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雷蒙·威廉斯：慣用詞匯的有效意識形態運作

梁文道（作家、資深媒體人）：這本書是我在財新專欄文章的集結，“關鍵詞”是專欄的名字，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再度很“無恥”地想要向前人致敬。我以前有一本書叫《常識》，是因為我當時特別敬仰托馬斯·潘恩，他的一本書也叫《常識》。我現在是向雷蒙·威廉斯致敬，他有一本非常了不起的書叫《關鍵詞》。雷蒙·威廉斯是活躍于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之間的非常重要的大家學者。他教授文學，但實際上他更開闊地影響了我們后來所知的文化研究，他帶動了整個英國的文化研究這個學科的勃興。

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探討了幾個在英國從工業革命前后一直到現在很關鍵的詞匯和概念的流變，并試圖在這個流變的過程中指出整個社會、政治、經濟脈絡的走向。他做的功夫在當年是有開天辟地之功的，很多人受他的影響開始關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語言在意識形態系統里面起到的作用。《關鍵詞》確立了整套的話語分析方法，甚至連昆廷·斯金納（注：Quentin Skinner，劍橋歷史系教授。）做的那一套史學方法都和威廉斯的這本《關鍵詞》有關系。

我為什么特別想要向這部書致敬？因為我覺得它能夠啟發我們在今天怎樣重新看待我們的社會、國家和政治。而認識我們今天所處局面的一個切入點就是看我們平常在用什么樣的語言和詞匯。這些詞匯中有些是了解或者描述我們的現狀時很常用的，甚至被用到可能我們自己都不覺敏感的程度。我們自己都已經覺得很熟悉了，不陌生了，沒什么好疑問的了。正是在這種時候，這些詞匯才可以發揮出最大的意識形態上的效果。正是因為我們都不敏感，它使我們忘記了它的存在，那才叫真正的有效意識形態運作。

于是我就給自己一個任務，其實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挑戰：嘗試探討我們今天生活中的關鍵詞有哪些。我用時事評論風格來寫作，觀察我們在描述最近發生的事件時用的最關鍵的詞語是什么，我試圖去談論這些詞語。但必須坦白告訴大家，正如我以往所做的一樣，這些都是一些失敗的嘗試，很糟糕。各位看了多半是要罵我的，但我仍然會很高興，你們居然有時間、有閑情在上廁所的時候翻一翻我寫的東西。如果它讓你很憤怒，讓你很生氣，讓你想罵人了，這時候你也有一個思考的過程，起碼你想到你為什么要罵我，為什么不同意我，起碼你會有更好的想法出來，我覺得第一階段的任務就完成了。

給歷史的交代：記憶本身就是正義

再回頭講這些關鍵詞怎么選擇出來的。有一些是因為我在為周刊寫文章的時候會看當時有什么重要事件發生，而那些事件中有一些詞的出現，我覺得相當值得關注。還有一種情況是有一些事件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以時事評論來講叫“失去時效性”，但是也許過了兩年之后我始終覺得念念不舍又重新找了出來。為什么一個該寫時事評論的專欄居然會寫兩年前的事情？這就回到一個老問題，這是很多年前當我出另外一部時事評論集《常識》時問自己的問題：時事評論結集出版有意思嗎？如果有意思的話那一定是因為你寫的問題或現象仍然存在，或者重復出現，當時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今天我又發現另外一種悲哀，這種悲哀和我寫《常識》感到的悲哀不一樣。

《常識》2009年出版，其中文章大部分是寫于2004-2009年之間，那個年代和今天有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這幾年出現了一個以往不能預見到的公共討論空間——微博或者同類型的社交媒體。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感覺，在微博上我們談事件或者看新聞，有時候早上起來看到一個新聞覺得很震驚，晚上發現那條新聞已經不見了，已經不再熱了。或者你努力回想早上看的這件事情仿佛昨天發生的，又好像是上個禮拜發生的，這就是資訊密集的時候產生的一種時間錯覺。我們往往覺得才發生沒多久的事情去已經過去了很久。甚至有些事情因為發生的事情太多，堆積起來而被壓抑、埋沒，淡出我們的視野。

現在我重新去看些已經過去很久，幾乎被忘記的事情，就會產生另一種悲哀，這種悲哀是什么呢？就是這些事情不只像我以前講的那樣沒有結束，而且它真的曾經造成了一些具體的傷害，一些活人身上的傷害，那些傷害難道就這樣讓它過去了嗎？就讓那些事情被忘記了嗎？例如我念念不忘的幼兒園殺人事件，或者過去幾年聽說的泄憤殺人事件，我真的不能輕易放下。不僅因為那些無辜受害的死者，也因為被我們認為泄憤殺人的行兇者，我一樣同情他們。我覺得這都是些傷害，他們受苦了，受壓迫了。他干了壞事，會被罪惡折磨，這些人怎么辦？我們就這樣忘記他們嗎？所以我有時候在寫專欄時，會把一些已經過去的事非常不合時宜地在一個時事雜志里面重新講一次，有時候為了提醒自己，更多是為了提醒同代的讀者們，這些事情還在。

我這兩天翻這本《關鍵詞》，赫然發現好像在看自己的日記一樣，沒有它的話，說不定我已經淡忘了一些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時事評論出現了另一層意義，它提醒我們記憶中已經被太多密集的訊息和新聞排擠的人物和事件。記住他們有時候是一種責任，因為記憶本身就關乎正義。如果有些事情不記得的話，我們對歷史是無法交代的。誰來還他們正義？在你無事可做的時候，記憶本身就是正義。

稱呼中隱含的人際關系和階級身份意識

這些詞語里面也有一些和時事無關的日常生活中用語。我之所以感興趣是因為雖然我常駐大陸，出生在香港，少年時住在臺灣，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個地方產生過毫無距離的親切感，無論到了哪里都是覺得有點像是局外人，有距離感，我總會意識到同樣都是華人社會，我們用的言語不太一樣，我們稱呼彼此的方法不太一樣，那些東西就會讓我敏感。有時候我寫的一些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浮進腦海的。

舉個例子像“領導”這個字眼，我早就想寫了，我還沒寫好，我會接著寫很多篇來談“領導”。“領導”這個字眼對香港人是很陌生的，最近幾年香港人才學懂得它的含義。梁振英出來說話，他說各位領導怎么樣，領導您先走，領導您先坐，以前沒有這么講（注：梁振英1954年8月生于香港，祖籍山東威海。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臺灣人用另外一個意思相近的詞語“長官”來代替“領導”。長官和領導這兩個詞語是很流行的，我就在想香港用什么詞語來表述領導和長官的身份呢？我發現我找不到或者不容易找到，頂多是一個“老板”。但是“老板”意思又不完全一樣，重要的分別在于領導跟長官不只是一種身份，它還標識著身份背后一整套人與人的關系。

香港幾乎每個人都有英文名，在我看來取英文名的習慣非常有趣地使得香港不會擁有兩岸共有的“領導”和“長官”意識。在臺灣或者大陸，如果你見到一個領導，會說“梁總”或者“梁董”，要帶頭銜稱呼才顯得比較尊重。領導的位置和意識非常重要，一定要在稱呼里體現出來。香港用英文名就不一樣。就算我們見到曾蔭權（注：曾蔭權，英文名Donald Tsang， 2005年起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2012年6月30日正式卸任），我們不會叫“曾領導”，我們會叫“特首”，大部分人會叫其英文名“Donald”。用英文名字是一種比較不用顯示階級身份的稱呼方法。所以香港人在這個角度上不喊領導，不喊長官，用洋名喊名，在某方面消掉了這種身份意識。

另外一個例子是"同學"，在場也有一些在念書的大學生，你們的錄取通知書抬頭大都會稱呼為“某某同學”，臺灣也是這么寫。而香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會叫“Mr Liang”。香港小學老師稱小孩都是叫某先生。我不敢說香港人與人的關系比較平等，我能說的是香港人那種身份階級意識比較淡薄，不會時時刻刻提醒你，你是領導還是被領導。你現在這群人里面是領導，到了那一群是被領導，你應該有什么行為的表現。你到了哪里都是“Donald”，到了哪里都是“Mr Liang”，雖然還是會有待遇的差別，但是不會太明顯。這種情況下，我就把“領導”列為關鍵詞，來認識今天我們的國家的一些狀況。

同類的例子還有很多，就像我剛才講的，《關鍵詞》是一部比較散亂的評論的結集。很多想做的事情沒有做好，沒有做完。我希望將來繼續寫的話，會寫的更好更完整。幾年寫下來只有這一點點很糟糕的東西給大家，真的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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