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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四舊”的運動中，舊文化當屬被清除之列，而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承載“舊文化”的書籍，那時候除了“雄文四卷”語錄、“紅寶書”、馬恩列斯著作之外，不屬于四舊之書普天之下還找不出幾本，早在1966年4月也許是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形勢的緊迫，身為文化界旗手的郭沫若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即席發言，他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沒有一點價值，應該一把火把它全部燒掉！”

《光明日報》受命全文刊載了郭老此番講話，引起了許多外國作家對于中國文革的誤解和對郭命運的担憂，郭沫若隨即在亞非作家會議上解釋他的“焚書說”只是個比喻并不是真的要燒，而是表明他這支“老鳳凰”要在文革的熊熊烈火中“涅盤”再生，雖然郭沫若只是表態而已，并未真正燒書，他自己書房里的書也并沒有被“破”掉，但是當時絕大多數文化人卻沒有這樣的幸運。

1966年8月24號，紅衛兵們來到梁漱溟的家，據梁漱溟后來回憶說他們撕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這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后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三代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紅衛兵們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的時候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果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就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這兩部書是布面精裝又很厚，一時燒不著，紅衛兵們便挑出來一頁一頁撕著燒。

紅衛兵們的焚書運動波及甚廣，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距北京足有三千公里之遠，可是革命不落人后，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肆焚燒，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們沖進了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的書畫家大部分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籍就有八十噸之多。中國文化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遭到了空前的厄運。

2015-08-23 08:3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