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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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陰謀顛覆政府案”開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場雪,據說也是唯一的一場雪,迎著漫天飄飛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歲的張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
雖然我一直沒有問過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著這兩句詩的時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濕潤的。
從那個雪天以來,又是12個年頭過去了,張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沒有離開律師的職業位置,依然與腳下這塊土地同憂樂,從容、樂觀、明白地面對日出日落。今年是他從業滿50年,如果減去中間二十多年的中斷,他的實際執業時間其實還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從業,只辦了一個半案子,就趕上了鋪天蓋地的反右風暴。1980年,當他出現在電視鏡頭中,以辯護律師的身份站在舉世矚目的江青、林彪“兩案”特別法庭上時,那年他53歲,年輕已經不再。半個多世紀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煙的風云往事,翻烙餅一般的民族命運,多少淚水與苦難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個世紀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陰云,進入撲朔迷離、變幻不定的世紀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發出奪目的光華,靠的不是法庭上的“勝利”,恰恰相反,作為律師,他辯護的許多案子都以失敗告終,他曾不無悲壯地以四個字概括自己的律師生涯——“屢敗屢戰”,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備正常判斷能力的人都不難知道,注定是要失敗的,他能做的就是不問結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要履行一個律師的職責,按自己的職業良心行事,對歷史負責。世人皆知,他是王軍濤“顛覆、煽動案”、鮑彤“泄密、煽動案”、魏京生“陰謀顛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辯護律師,他也曾為陸子斌“反革命宣傳煽動案”、馮邵力等“陰謀顛覆政權案”、楊子立等“顛覆國家政權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辯護。當然,在他是職業生涯中,他也曾為包括大興安嶺火災的莊學義“玩忽職守案”等在內的許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來,他仍接辦了“鄭恩寵案”、“聶樹斌案”、“禁書案”等世人關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時,曾出版過帶有總結性質的著作《我的辯詞和夢想》,遺憾的是大陸版刪除了他一生中許多重要的辯詞,變成了一個殘缺的版本,好在海峽對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個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頁,記錄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辯詞,也記錄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給我的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頁,謙虛地寫下“資料一冊”一行字,這哪里是普通的資料,這是歷史活的見證,是一個中國律師記下的20世紀后半葉這個大時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動容。
在他的執業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為現政權眼中的異端做無罪辯護,處在一個遠沒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駕在法律之上的國度里,他這樣做的風險可想而知,很多時候,能不能對某個案子做無罪辯護,并不是律師本人能決定的,需要事先經過審查批準,一不小心,就會逾越當局劃定的圈圈。他頭上帶著緊箍咒,身邊是一道道或有形或無形的銅墻鐵壁,身為專業律師能發揮的空間狹小又狹小。就是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他盡其所能地作了無愧于職業良心的辯護,這需要勇氣,需要承担。他曾說過“天不難測,訟事難測,這是無情的現實。”其實,難測的不是訟事,不是其變化無常,而是許多案子本來就是有罪推定,開審之前就定下了判決結果,法官、法院、法律也無能改變,開庭不過是形式,律師不過是道具,法庭辯護在權勢者眼里只是走過場,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為律師,就要有職業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違逆上意,按自己的職業良心進行辯護,他選擇的辯護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實一項項駁倒,讓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訴書穿幫,讓法院在哪怕不能影響最終的判決,對他已經盡心盡力,無愧于律師這個名號。
長期以來,他總是那么的謙卑,對自己從事的神圣職業充滿敬畏,他總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遺憾,他對自己不能在法庭暢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淚。他多次為自己的辯護不夠到位、“重大失誤”而難過。魏京生案,他追問:“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為被告人辯護,姑且不論‘風險’,試問:你稱職嗎?”王軍濤案,他自責:“我在法庭上發表的那篇幾近七千字的辯詞是蹩腳的。問題不在于時間倉卒,而在于我的軟弱和無能!”
這一切其實都不是他的過失,而是時代環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給了他們不到24個小時看案卷的時間,全卷有12宗1900多頁,而且許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這中間司法局的官員還要找他們“商討”,即便有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特異功能也看不過來。一些至關重要的書證來不及摘抄,因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們復印,結果發現最重要的恰恰都遺漏未印,只是頁碼不少。王軍濤案一開始只給3天閱卷的時間,爭取之后加了兩天,然而21個卷宗,2900多頁,5天下來也沒能看完。
盡管如此,在極為不利乃至惡劣的條件下,在層層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每個案子的核心,洞見事實上的破綻,邏輯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牽強,清晰、干凈、利落地進行辯護。他辦的那些政治案,盡管結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進行辨析,一絲不茍,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準,都應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許多辯詞都屬于歷史,不僅屬于20世紀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屬于20世紀的言論史。他的辯詞沒有帶感情色彩的抒情語句,幾乎沒有任何華美的裝飾,他的立足點是事實、邏輯、法理和現行法律,他始終記得他是個律師,一切都是按這個職業賦予他的天職去做。他有喜怒哀樂,但從來不在職業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熱忱、情感、傾向都是內斂的,他的辯護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內在的邏輯。我喜歡他辯詞的語言,那是法的語言,力求準確、嚴密、冷靜,在他的辯詞中,我們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說出每個字、每句話時的臉色,甚至聽見他的心跳。
“政府與政權,是兩個相關但又相異的概念;攻擊政府與推翻政權,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請允許我據此說明:反對政府首腦,并不等于反對政府;反對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權。當年反對主張‘兩個凡是’的政府首腦,誰也不會認為這是‘攻擊政府’,更無人能得出這是旨在‘推翻政權’的結論。”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聲音,在自由還沒有眷顧這塊土地的時候,這樣的聲音有著閃電一樣的力量。他的辯詞包含著他的夢想,在沒有成為過去的“黑暗時代”里,張思之先生奉獻的不僅是金子般可貴的辯詞,更可貴的是他的獨立人格。在這樣一個時代,在12萬執業律師中竟然誕生了他這樣一個人,幾乎是一個奇跡,是老天對我們這個不幸民族的厚待,“偉大”這個詞曾經被濫用,我們平常不愿意輕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話,張思之先生就是當得起“偉大律師”四個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軍濤“顛覆、煽動案”閉庭之后,他哭了。他說,那是為自己,為他鐘情的律師這個神圣職業,為他深愛著的祖國。淚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這個細節記在《我的辯詞和夢想》長長的后記中,每次翻到這里,我總是想到艾青的另外兩句詩,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傅國涌 2011-09-27 0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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