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泉之下的劉文學會看到這一幕嗎？

簡體傳統

渠江水長又長，一個紅星閃閃亮，少年英雄劉文學……”這首曾經被傳唱的歌謠說的就是新中國第一個少年英雄劉文學。

1959年11月18日晚，四川省合川縣（今屬重慶市）渠嘉鄉雙江村的孩子劉文學幫助隊里干活回來，發現地主王榮學偷摘集體的海椒，他毫不猶豫地沖上前去阻止，王榮學的收買和威脅，絲毫沒有動搖劉文學保護集體利益的決心，他不顧個人安危，與壞人展開了搏斗，終因年幼力薄，被王活活掐死，犧牲時年僅14歲。

案發后不久，兇手王榮學便落入法網，1959年11月21日，王親筆寫下了坦白書；11月22日，合川縣公安局發布逮捕證將其逮捕；1960年，合川縣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罪犯王榮學死刑，當場執行。

劉文學的事跡和名字，傳遍中國大江南北，當年全國少兒開展了“學習劉文學，做黨的好孩子”的活動； 1983年10月，國家民政部先后批準劉文學為革命烈士。——以上出自百度百科詞典

劉文學的事跡是我在小學二年級語文課本上學到的，當時，懵懂無知的我們心里充滿了對“萬惡的地主”的無限仇恨，對劉文學勇于維護集體辣椒的“英雄行為”感到無限欽佩。記得當年我們的語文老師朗讀這篇課文時語調時而慷慨激昂，時而咬牙切齒，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相信此后幾年，如果遇到類似現象，我也會奮不顧身地沖上前去，與兇殘歹毒的地主搏斗，哪怕獻出自己幼小的生命！

今天想來，真是太幼稚了！

其實，劉文學值得同情，難道那個地主王榮學不值得同情嗎？

試想，一個40來歲的中年人，去偷幾把辣椒，在今天，大不了實在算不上偷，需要的話，誰家地里摘幾個還能上綱上線？根本扯不到“偷”這個字眼上來！但在當時，王榮學為了堵住這個14歲孩子的嘴，甘愿拿出一塊錢——那時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可被仇恨教育灌輸得沒有思考能力的孩子“義正辭嚴”地回絕了這個中年人低三下四的哀求，堅決要向上匯報！

恐懼之下，王榮學選擇了暴力扼殺，雖然費盡吃奶的力氣（14歲的劉文學體力已近成年），冒著殺頭的危險，他為什么這樣做？

只有一條，被劉文學檢舉的結果與死也差不哪里去！因為，他的身份上被烙上一個深深的標記——惡霸地主。那些貧下中農偷再多也注定是“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忽略不計的！唯獨對他，一定會被“鎮壓”！不然，何至于為一把辣椒就殺人！擱如今，你愛怎么告你怎么告，能把我怎么滴？

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時的劉文學倘使真的舉報成功，身為地主的王榮學下場一定十分凄慘！說不定，連死都不如！

下面我們看看土改之后地主的悲慘下場吧：

1948年，中共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農民總人口10%"。按這個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萬個階級敵人。后來中共確定把打擊面縮小到3%，不包括富農。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斗爭出900萬個階級敵人。

廣東海洋大學一位教師對蘇南土改的調查發現，蘇南2742個鄉中，有200多個發生了亂斗亂打。據當時中共蘇南區農村工作委員會的原始記錄，一共有218個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剝光衣服。

各種調查顯示，當年土改工作隊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勵農民打人的情況。土改隊干部親自上陣打人的情況也并不少見。

更嚴重的是，土改時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內部參考》中報道說，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里逼死7個人。

在廣東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古大存在東江地區調查以后報告說，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自殺現象很嚴重，追挖底財顯得混亂。干部有寧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個雇貧農，就不要緊。"

陶鑄到廣東之后，廣東土改的形勢隨后發生重大變化，濫殺情況嚴重，每個鄉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劃。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斗爭。"據估計，殺人達幾十萬。而這些被殺的人，沒有一個屬于"罪大惡極，不殺不能平民憤"的人。

據評論說："在土改中殺地主幾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額來完成任務，完全不問青紅皂白。"

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的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一位美國學者甚至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在建國前后的土地改革中，地主土地被無償收回，家產被沒收，很多人被“鎮壓”，他們的子女及后代永遠背上一個“地主”的名聲，在“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年代里，這個黑色血統無疑讓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的生命中蒙上一層陰影，他們無法升學，無法當兵，無法從政，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年代里，變成了“反動者”，從“人民”的稱號中剔除出去，淪為社會的渣滓，在全社會的歧視目光中戰戰兢兢地生存，任人侮辱，任人毆打，任人謾罵……他們看不到生活的陽光，看不到五彩的春天，看不到明天的希望……他們的身體與靈魂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屈辱之中，那無邊的恐懼牢牢嵌在他們的心靈最深處。

其實，這些地主遠非我們宣傳中的“周扒皮”與“劉文彩”，他們大都是經過幾代人的辛勤努力、省吃儉用才積累下來的一些地產，畢竟在漫長的年代里，中國農民形成了特有的渴望擁有土地的樸素心理，這些財產來得多是堂堂正正。相反，大多的窮人多是好逸惡勞之人，他們喜歡吃喝嫖賭，即便萬貫家財，也揮霍不了多久，很快會淪為赤貧！——要知道，傳統的農村，“做了壞事天打五雷轟”，“老天爺看著吶”這類思想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因此真正的為富不仁者少之又少！

并且他們大多見過世面，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比較有教養，真遇到鄉里鄉親有了困難，多會慷慨布施，“為后代積德”嘛！他們通常是農村秩序的維護者，時人稱他們為“鄉紳”，他們是標準的農村精英！

可惜，這類精英在后來的中國社會中幾乎全軍覆沒！

再后來，他們和其他同樣命運的人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

“黑五類”最担心的一個詞是“運動”，他們有天然的嗅覺，一有運動的風吹草動，便知大禍臨頭，但逃是逃不出去的，哪個地方不是紅血統們的天下呢？出村都要開個證明，這幫子黑鬼，誰又給開證明呢？從土地改革，到鎮壓反革命，再到三反五反，到反右，不忘記階級斗爭，憶苦思甜運動，再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無一不是這類飽受欺凌的人群的夢魘！熬過去的，撿得一條命，更多的是“自絕于人民”或“鎮壓”的下場！可以說，王榮學不勒死劉文學，他僅憑偷一把辣椒，也可能被槍斃！不然，他不會冒著天大的風險干這樣傻事情！

重新讀讀北京大興縣文革時如何屠殺這些黑五類的吧：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后，“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游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桿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里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于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桿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后，扔在屋里的尸體上爬滿了蛆。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并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而被關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干得很隱秘，行兇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后來，干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還有一幕讓每個讀者想哭：大興縣活埋“地富反壞右”時，一位祖母抱著幼年的孫兒站立在坑中，四周有人揮揪填土，飛揚的塵土瞇住了祖孫的眼睛。孫兒說：“奶奶，瞇眼。”奶奶平靜地說：“孩子，一會就不瞇了。”當泥土填到胸部時，祖孫二人死去。死得靜悄悄，連泥土都不曾蠕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