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郭沫若的身后名

簡體傳統

這些年，郭沫若聲譽不高。自從被目為“御用文人”后，除了一般研究者循例做研究之外，郭沫若這個名字很少被提及，可謂身后寂寞。200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女神及佚詩》，其中收納了初版本《女神》和散佚在報刊上未匯輯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時期”創作的大量詩歌作品，使讀者和研究者可以獲得一個完整的、歷史原初狀態的印象。學者自然是關注的，但該書印數僅有2000冊。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這句郭老調侃自己的“打油”詩句，似乎已成了對詩人郭沫若的一般觀感。有誰還記得《女神》在五四時期給中國詩界、給中國帶來的巨大震撼？一個叛逆的、反抗的、自由的形象，就在“御用文人”的馴順、榮寵與隱忍的背影之后漸行漸遠漸模糊了嗎？
還好，日前在郭沫若故居舉行了一場《女神》出版90周年的研討會，紀念那個遠去的詩人。有趣的是，主辦方將郭老寫于1958年的組詩《百花齊放》印制了撲克牌。也許現在可以心平氣和地談談郭沫若了，這位魯迅之后中國第一文人，所謂“文化班頭”，詩人，歷史學家，劇作家，書法家……
大人物的身后名，毀譽翻覆，從來都與現實相關。這一點，作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最清楚的。在答《新建設》雜志問的一篇文章里，他曾這樣闡釋：“歷史是發展的，我們評定一個歷史人物，應該以他所處的歷史時代為背景，以他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為標準，來加以全面的分析。這樣就比較易于正確地看清他們在歷史上所應處的地位。”所以，他替曹操翻案，替武則天翻案，他揚李（白）抑杜（甫）……他好做翻案文章。他的翻案文章，如歷史劇《蔡文姬》、《武則天》，演出幾百場，影響不可謂不大，雖是劇作而不是歷史考據研究論文，但畢竟多多少少扭轉了人們心中白臉曹操、淫蕩武則天的一貫形象，促使許多人有興趣重新認識歷史上的曹操、武則天。不過，作為學術著作的《李白與杜甫》卻招致非議，認為是一投領袖所好；二濫用階級分析方法。
毛澤東作為政治家而每每有詩作，郭沫若作為詩人而投身政治。當初毛澤東去重慶和談，以一首《沁園春·雪》引來眾人此起彼伏的唱和；到了晚年，能與他唱和的，似乎就只有郭沫若了。而毛主席的詩詞也有許多篇是和郭沫若的，比如那首“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的《七律和郭沫若》，那首“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滿江紅·和郭沫若》。毛主席喜歡李白的詩，這對郭沫若是否有影響，或許難說有或無，但從郭沫若一貫的浪漫主義詩風看，他也會更愛李白。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的會長蔡震先生在新作《郭沫若畫傳》中提到一個史料：《李白與杜甫》是“文革”中的郭沫若自己悄悄寫的，只因一個偶然原因才被外界所知——當時中蘇邊境沖突，外交部請郭沫若等學者提供有關歷史資料，在中國政府發表的聲明中，引用到郭沫若對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證，以駁斥蘇方的領土擴張。可見著書的動機并不是為了趨附領袖。
但趨時是一定有的。那些年月的所謂學術，都受政治環境影響，普遍地用階級觀點分析古人。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學生都能背誦，起首一句“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就根據杜甫草堂之頂有多少層茅草為證據指出杜甫過著地主階級生活。
那時代是“親不親，階級分”。現在想來，不喜歡杜甫，也不必一定因為他是地主階級。同樣，姚雪垠塑造的闖王李自成竟像一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一樣高大完美，符合“三突出”原則——中學課本還選過，記得我們上課的時候，同學老師一起笑。難道歷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真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如何揭示歷史真實呢？
蔡震新作提到陳寅恪。1953年郭沫若按照中宣部的提議，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名義致信陳寅恪，請他担任歷史二所所長（另外兩所所長為范文瀾和郭本人）。陳寅恪回信卻是回給科學院，而沒理會郭沫若。在回信中，他提出了條件，即著名的“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的要求。這實際上就是拒絕。在回信中，陳寅恪以他當年為王國維所寫碑銘重申“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并毫不客氣地挑戰郭沫若，說郭是甲骨文專家，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可以把他的碑文打掉，由郭來重寫。他用了唐代韓愈、段文昌先后寫《平淮西碑》的典故，把自己比韓愈，自信他寫的碑銘“無其器存其辭”（李商隱贊韓愈寫的碑文），不會湮沒。郭沫若之前對王國維的死因有自己的判斷，他認為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但“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斗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這個判斷當時在學界影響很大，而陳寅恪看來是不以為然的。
郭沫若與陳寅恪最大不同其實是在與現實政治的關系上，一個投入，一個遠離。如果要找一位與20世紀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共黨史密切相關的文人，一定是郭沫若。他是歷史潮頭上的人物。五四有他，《女神》驚艷亮相，創造社高張創造精神；北伐有他，攻武昌城，他親手捆扎攀城墻的云梯；四一二政變前，蔣介石許以高官厚祿，要將長江下游幾個省交他管轄，他卻以《請看今日蔣介石》揭穿其真面目；南昌起義，他謝絕了張發奎邀約去日本，趕赴南昌，在白色恐怖中與賀龍一起入黨；盧溝橋事變后，他別婦拋雛、毀家紓難，只身回國參加抗戰；他與李公樸一起經歷“校場口慘案”，他不懼國民黨暗殺，在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樸、聞一多的大會上慷慨陳辭：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嗚呼二公，為和平民主而死，雖死猶生……新中國成立時，他已是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為建設新中國而工作……他的老朋友夏衍說過，黨犯錯時，郭沫若也跟著犯了錯誤。他沒有活到對黨內錯誤進行反思的時候。他會有怎樣的反思，我們無從知道了。
我們知道的只是這樣一些歷史片段——
“文革”中，他的兩個兒子死于非命，他默默承受，甚至沒有向他的老友周恩來提起。他把兒子的日記放在書房案頭，日日相伴，一字一句地抄寫，竟抄了八本。這是怎樣不見淚痕悲色的椎心之痛。
“文革”中，他在一本英美抒情詩的空白處，隨手翻譯了一些他喜歡的詩作，似乎透露了他的內心深處的隱秘的激情，如羅素·葛林的《默想》：
我不能讓我的尊嚴的人性低頭
在那冰冷的無限面前跪叩
……
我有希望、苦悶、大愿，精神有如火焚
……
如高爾斯華綏的《靈魂》：
我的靈魂是太空！
電在閃呵雷再轟，
日月群星在運動，
時而卷起大臺風！
風再起！這靈魂里的浩浩長風終于沒能使郭沫若再次鳳凰涅槃，浴火重生。1978年6月12日，86歲的郭沫若逝世。人生苦短，人生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