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簡體傳統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陰謀顛覆政府案”開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場雪，據說也是唯一的一場雪，迎著漫天飄飛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歲的張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
雖然我一直沒有問過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著這兩句詩的時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濕潤的。
從那個雪天以來，又是12個年頭過去了，張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沒有離開律師的職業位置，依然與腳下這塊土地同憂樂，從容、樂觀、明白地面對日出日落。今年是他從業滿50年，如果減去中間二十多年的中斷，他的實際執業時間其實還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從業，只辦了一個半案子，就趕上了鋪天蓋地的反右風暴。1980年，當他出現在電視鏡頭中，以辯護律師的身份站在舉世矚目的江青、林彪“兩案”特別法庭上時，那年他53歲，年輕已經不再。半個多世紀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煙的風云往事，翻烙餅一般的民族命運，多少淚水與苦難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個世紀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陰云，進入撲朔迷離、變幻不定的世紀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發出奪目的光華，靠的不是法庭上的“勝利”，恰恰相反，作為律師，他辯護的許多案子都以失敗告終，他曾不無悲壯地以四個字概括自己的律師生涯——“屢敗屢戰”，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備正常判斷能力的人都不難知道，注定是要失敗的，他能做的就是不問結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要履行一個律師的職責，按自己的職業良心行事，對歷史負責。世人皆知，他是王軍濤“顛覆、煽動案”、鮑彤“泄密、煽動案”、魏京生“陰謀顛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辯護律師，他也曾為陸子斌“反革命宣傳煽動案”、馮邵力等“陰謀顛覆政權案”、楊子立等“顛覆國家政權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辯護。當然，在他是職業生涯中，他也曾為包括大興安嶺火災的莊學義“玩忽職守案”等在內的許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來，他仍接辦了“鄭恩寵案”、“聶樹斌案”、“禁書案”等世人關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時，曾出版過帶有總結性質的著作《我的辯詞和夢想》，遺憾的是大陸版刪除了他一生中許多重要的辯詞，變成了一個殘缺的版本，好在海峽對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個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頁，記錄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辯詞，也記錄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給我的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頁，謙虛地寫下“資料一冊”一行字，這哪里是普通的資料，這是歷史活的見證，是一個中國律師記下的20世紀后半葉這個大時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動容。
在他的執業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為現政權眼中的異端做無罪辯護，處在一個遠沒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駕在法律之上的國度里，他這樣做的風險可想而知，很多時候，能不能對某個案子做無罪辯護，并不是律師本人能決定的，需要事先經過審查批準，一不小心，就會逾越當局劃定的圈圈。他頭上帶著緊箍咒，身邊是一道道或有形或無形的銅墻鐵壁，身為專業律師能發揮的空間狹小又狹小。就是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他盡其所能地作了無愧于職業良心的辯護，這需要勇氣，需要承担。他曾說過“天不難測，訟事難測，這是無情的現實。”其實，難測的不是訟事，不是其變化無常，而是許多案子本來就是有罪推定，開審之前就定下了判決結果，法官、法院、法律也無能改變，開庭不過是形式，律師不過是道具，法庭辯護在權勢者眼里只是走過場，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為律師，就要有職業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違逆上意，按自己的職業良心進行辯護，他選擇的辯護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實一項項駁倒，讓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訴書穿幫，讓法院在哪怕不能影響最終的判決，對他已經盡心盡力，無愧于律師這個名號。
長期以來，他總是那么的謙卑，對自己從事的神圣職業充滿敬畏，他總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遺憾，他對自己不能在法庭暢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淚。他多次為自己的辯護不夠到位、“重大失誤”而難過。魏京生案，他追問：“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為被告人辯護，姑且不論‘風險’，試問：你稱職嗎？”王軍濤案，他自責：“我在法庭上發表的那篇幾近七千字的辯詞是蹩腳的。問題不在于時間倉卒，而在于我的軟弱和無能！”
這一切其實都不是他的過失，而是時代環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給了他們不到24個小時看案卷的時間，全卷有12宗1900多頁，而且許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這中間司法局的官員還要找他們“商討”，即便有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特異功能也看不過來。一些至關重要的書證來不及摘抄，因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們復印，結果發現最重要的恰恰都遺漏未印，只是頁碼不少。王軍濤案一開始只給3天閱卷的時間，爭取之后加了兩天，然而21個卷宗，2900多頁，5天下來也沒能看完。
盡管如此，在極為不利乃至惡劣的條件下，在層層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每個案子的核心，洞見事實上的破綻，邏輯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牽強，清晰、干凈、利落地進行辯護。他辦的那些政治案，盡管結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進行辨析，一絲不茍，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準，都應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許多辯詞都屬于歷史，不僅屬于20世紀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屬于20世紀的言論史。他的辯詞沒有帶感情色彩的抒情語句，幾乎沒有任何華美的裝飾，他的立足點是事實、邏輯、法理和現行法律，他始終記得他是個律師，一切都是按這個職業賦予他的天職去做。他有喜怒哀樂，但從來不在職業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熱忱、情感、傾向都是內斂的，他的辯護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內在的邏輯。我喜歡他辯詞的語言，那是法的語言，力求準確、嚴密、冷靜，在他的辯詞中，我們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說出每個字、每句話時的臉色，甚至聽見他的心跳。
“政府與政權，是兩個相關但又相異的概念；攻擊政府與推翻政權，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請允許我據此說明：反對政府首腦，并不等于反對政府；反對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權。當年反對主張‘兩個凡是’的政府首腦，誰也不會認為這是‘攻擊政府’，更無人能得出這是旨在‘推翻政權’的結論。”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聲音，在自由還沒有眷顧這塊土地的時候，這樣的聲音有著閃電一樣的力量。他的辯詞包含著他的夢想，在沒有成為過去的“黑暗時代”里，張思之先生奉獻的不僅是金子般可貴的辯詞，更可貴的是他的獨立人格。在這樣一個時代，在12萬執業律師中竟然誕生了他這樣一個人，幾乎是一個奇跡，是老天對我們這個不幸民族的厚待，“偉大”這個詞曾經被濫用，我們平常不愿意輕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話，張思之先生就是當得起“偉大律師”四個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軍濤“顛覆、煽動案”閉庭之后，他哭了。他說，那是為自己，為他鐘情的律師這個神圣職業，為他深愛著的祖國。淚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這個細節記在《我的辯詞和夢想》長長的后記中，每次翻到這里，我總是想到艾青的另外兩句詩，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