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5美國始終幫助中共

簡體傳統

    [編者按：抗戰期間，中共之所以從弱小的地方勢力，一變而能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美國對此起到關鍵作用。美國乘著“美援”和“結盟”，而鉗制中國的軍政外交；國民黨苦于被干涉內政，但無奈頭上已被套上了緊箍咒。美國一方面按住國民黨，不讓它獨立行事，來解決其內政問題；另一方面卻鼓勵中共與國民政府對抗，認定延安乃國中之國。美國還通過調停談判和外交認可，把國共兩黨的司屬關系變為對等關系。 ]

    1940年國共兩黨在華中的地盤摩擦十分激烈，10月15日結束的黃橋戰役，新四軍陳毅部在八路軍黃克誠部配合下殲滅國民黨軍韓德勤部主力兩個師1.2萬人。 12月，蔣得知蘇聯對中共不滿，于是發動了皖南事變，殲滅新四軍軍部七千余人，作為對黃橋之戰的懲罚。 1941年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通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番號；葉挺交付軍法審判，通緝項英。

    1941年1月24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對中國國共兩黨沖突表示不安，明確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暫停對華貸款計劃的實施。接著羅斯福總統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聯邦準備銀行調查主任戴普萊（Despres）前往中國告誡蔣介石：“在我看來，這所謂的共X產X黨與國民黨間相同之點殆多于相異者。我們希望雙方能夠消除歧見，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戴普萊則進一步解釋：“羅斯福之意見以為中國之有共X產X黨，并不能認為中國有共產主義之實行，只能視作民主政治之實習。??月14日，美國總統特使居里專門會見周en來，進行了長時間會談。此為美國高官與中共的首次接觸，事情本身和選擇的時機表達了這樣一個信息：美國不會聽任國民黨用武力對付中共。

    1944年7月4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由史迪威統一指揮國共兩黨的軍隊，當天美國參贊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訪行政院長孫科，高思大使也隨即拜訪宋子文、戴季陶，商討后他又親自向蔣介石提出這個建議。除此之外，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Wallace）6月20日來華，帶著羅斯福關于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的第四次要求，華萊士軟硬兼施終于迫使蔣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首批9人到達延安，毛澤東親自撰寫社論表示熱烈地歡迎“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8月7日第二批9人也到達延安，組長是美軍情報官員包瑞德（Barrett）上校。觀察組給美國的報告充滿了對共X產X黨的贊譽，史迪威更明確說：“我們必須想法把武器交給斗志昂揚的共X產X黨人。”他甚至計劃親自到延安，商討用美國武器裝備五個中共師的問題。這個觀察組進駐延安，毛澤東宣布“實有重大意義”。中共中央18日稱為“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中共正式獲得國際地位，這個地位完全是美國竭力為之爭取的。

    美國外交人員在1941-1944年四年時間里，非但不是“扶蔣反共”，正相反，從羅斯福總統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邊……。 1944年5月，美國國務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稱：“美國并未承担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國民黨政府的義務。”次年1月，華盛頓明確告訴魏德邁：“中國最終不一定要在蔣介石領導下統一起來。”這與羅斯福在開羅把蔣介石定位為“一個封建軍閥”、并對史迪威宣稱要找一個人或是一群人來替換蔣介石其實是一致的。

    抗戰勝利后國共內戰，馬歇爾受命“調停”。 1945年東北林彪接收蘇聯繳獲的50萬關東軍武器而啟兵釁，與國軍王牌師大戰，于四平街決戰，被白崇喜、杜聿明、鄭洞國十師強攻，一潰數百里，幾乎要被追擊殲滅之際，馬歇爾八上廬山，壓迫國府下停戰令，杜聿明遂停頓攻勢。共軍林彪便于哈爾濱休整歇息，接收了蘇聯更多的軍械裝備給養，站穩腳跟之后再度反攻，局面便一發不可收拾。馬歇爾此舉，可以說挽救了林彪岌岌可危的命運。

    另一邊，杜魯門卻強調美國對華援助的五億美元貸款的惟一條件就是給“聯合政府”，分文不與蔣。 1946年6月13日、14日在美國參、眾兩院提出的《美國軍事援華法案》受到毛澤東等強烈反對，馬歇爾與國會領袖商量后，將其擱置。拖到8月第79屆國會結束自動成為廢案。馬歇爾還設法使《軍事使團法案》未獲議會通過。

    【附文2：美國對華外交與國民黨的垮臺】

    [編者按：危難受命的蔣介石政府，一直是在超極限地工作；尤其是到抗戰后期，它簡直是在內外交困之中掙扎。而它的強大盟邦美國，不僅見死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甚至欲去之而后快，且無所不用其極！在國共內戰期間，美國一方面通過《雅爾塔密約》，放手讓蘇聯來武裝中共；一方面又用“民主改革”、調停、禁運等多條繩索，綁住國民黨。而且，國民黨的金融危機也是美國一手制造的。 ]

    史迪威……日記中透露出……羅斯福和他自己如何看待中國，以及隨意左右一個弱國政局的企圖。 1943年12月6日羅斯福和史迪威的部分對話如下：

    “羅：你看能挨得多久？

    “史：情況很復雜，如果重來一次去年5月底攻勢，他可能倒臺。

    “羅：那末我們得找另外一個團體去繼續。

    “史：他們大概會找我們。

    “羅：……對于朝鮮和安南的問題，他已經和我取得協議，我們得派代表團到那些國家去執行職務二十五年，直到我們把他們扶植站起來的時候為止。正如菲律賓一樣。我斬釘截鐵地問過蔣要不要安南，他說""""毫無這個意思""""。”

    ……不管如何，蔣介石在抗戰中，是對御日本人的最高統帥，是中國人的領袖，史迪威的日記中卻把蔣介石蔑稱為“花生米”，意思是小東西；因為史迪威是中緬印戰區的總司令，美國援助抗戰的物質都由他控制，他常常卡住盡量不給，連美國在中國與日本人進行激烈空戰的第十四航空隊的汽油也卡住。十四航空隊的司令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將軍因為堅決配合中國政府作戰，并且卓有貢獻而與史迪威交惡，所以這里居然由蔣介石為美國人組成的航空隊需要的汽油求情，史迪威卻稱為“騙取汽油”，多么飛揚跋扈！而且說蔣介石“需要整個世界”，明明蔣介石向羅斯福表明不要安南，并且國民政府長期支持朝鮮獨立，也放棄對于琉球群島的主權，怎么說“需要整個世界”呢？.

    （三）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共X產X黨統治地區是理想天堂，國民黨統治的地區是人間地獄，而且在日記中對于中國軍隊的浴血抗戰全盤否定，“事實上等于零”。他的總司令位置的繼任者魏德邁將軍談到他對史迪威的印象：“一直到那時，我都以為史迪威將軍是一位傳奇性的戰士，也以為他是美國軍官之中對中國問題最精通的人物。經過很久的時間，我終于揭穿了他的傳奇故事，才發現他是易受蒙蔽，特別關心共X產X黨，并且也知道他對蔣委員長以及國民政府具有偏見。他這人似乎永遠不能了解中國政治問題……。”

    ……高斯手下的美國大使館成員中，壓倒優勢的是中共的親密友人，有的甚至因為偷竊機密文件給中共……。幾十年后，中國大陸的歷史學家透露，謝偉思向中共透露的一個重要文件，曾經對國共關系的歷史發生重大影響，即把美國打算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的想法偷偷告訴了毛澤東，于是很快毛澤東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倡議……。 9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立即提出聯合政府問題，借美國不滿意國民黨之機會，迫蔣讓步。在此行不通之時，則提出建立""""解放委員會""""的政權組織，進一步向蔣介石施加壓力。

    ……一份報告中戴維斯說得更清楚：“假如我們現在宣布支持共X產X黨，則蔣委員長所領導的政府必將立即降到一個地方政權地位。……屆時，在軍事上、技術上以及行政上的各方面實力，必將大規模地從國民黨轉向依附于共X產X黨，我們亦可以獲致中國最團結、最進步、最強大一股力量而予以支持。”（《魏德邁報告》第282-283頁）

    ……蘇聯紅軍進軍東北，使得中共得到了可以席卷全國的根據地。中共中央及時派遣林彪、陳云、林楓等六千干部，經過熱河去東北，改編三十萬偽軍，組成第四野戰軍，……他們之所以能夠通過張家口，就是因為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命令國軍從張家口撤退，給讓出來了通道。魏德邁寫道：“……蘇俄參戰，……接受日本軍隊呈交的軍用品，然后公開的和秘密地交給中共。”（《魏德邁報告》第365頁）

    ……魏德邁寫道：“有些身居要職的人（指馬歇爾）居然認為中國需要推翻一切舊制度，創造新秩序，才有更生的機會，這卻是在俄國所行的馬克思主義。一個與美國及自由世界利益符合的較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承認中國一時還不能安定下來，蘇俄共產主義將會乘虛而入和填補國民政府一旦瓦解所產生的真空狀態。所以，美國政府除了支持蔣委員長外，實別無他途。……他全然相信他的老友史迪威將軍的話，因而將一切歸結在蔣委員長身上。……馬歇爾做了兩件大事：馬歇爾為了壓迫國民政府，曾經下令在1946年8月至1948年4月采取武器禁運，第一批援助武器到1948年底才送出（實際上全是不能用的），這對于一直使用美式裝備的國軍是滅頂之災……。第二件是，為了調節國共內戰，他在國軍優勢時下達三次停火令，讓被追擊的共軍恢復元。……每一次停火令都是共軍處于敗績之時，馬歇爾認為這是他發揮停火令的最好時機。

    在經濟上，間接造成國民政府的經濟崩潰。 ……長期的戰爭，已經民窮財盡，接近崩潰。經過宋子文和美國財長的協議，美國借巨款給國民政府，支持其財政，但是……美國……的副財長完全破壞了這一拯救舉措，而且造成經濟和社會的崩潰。歷史學家黎東方在《“中華民國”簡史》里面寫道：“羅斯福的財政部長茅根索（Herry Morgenthan）于1943年7月17日用書面對“中華民國”政府作了承諾，說""""美國財政部同意就五億信用貸款劃出兩億美元，作為中國購買黃金之用。""""國民政府一貫相信美國政府一個官員說的話和寫下的字，差不多立即就實施出賣黃金的計劃，而且不等到美國運來一鎊或一兩的黃金，就先把自己在重慶的庫存的黃金拿出來賣。那是1943年秋天某一日開始發生的大事。……國民政府卻很想多賣一些黃金，多收回一些法幣。它從1944年3月1日，改令中央銀行出售黃金。中央銀行似乎比中國農民銀行更會做這個生意。它在同年5月，賣出相當于兩百萬美元的黃金，在6月也賣出這個數目在7月賣出了相當于四百四十萬美元的黃金。然而出于一個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國黃金運來重慶極少。從1944年1月到6月，總共只運來了不多于一百萬美元的黃金。其后，從1944年到1945年6月運來重慶的黃金也只不過相當于一千一百萬而已。中國政府及其駐華盛頓的代表，每次向美國政府抗議，都或是被置不答復，或……。從1945年2月1日到同年6月13日，又沒有一兩黃金從美國運抵重慶。同時，國民政府""""預售黃金，定期交貨""""的方式從人民手中收回大量法幣。事實上，由于美國政府不把黃金運來重慶，國民政府于1944年12月31日已經失信于中國人民，更付出了相當于一千二百萬美元的黃金。國民政府又必須在1945年3月31日前給人民以相當于八千四百萬美元的黃金。物資指數從1942年12月的66.2，升到1943年12月的228，飛到1944年12月的755，又飛上了直沖霄漢的1945年12月的1167。”……黎東方指出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懷特（Harry D. white）的破壞，……。黎東方統計，物價因此上漲了1763倍，加上系統而有組織地造謠，人們相信這些錢都是被國民黨官員貪污了，使得國民政府失去民心。八年抗戰中，美國本來就實行的是重歐輕亞的政策，連在開羅決定援助中國的物資，也臨時調往歐洲。全部美國的對華援助加起來，只有六億三千萬美元，只占美國全部援外資金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史迪威還不斷要挾，馬歇爾更是以此來操作戰局，隨意在政治上打擊內外交困的國民政府，經濟崩潰導致了政治崩潰。

    （該附文是從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謝田先生的研究報告中摘抄）

    顛覆中華民國的國際陰謀

    世事如棋，一著換來千古業；浮云若水，幾時閱盡百年歌。

    英雄無淚，千秋誰罪，佳人彈唱不為興亡累。

    前言：尼采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毛澤東說：“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重新顛倒過來。”社會越是進步，歷史越是多變；煙海沒真跡，云霧迷學子，史家到死不聞道也！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本文涉獵“派性極強、現象極亂”之現代史，而述一家之說，或被笑為奇談怪論，但它確能顛覆常識。筆者久治此懸案，遍閱解密之資料，成書稿而后束之高閣，待時而發；今拿出其中的片斷，來以文會友，以就教同仁。

    導論：在西方主導的一體化或全球化之時代，外因也就是內因，而霸權國家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要把每一個有潛力的民族，置于內戰分裂之深淵，而無所不用其極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分別利用蘇聯和中國對其戰略對手（軸心國）進行腹背打擊，來形成兩面夾攻之陣勢，旨在為它稱霸世界掃清障礙；末了，美蘇英三國撇開國民黨中國（四強之一），而在盡量保證英國的利益的前提下，由美蘇兩強來分割世界：蘇聯被允許在東歐和東亞擴張共產主義，美國控制兩大洋，加上西歐及東亞海域。那么，對于久戰力盡、但志在富國強兵、科技立國和海洋立國的“中華民國”，它們又是如何處置呢？特別是因為國民黨在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和儒家大同諸方面均與三強相克，從而構成極大的潛在威脅，它們豈能容忍！弱國無外交，蔣介石政權淪為犧牲品而已！即使是在“中國崛起”的今天，中華民族依舊承受著西方霸權的致命重壓，內憂外患隨其現代化而同步升級！讀史可以明志也！

    一、史家為史不公

    御日戰爭結束之際，美國既幫助國民黨運兵（北運受降），又幫助共X產X黨運將（赴根據地）。再者，在國民黨軍隊首戰告捷之際，馬歇爾拯救了林彪，而讓后者重整旗鼓。第三，在蘇聯紅軍裝備中共的前后，美國卻對遭受戰爭創傷的“中華民國”不給援助，并實行武器禁運，而使其勁旅陷于癱瘓或半癱瘓，只能防御而不敢進攻。第四，到1949年，國民黨雖然是“兵敗如山倒”，但仍踞南國之半，擁兵百萬；它指望激勵士氣而負隅頑抗、補充軍械而卷土重來。然而當此關頭，美國卻落井下石地發表了《白皮書》，提前宣判國民黨的死亡，而從精神上對它進行最后一擊。 “哀莫大于心死”這句話最能形容緊接著所發生的事：不戰而降者有之，解甲四散者有之，倉皇浮海者有之——這竟是幾年前的“大國之師”！（1945年國民黨軍隊之西南反攻和緬甸鏖戰，令美國軍事專家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武器供應充足的條件下，它屬于世界上第一流的軍隊，這是和中國能夠晉升為“四強”相匹配的）。因此，歷史學家斷言美國“扶蔣反共”，為史不公也。

    附歷史照片[國共內戰爆發之初，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的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1945年12月－47年1月）。蔣介石事后對此很后悔，國民黨認為在整個“調停”的過程中，馬歇爾只聽信一個人，那就是周en來。實質上，馬歇爾的此次行動，乃忠實地捍衛美國利益——貫徹“雅爾塔精神”，亦即以保證共產主義向東亞的擴張，來換取斯大林止步于西歐（不支持西歐共X產X黨）。換言之，“馬歇爾調停”是為“馬歇爾計劃”（拯救西歐）鋪路。說到底就是，美蘇兩強以犧牲國民黨中國而達成妥協，從而把彼此間的沖突限制在冷戰的范圍內，以避免新的世界大戰之爆發。

    二、美國是怎樣顛覆國民黨政權的？

    陳納德、魏德邁兩位將軍以及赫爾利大使，揭露并抨擊美國1944－1949年的對華政策，是“活生生地把中國民族主義政府扼殺了”！赫爾利特別指出：美英等國的在華外交、軍事和新聞機構與人員，大抵都是在陰謀顛覆國民黨政權的（在1944年，英美兩國卷入了推翻和暗殺蔣介石的未遂行動——筆者）。

    現從三個方面，來說明美國是怎樣顛覆國民黨政府的：

    第一、美國人的“延安經驗”（Americans"Yenan experience"）

    著名的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40年代在中國工作，他當時說過兩句話，在美國影響很大：一是“共產主義不適合美國，但很適合中國”，一是“延安在遠方閃耀著光芒。”（當時延安正搞“搶救運動”，按西方標準，應該是“人權災難”）。1944年10月，在羅斯福總統的強烈要求下，蔣介石被迫同意讓美國的“Dixie觀察團”赴延安。該團的顛覆意圖甚明，其負責人向歡迎他們的共X產X黨人宣稱：“國民黨政府已經死亡！ ”。緊接著，他們制定了一整套改變中國現狀的軍政計劃，那就是：在日軍大舉南下之際，“美援”轉向中共，而讓國民黨軍隊被困滅于南疆；再乘北方空虛；由共X產X黨軍隊配合美軍登陸（“亞洲的諾曼底”），與進入滿洲之蘇聯紅軍相呼應，并乘勢向全國進軍，從而置國民黨于無立錐之地。然而，就在“Dixie計劃”（包括提議邀請毛澤東訪美）報批華盛頓之前，其電文被赫爾利大使接獲了；他怒請華盛頓召回“顛覆者”（美國在華外交官），勿亂中國戰區（國民黨還牽制著百萬日軍呢）！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的兩名高級官員艾奇遜（George Atcheson）和文生特（John Vincent）提議“運用美國的影響力來促使中國統一，但不一定統一在蔣介石領導之下”。但是，羅斯福總統慎于國會，頗感棘手，便按照赫爾利的要求去做了。不過，總統當時說了一句氣話，卻一語道破天機——“隨他去吧！戰爭尚在進行；待我和斯大林事后再更正！ ”羅斯福早有良策：直接顛覆不智，待機而動；借刀殺人為上，外交先行。所以，他一方面假裝親近蔣介石，圓其“大國夢”，要他配合盟軍，犧牲殆盡；一方面再來誘惑斯大林，愿其“黃俄化”，讓它反日制華，鉗制東亞（此時斯大林因其與日本有約在先，正愁出師無名）。

    第二、羅斯福的“一片苦心”（Roosevelt''''s"a painstakingly"）

    總統開展秘密外交，誘使俄羅斯重返東方（后者在1904－05年被日本打退）。于是美蘇英三強首腦之會晤，并于1945年初訂立《雅爾塔密約》，來把蘇聯紅軍引向中國，名義上是打日本，實際上則讓國際共產主義（中蘇蒙朝等）在滿洲會師，以改變中國的政局。赫爾利說：“《雅爾塔密約》是共產主義征服中國的藍皮書。”雖然先前蔣介石曾告誡美國，若讓蘇俄揮師向東，其對中美兩國的禍害絕不亞于日本；但美國卻偏偏要對著干——美國另有兩點打算：A.禍水東引，即讓共產主義東移，以拯救西歐資本主義（以免斯大林接應戰后初期的西歐共產主義之熱潮）B.借刀殺人，即以改變東亞的“力量均勢”，來否定國民黨中國之初步崛起及其“四強”之法定資格（唯恐中國取代日本的地位，并以更大的富國強兵來挑戰美國的亞太霸權）。早在1920年代初，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已準確地預測這一結局，他說：“盡管蘇俄布爾什維克會像美國那樣地標榜''''解放人類''''，但實際上它比沙皇帝國主義更精明能干，更富有擴張性。……因此，俄羅斯之重返亞洲、侵占蒙滿，不是不可能的。屆時，它控制了滿洲，也就能決定性地影響北京（1927年改名“北平”——引者）。凡此，只有在日本和美英兩國交戰的情況下，才是可行的。”

    附上《雅爾塔密約》書面內容（而羅斯福與斯大林兩人“君子協定”，則始終秘而不宣）：

    A.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對日作戰，而蘇聯必須獲得如下之補償；

    B.重申外蒙古脫離中國，即所謂“保持現狀”（蒙古人民共和國）；

    C.蘇聯恢復1904年日俄戰爭前之沙皇帝國在滿洲之特權（a.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保持優先權，b.旅順軍港租給蘇聯，c.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蘇聯與中國共同經營）；

    D.庫頁島南部及鄰近島嶼和千島群島割讓給蘇聯。

    E.在《雅爾塔密約》公布之時，強迫中國接受之；必要時，三強采取一致行動（為此，他們假裝在文件中認可蔣介石政權。如后者就范，三強對華之所為，乃名正言順；它們成了“解放者”，而非同以往之帝國主義列強）。

    除此之外，還須說明：該條約默認了兩點：蘇聯紅軍可以：A.把中國東北的工業體系當作它的“戰利品”拆運回國；B.用蘇聯和日本之軍火來裝備中共（包括美式武器，因為蘇軍的這次入侵是由美國花錢和裝備的）。

    僅就美蘇兩霸首次妥協這一點來說，A.羅斯福是“丟卒保車”——以犧牲蔣介石政權來確保西歐，即以允許共產主義“禍水東流”，來換取蘇聯不支持西歐共X產X黨。 B.斯大林是“知難行易”——共產主義之西進，必將極大冒險；而向東擴張則是適逢其會而順水推舟。結果兩霸既是各得其所，又避免“熱戰”——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然而，美國是一舉兩得：A.如前所述“借刀殺人”來扼殺中國民族主義，B.用一張“空頭支票”來換得西歐之安全，因為它知道中共是不會長期就范于莫斯科的。當時斯大林也似乎感覺到他所得到的果實，可能是苦果乃至是蘇聯的隱患；因為他知道“延安經驗”是中共與美國之間的“初戀”，也知道直到1949年雙方還是藕斷絲連（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滯留南京，和中共邀請司徒雷頓大使北上）。所以斯大林設計了朝鮮戰爭，讓新中國與美國正面沖突；但是，在斯大林死后的二十年，他的担憂則成為事實，即中美結盟。這些都是后話，需專文詳論，茲不贅述。

    第三、馬歇爾的“來華使命”（Marshall''''s"China Mission"）

    1946年美國派馬歇爾來華，與其說是調停弭兵，以避免國共內戰之爆發；不如說是貫徹落實“雅爾塔精神”，以確保讓共產主義向東擴張，來換取西歐資本主義的完好無損(這就是當時的美蘇妥協，從而避免新的世界大戰)。與其說是貫徹落實“雅爾塔精神”，不如說是用中國作誘餌，來把斯大林的興趣和精力吸引到東亞。因此，馬歇爾在“調停”期間（1946－47年），實際上做了三件事：A.對國民黨政府實行武器禁運和停止財經援助，使之陷于絕境；B.在軍事上捆綁國民黨，使之被動挨打；C.在輿論上打壓它，使之被民主與進步的潮流所唾棄。以下就來具體談一談美國在中國內戰中的所作所為，分為五點：

    （1）延安通訊。 1944年下半年，史迪威將軍和美國情報機構（OSS）開始幫助延安建立全國性的共X產X黨力量的通信網絡。從而大量的通訊器材被空運到延安，再被分配到各地共X產X黨部隊中。據記載，到1945年4月25日為止，已完成輸送的輕型發報機及部件是14,000磅，其余的50,000磅在以后的兩三個月內陸續運到。僅就軍事行動而言，情報和通訊為中共打敗國民黨，幾乎起到了一半的作用。（所以論者每每稱其至關重要。但從事變之總體而言，這僅是眾因緣之一環）。

    （2）空運毛將。從羅斯福逝世到日本投降的幾個月里，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混沌期”，在中國的兩派美國人各行其是。魏德邁將軍組織“最大空運”，輸送國民黨軍隊進駐各大城市，受降與接管；而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共的幾乎全部戰將則也都乘坐美國飛機離開延安，他們比國民黨提前到達各戰略要沖（若非美機專運，共X產X黨將領必晚到兩個月。另，蘇聯阻擋國民黨進東北，使之陷于戰略被動）。美國幫助共X產X黨運送將領的作用，完全抵銷了其幫助國民黨運送幾十萬軍隊（因為共X產X黨的武裝力量早已完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陣勢）。北京大學牛大勇教授說：這是“影響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一次戰略空運”。（《歷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4期89）應當指出，延安的如此空運并非一兩次，而是許多次；例如賀龍說：“現在我們能坐美國飛機到處跑，延安的書報由美國的飛機往各地運送。”

    （3）阻止追擊。 1946年4－5月間，白崇禧指揮的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四平打敗林彪部隊，并乘勝追擊，當孫立人部已接近哈爾濱，眼看就要全殲林彪部隊、拿下整個東北之時，馬歇爾卻蠻橫干擾，迫使蔣介石下了停戰令，并把白崇禧調離戰場。林彪部隊得到喘息，很快獲得新裝備而重整旗鼓，但國軍則士氣喪失，一蹶不振。這是蔣介石一生最后悔的事之一。白崇禧之子、文學家白先勇著《父親的憾恨》一文（載于臺灣《當代》雜志）說：在馬歇爾壓力下，下停戰令而非追擊令，實為蔣氏后半生所有錯誤中的最大錯誤，“四平一戰乃國共成敗之樞紐。”

    （4）武器禁運。從一開始，美國政府就三令五申不準國民黨把美國武器用于打內戰。據孫元良將軍回憶說，八個美式裝備的機械師空運北上后，只能得到僅供訓練的彈藥，不得已盡量采取守勢。美國很快就實行了全面禁運，各部隊奇缺軍火。雖然在1948年一度解禁，但交貨的時間與品種皆不兌現，這批姍姍來遲的軍火，其中能用的很少。 “華北剿總”傅作義開箱時，發現數量不及批準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器材殘缺不全，有炮無架，有槍無膛，形同廢鐵，這是傅作義投降的主因。 ”

    （5）宣布死亡。 1949年春夏之交，對于國民黨來說則是危難之秋。然而此時它在東南、西南數省尚有重兵，準備重整旗鼓，負隅頑抗，以期東山再起。但就在如此關頭，美國發表了宣判國民黨政權最后死亡的《白皮書》，這被國民黨人指為“背信棄義、落井下石”的杰作，對于其軍心士氣的至重打擊，是可想而知的。那以后的國民黨軍隊，很少用力抵抗，多是不戰而降！顛簸遷徙中的國民黨政府評論《白皮書》，音聲顫抖而語無倫次：“若美國以白皮書為中美友好結局的一個檔，則在我們節節失敗的過程中，予我們精神上以極大的打擊，這白皮書對我們中國等于落井下石。我認為美國不應該以落井下石的意義，結束中美關系。”

    三、從國民黨方面來看其失敗的原因

    第一、先來看國民黨是怎樣評論國際因素的

    ◇◇1996年（民國八十五年）10月28日的臺灣《中央日報》海外版，就上述國共內戰之歷史懸案，列舉了六項國際陰謀，即：“在抗戰的最后兩年，更是同盟國幾項丑惡行為的見證。是那幾項呢？……是美英蘇簽訂《雅爾塔密約》出賣中國；是美國國務院內的位居要津的幾名共諜，千方百計的顛覆我們政府；是美國將領史迪威在華之驕狂妄為，并公然制造第三勢力（促進中國的民主黨派和自由主義者參加統一戰線——引者）；是美國的親共分子干預中國內政，強力導演一幕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并組織聯合政府之事宜；是英、法、荷企圖重新保有其在遠東的殖民地，而在中國境內進行間諜破壞；是蘇聯在日本敗亡的前三天突然對日宣戰，乘機掠奪東北資產，并拒絕國軍進入東北接管……等等無恥行徑。每一樁丑行都擊中我們的要害（“我們”、“我”均指國民黨，下同——引者）。”另外，臺灣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國現代史》這樣批評美國：“美國強以其政治文化模式，迫我與中共和談。……并以聯合政府之雙方組成，作為援助中國之先決條件。……馬歇爾之調停……既不理解中國國情，復受中共及同路人之蠱惑與愚弄，……以致國軍失去多次掌握主動之機會。……馬歇爾建議美政府停止對國軍之軍援，拒付預定貸予中國之借款五億美元；而對中共破壞停戰之行為，對于蘇俄裝備中共之做法，均不聞不問。自美政府于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起宣布斷絕一切對華援助，八月復禁售剩余軍火予我，正值敵我戰事進入決戰之際，予我民心士氣以嚴重之打擊。當時國軍數量雖仍占優勢，然補給缺乏，影響士氣，以致國軍經常不戰而退。”

    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和學術機構，至今未能從中西文化沖突之高度和美國霸權之全局，來探討“盟邦”為什么要陷害蔣介石及其大陸政權，它只是批評美國的錯誤決策和左傾干擾。國民黨不知道、也不敢相信美國的這兩手：A.“丟卒保車”——以犧牲蔣介石政權來向斯大林換取西歐及希臘等國的非共產化；B.“借刀殺人”——用蘇聯和中國等國際共產主義來扼殺中國民族主義（脫穎而出的“中華民國”）。然而，在華人世界的歷史學家之中，唯有晚年居住臺灣的國史大師錢穆看得清楚，說中要害。錢穆說：“抑且在當時之西方人，終亦以中國之共產化不失為西化之一端，乃從旁贊助，美國人即為其最顯著之一例。蘇俄勢力自西方再度東侵，外蒙古自主獨立，關外三省及朝鮮半島之北部，全歸蘇俄勢力范圍，此皆出美國人之主張。……美國人不惜用大力引進蘇俄，使得重返東方，史跡鮮明，盡人可知。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以民族血統之更大分別言，實為一小分別。此以近代美國人心理言，已有顯證。”德國明斯特大學的懷恩博格教授在其所著《“中華民國”的外交對策》一文中，這樣寫道：“就意識方面而言，西方的國際主義者（有些是資本主義者，其他的則是贊同共X產X黨的自由派人士）與蘇聯及中共一向在知性方面有關聯性，他們對于民族主義的痛恨是共通的。他們認為，愛國主義、國家尊嚴和對于祖國的熱愛都是政治思想錯誤的表現方式，應該被徹底鏟除。資本主義者和自由派的國際主義者一向視共X產X黨為民主的相關子弟。有時候這些共X產X黨員可能成為頑劣子弟，尤其是在他們對人權方面犯下罪行，不過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西方的國際主義者總是支持共X產X黨來對抗民族主義。……他們認為主張民族主義對于他們的世界性政策及泛宇宙權力是最大的妨礙。”（“歐洲中山學會?年年會）

    第二、再來分析國民黨自身的問題

    經過美蘇英三強的“君子協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國際形勢為之大變：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成了東西方之時潮。中國民族主義從而也就喪失其“安身立命”之依據——國民黨政權首先被拒于“大國俱樂部”（四強或戰勝國）之門外，緊接著被作為亞非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的“罪魁禍首”而被犧牲掉（中國名義上還保留者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時的國民黨政權還能做什么呢？只是垂死掙扎、拼命抗拒而已！起先，國民黨危難受命，逆流而上，不僅要保國保鐘而救亡圖存，還得繼絕興亡而捍衛道統（孫中山視之為中華命脈）；結果它做前者而大獲成功，但為后者卻身敗名裂。國民黨未能適應五四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文明逆變），從而駕馭洪水猛獸（萬民），使之變成鐵板一塊的戰斗團體；這就是說，國民黨既不能挾廣土眾民而外抗強霸，又不能絕禍因亂源而內清時局；何況戰后初期，中國民生總崩潰、天災人禍大爆發呢（此由一百多年來由外患內憂所造成，而歸罪于一個危難受命而功傾國史之政府，實在史不公平）！再用中國古人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來說明國民黨失敗的原因：A.天時是“西風壓倒東風”，故保守的民族主義讓位于進步的共產主義；B.地利是蘇聯已插足中國，并扼住其要害，從而國際共產主義會師；C.人和是國民黨無暇以發展經濟來吸收過剩人口，故萬民被卷入共產主義革命的洪流之中。總而言之，國民黨以其不充分具有民族幸存所要求的抗爭力、組織力、動員力和有效性，而被時代潮流所淘汰。讓我們來分析國民黨的自身弱點，如下五點：

    （1）士氣問題。由于在意識形態方面，國民黨囿于中國文化與民族精神，故相對保守，故未能迎合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之激進狂潮。因此，國民黨缺少“精神振奮劑”。在其民族主義一鼓作氣于北伐、繼而被發揮至極于抗戰之后，然后便衰竭下來。國民黨無法再接再厲而激勵軍民，來應對一場新的戰爭。抗戰剛結束，國民黨軍隊已是強弩之末：其國軍將領驕傲輕敵，廣大士兵疲憊厭戰，中下軍官都想結婚安家。

    （2）兵源問題。由于唯恐對中華文化與文明之傷害太大，國民黨不愿積極推動五四以來之“社會轉型”；其對國民黨的負面影響有兩：A.社會尚未形成戰斗序列，它限制了國民黨政府的組織力與動員力；B.國民黨無力駕馭時代潮流（洪水猛獸），也就沒有群眾基礎，反而其自身陷于的“人民戰爭”的汪yang大海之中。由于遠未完成向“現代社會”（軍國社會）的轉型，所以“中華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動員率遠低于別的參戰國（中國：0.4%，日本：1.3%，英國： 1.4%，美國：2.4%，蘇聯：3.0%，德國：3.8%）。國民黨一直苦于兵源不足，隨著其對廣大鄉村的失控，該問題變得極為嚴重，抓壯丁也無濟于事。實際上，國民黨軍隊的人數只在內戰之初占優勢，很快便逆轉。宣傳上說是?萬”，實則減半。

    （3）軍火問題。因為具有“民族主義”性質和本土文化特色的國民黨，為西方列強所嫉恨；所以，國民黨的武器供應沒有保障。國民黨在受降時很少得到日本武器（日軍多提前銷毀），而大軍火庫則被蘇軍占有。抗戰中裝備起來的“美械師”卻因彈藥燃料之短缺，而陷于半癱瘓的狀態。英國拒賣軍火，美國實行武器禁運，而后方的兵工廠又屢遭破壞。相比之下，中共則能獲得蘇聯提供的日、美、蘇、德和捷克等國的先進武器，加上擁有牢靠的軍工基地（蘇聯特管區的大連兵工廠最大）。在火力方面，國軍是絕對占下風的。

    （4）情報問題。由上述組織、精神和國際邦交三方面的劣勢，國民黨的情報幾乎全被對手所掌握，美英蘇三國的情報網也都向中共送情報（另，馬歇爾在其座機里曾撿到周en來的密件，他完璧歸趙，而不交給國民黨）。幾乎每一次戰役都是輸在情報上。國民黨在組織上還很傳統，太重情誼，故易于被滲透；在精神上缺乏信念，故其人易被進步的思想所打動。

    （5）國家問題。首先要說的是：抗戰初期，國軍基于戰略上的考慮，炸黃河、燒城市、毀工廠，凡此之負面影響既大且久；對于這些，國民黨政府不承担責任，誰來承担？抗戰剛結束，國民黨要將大后方的政府機構、工廠和難民以及學校和文物，遷回沿海地區，要在淪陷區重建政治、經濟秩序。再說國共內戰，比之革命力量，政權一方的社會包袱尤大。國軍有100多萬的后勤人員，而對方則不需要（共X產X黨隨處都能獲支持）。戰后初期，國家殘破，災害并發，災民如潮，政府實在不堪承受。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國民黨花費了巨大的財力物力來遣返數百位萬日本人回國（除了供給糧食原料以外，還動用了占全國70％的航船），這無疑也會妨礙國民黨的軍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