是必修課。——其實，當時并沒有選修課，每個年級學生所上的課都是規定的，但我因為休學了半年，1952年秋進入復旦時是二年級下，這樣的學生人數極少，系里不可能為我們單獨設置課程，就只好任憑我們在為二年級上和三年級上所開的課程中任意選擇，只要讀滿學分和學完教育部規定必讀的那些門課程就行。蔣先生當時所開的課不在教育部規定的必讀課程之內，上課的時間又與我的必讀課程沖突；有一個學期開始時倒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就選了蔣先生的課，但只學了兩三個星期，就因我的一門必讀課的上課時間作了改動，又與蔣先生的課沖突了，我只好放棄。但這兩三個星期也給我留下了很深得印象。他當時是講杜甫的詩，卻絕不照常規講杜詩的思想性、藝術性，只是要學生老老實實地弄懂作品的具體內容。我知道有些同學對這種講法不滿，認為太陳舊了；但蔣先生完全不管。
本科畢業后我留校任職。1955年開展反胡風斗爭，我被卷了進去，開除了黨籍，安排去復旦圖書館工作。1956年秋天調到中文系任助教。當時系里為每個助教指定一個進修方向和一位導師，我的方向是先秦兩漢文學，導師就是蔣天樞先生。
這年10月，我到蔣先生家里去與他談我的進修計劃。雖然在這以前我曾聽過蔣先生兩三個星期的課，但在課堂上既未提問，也未在課后向他個別請教，蔣先生已經忘記了有這么一回事，把我看作是初次交往的青年。我向他匯報了自己的想法：擬花五年時間把從先秦到清代的文學名著認真讀一遍。蔣先生卻很直率地說：“你這樣學法，一輩子都學不出東西來。”接著，他告訴我：學中國古代文學，必須先打好歷史與語言文字這兩方面的基礎；同時對目錄板本校勘學也必須具有相應的知識，這是治古代文史者所必須具備的入門功；此外還應盡可能地擴大知識面，連理科的書也應讀一些，特別是關于天文歷法和中醫的書。為此，他給我制訂了前三年的進修計劃：第一年，讀《通鑒》和《說文》段注；第二年校點《史記》和讀《爾雅注疏》；第三年校點《漢書》和讀郝懿行《爾雅義疏》。在這期間，還必須讀一系列有關的著作作為輔助，從《漢書.藝文志》直到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唐蘭的《中國文字學》。最后，姜先生說：“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讀書。”
所謂受“委屈”，是指我在1955年被開除黨籍的事。這使我深為感激和詫異。因為按照當時的慣例，受處分者固然應該表示心悅誠服，別人也要表示衷心擁護這一正確決定。說我“受委屈”，這話如被我有意無意地泄露出去，對蔣先生會產生很不利的影響，說他階級立場不穩還是輕的，重則可說他挑撥我和黨的關系，煽動我的不滿情緒。而且，就形勢而論，也應該考慮到我去主動舉報的可能性，以舒蕪先生與胡風先生多年的交情，尚且交出了所謂密信，并做了頗為精心的注釋，何況蔣先生對我毫不了解。
從此以后，我便在蔣先生指導底下讀書了。漸漸地我就明白，先生要我做的事情都是以前他做過的，而且他所做過的比要求我做的多得多。例如，他要我校《史記》時，只讓我以金陵書局刻本《史記集解》為底本，校以他所校過的影宋黃善夫本；而他則以影宋黃善夫本為底本，校以蜀本、兩個明本和已經影印的唐寫本殘卷。相比之下，我的工作實在要算是輕松的。
除了校點，蔣先生還要我做讀書札記。——不是簡述讀過的書的內容，而要有自己的心得。這就使我不得不很認真地讀，以便讀出點心得來。但把札記交上去以后，不過幾天蔣先生就把札記還給我，也不發表意見，我實在不知道他是否認真看到。過了半年多，我在讀《通鑒》時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記載：有一天夜里，柴紹全副武裝地到皇宮去見唐太宗，太宗的皇后為此受了驚嚇，病情日益沉重，終于去世。上述的記載也就是為了交代皇后的死因。但柴紹何以在夜里還要全副武裝地到宮里求見太宗呢？這一定發生了重大的時間。而對那事件《通鑒》卻毫無說明。查查兩《唐書》，同樣如此。柴紹的妻子是唐太宗的姊妹，兩人是郎舅之親。當時，太宗父親、作為太上皇的李淵還在世，但與太宗的矛盾顯然已日益尖銳；再參以別的一些事情，我懷疑柴紹的進宮可能和李淵與唐太宗的矛盾有關，并推斷李淵的死可能并非善終。我把這寫進了札記，并舉了不少證據，自己也很滿意。這次札記交給蔣先生后，他找我談了話，說是“你讀書很細心很好，但你所發現的僅僅是一些疑點，這些一點都可作別的解釋，所以你的推斷目前無法成立；如果沒有新的、可靠的證據，你不應就此寫文章。”我這才知道以前寫的那些心得，除了證明我讀書比較認真以外，實在沒有什么價值，所以蔣先生連談都不跟我談。
對于我寫的東西，蔣先生表示比較滿意的，是一篇題為《〈通鑒〉成書經過》的讀書報告。當時系里規定：助教每進修一年，就要提交一篇論文。蔣先生很反對“論文”一詞，說是：“寫什么論文，還是寫一篇讀書報告的好。”這話使好些年輕助教——包括我在內——不理解，認為本科學生畢業還寫畢業論文，我們畢業了幾年，怎么連論文都不會寫了？但通過我自己的寫那篇報告，我才自以為懂得了蔣先生的意思。由于題目的限制，我在那篇報告中只能老老實實地查考有關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包括主編與編寫者的分工，編寫者相互之間的分工；為了搞清一些問題，甚至只好為編寫者之一的劉攽編了年譜。全文大概有將近五萬字。蔣先生看了以后說：“這篇寫得不錯；如果有出版社要，可以出個單行的小冊子，把稿費買藥吃。”我當時所患肺結核病尚未全愈，所以蔣先生有最后這句話。我這才理解，蔣先生用“讀書報告”這個詞，并不是降低要求。在他看來，較好的讀書報告仍應達到發表、出版的水平；但使用這一名稱，再配以相應的題目，作者就無法在報告中說空話和搞趨時的玩藝了。
蔣先生對我最不滿的一篇文章，是《王國維文藝思想論略》。1958年大躍進和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后，學生和青年教師就大搞科學研究，我當然也參加了。當時要編一部《近代文學研究論集》，分配我寫一篇關于王國維的文章。于是我認真地讀了王國維的書，寫了一篇自以為頗有創見的論文。與那時把王國維看作反動的遺老不同，我論證了王國維在政治思想與文學思想上都有不少進步的成分。《近代文學研究論集》一油印出來，蔣先生便看到了，特地跟我說：“關于王靜安先生的篇文章，你不要拿出去發表，你現在還不能懂靜安先生。”過了一會，他又說：“不要說《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里提到的作品你有許多沒有讀過，他的許多論斷你無法體會；就是叔本華和尼采，你又懂得多少？”話很簡單，但卻使我明白了什么才叫作科學論文。而且，越到后來我才越發現蔣先生這一教誨的重要性。例如，《人間詞話》把北宋詞的地位置于南宋詞之上，我當時認為這是王國維的局限：南宋詞的思想性明明高于北宋，為什么要貶低它呢？現在我卻認識了北宋詞的成就確在南宋詞之上，不是王國維在這問題上存在局限，而是我自己當時的文藝思想落后于王國維寫《人間詞話》時的水平；那我又怎能寫文章去論王國維的文藝思想呢？
這里所說的都只是一些零星雜事，但就是通過這類具體的教誨，我原先的手低狀態就漸漸有了改變。但我知道，我的進步離開蔣先生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這里再說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前期，我已經提升為教授，正在担任中文系的系主任，蔣先生有一次忽然到我家來，送我幾支毛筆和一錠嘉慶年間生產的墨，說是：“你有空時練練毛筆字吧！”這實在使我感激和慚愧得無地自容。寫字（不僅毛筆字）的拙劣，始終是我的一大心病，但又自暴自棄，以為我大概與書法無緣，反正練不好的了。不料蔣先生卻還在為我的這一缺陷而焦慮。
今年正是蔣先生逝世十周年，拉拉雜雜寫這一些，既以表達感謝的心情，也以表白我的愧疚：從蔣先生逝世以來，我的進步實在太小，在寫毛筆字方面更是越來越糟，連毛筆也怕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