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難訴喬伊斯·卡羅爾·歐茨

簡體傳統

　　2008年，喬伊斯·卡羅爾·奧茨的丈夫雷蒙德·史密斯去世，兩人在一起相伴了48年。奧茨回憶了喪偶之初的那些悲傷日子，梳理了她作為一位寫作教師和一份文學雜志創辦者的點點滴滴，她和丈夫為那份文學雜志嘔心瀝血多年。　　

　　喬伊斯·卡羅爾·奧茨和丈夫雷蒙德·史密斯風雨相伴了48年

　　葉青譯

　　我的綠洲
　　我在大學的工作是扮演“喬伊斯·卡羅爾·奧茨”。
　　嚴格來說，我不是在扮演這個角色，因為除了作家的身份，“喬伊斯·卡羅爾·奧茨”并不存在。在一些圖書——置于圖書館和書店的書架上——的書脊上，你會看到“奧茨”這個名字，但它只是說明圖書的作者是誰，而非指向生活中的那個人。
　　它并不代表一個活生生的人，更不表示真實的生活。
　　作家的生活與常人不同。
　　教師身兼作家的情況并不多見，事實上，學校聘請某人為教師往往是看中了他的作家頭銜。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情況正是這樣，但我之前的經歷并非如此，例如在底特律，我的身份是“喬伊斯·史密斯”——“史密斯夫人”。
　　在教師的職業生涯中，那些教學的每時每刻如同波濤洶涌的海洋中的島嶼或綠洲，是我心靈的方舟。
　　雷去世后的幾天里，我沒去上課。同事們勸我休息更長的時間，甚至是整學期，但是第二周，即2月27日，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小說研習班，以便能趕上當晚對霍諾爾·摩爾和瑪麗·卡爾作品的共同解讀，那是我們創意寫作閱讀系列的一部分。
　　作家身份的“奧茨”——這個準公共性的我——只有我能看得清楚，猶如鏡子里的影像，你只有走近去看，才能看得清楚。“奧茨”是一座島嶼，一片綠洲，是我在這個煩躁不安的早晨，駕著一葉搖擺不定的小舟，奮力揮舞笨重的船槳，所能駛向的唯一地方——這段行程異常艱險，不是因為水深，而是因為水淺和雜草叢生，小船隨時有觸礁的危險。然而——一旦我登陸這座島嶼，這片綠洲，這個我紊亂生活中寧靜的核心——一旦我來到校園，收取郵件，爬上拿騷185號的2樓，1978年秋天以來我的辦公室就在那里——一旦我在同事和學生們的眼里成了“喬伊斯·卡羅爾·奧茨”——一股強烈的興奮感就會注入我的血脈。我相信，且堅信不疑——我來對地方了，恰逢其時。一直以來籠罩在我身上的焦慮、絕望和憤怒——它們嚴重改變了我的生活——在瞬間退去，就像墻上的陰影被陽光驅散。
　　盡管在教學中我一直有這種感受，但是雷去世之后，因為更深沉的絕望，這種感受也更強烈了。
　　只要我能扮演好“喬伊斯·卡羅爾·奧茨”，取得一定的成就，我就不會死掉或者一無是處——至少目前如此。
　　現在，在我第一次開始考慮我“死后的生活”——雷死后我的生活——時，我幾乎總是感受到希望和快樂。我想，也許生活是可以把握的，也許教學會給我帶來希望和快樂。
　　我又想起：在雷住院治療的漫長一周里，希望一直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事實上，我們都滿懷希望。現在想來，希望竟常常是愚弄人的殘酷玩笑。
　　“‘希望’是長有羽毛的生靈。”艾米莉·狄金森曾大膽地說。它笨拙，脆弱，叫人難堪。但它確實存在。
　　對于我們一些人來說，希望又能意味著什么呢？最糟糕的情況是，那對夫婦死了，故事結束了。但是——顯而易見，故事并沒有結束。
　　希望可以長久不衰。希望也可以變得虛無縹緲。
　　然而我仍對教書育人抱有美好憧憬。每個學期我都滿懷希望，每個學期我都和學生們親密無間，每個學期我都過得不錯——事實上是非常好——自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以來一直是這樣。但是現在，我想我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關注學生們。這個學期我只有22名學生——兩個研習班的學生和兩名由我指導“創意”畢業作品的高年級學生。
　　為了學生和教學事業，我情愿奉獻出我的全部。這是我能做到的事，是我人生價值的體現。
　　而寫作——乃至成為一個作家——對我來說則總是顯得價值可疑。
　　作家就像那些喜歡冒險、養尊處優、血統純正的狗——比如一條法國斗牛犬——盡管它們有非常特別的本領，但卻不容易存活下去。
　　達爾文發現：一個種類越特別，它就越可能滅絕。想成為作家顯然是無視這一自然法則。
　　教學——即使是寫作教學——則完全不是這么回事。教學是信息交流、情感互動的過程——是提供給他人的援助——是分享知識和技能的愿望；是與學生們和諧相處；是一條讓他人撫慰你心靈深處孤獨的通道。
　　“他所喜愛的是學與教”——喬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這樣評價一位年輕學者。每每在教學中身心愉快，身為教師的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感受。
　　因此，能在今天下午的“高階小說”研習班上授課，我真是感到無比欣慰！研習班的教室位于普林斯頓大學文科樓，在拿騷185號的樓上，是一個酷似休息室的房間。現在我又回到了講臺上，面前是對我的私生活一無所知的大學生。在輕松活潑、妙趣橫生的兩個小時教學里，我得以暫時忘卻現實生活的巨變——我敢肯定，沒有哪個學生能想到，眼前這個神采飛揚的“奧茨教授”竟是一個飽經傷痛、身心俱疲的人，走出課堂，她又會深陷無邊的紛亂。
　　分析了幾名學生的習作之后，我們開始深入探討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早期名作——《印第安人營地》，按我們的解讀模式，把整個故事拆解成詩歌一樣，逐句逐行地分析。這篇小說4頁長，作者寫它時只比這些大學生大幾歲，風格冷峻、似有自傳色彩的《印第安人營地》總是留給他們深刻印象。
　　無比神奇，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我們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一直有文學名著相伴——我第一次讀《印第安人營地》是在高中，那時我15歲，比作者年輕；此后的每一次閱讀我都會有不同的感悟；今天下午，在我人生的新階段，在我認定自己的人生已經謝幕的時候，海明威作品的精準和優雅，那像時鐘運轉一樣的精準和優雅，再次深深打動了我。我苦苦思量，為何在所有杰出的美國作家中，唯有海明威專寫死亡，各式各樣的死亡；“追求完美的人注定要自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說，這句話用在海明威身上確實非常貼切。在典型的海明威小說中，故事的主旨總是與其背景一樣，被有意淡化，這就猶如其人物的面部輪廓和他們的過去，因為在其中那些極其簡單、不加修飾的夢幻才是小說的主旨，枝節性的東西自然沒有用武之地。
　　在密歇根北部一個印第安人營地，尼克·亞當斯的父親——一名醫生——被請來為一個難產的印第安女人接生，一個躺在上鋪的印第安人割喉自殺，此時他的妻子正在下鋪分娩。在海明威的小說中，年幼的尼克·亞當斯目睹了慘劇的全過程——在被父親帶離現場之前，尼克看到父親把印第安人的頭“翻轉”過來，檢查他的傷口。
　　后來，離開印第安人營地回家時，在去坐船的路上，尼克問父親那個印第安人為什么自殺，父親說：“我不知道，尼克。他可能承受不住了，我估摸。”
　　關于這個問題，沒有哪種自殺理論，沒有哪種哲學論述，能像這句話一樣富有啟發性。他可能承受不住了，我估摸。
　　想到海明威將在幾十年后，用獵槍結束自己的生命，那時他62歲，這是多么令人心碎呀。
　　自殺，從來都是一個禁忌主題。而在1925年，當《印第安人營地》在海明威的第一本書——《在我們的時代里》首次出現時，其敏感程度更是今人所難以想象的。
　　自殺是一個令大學生們極感興趣的問題。自殺是他們大量故事的主題。有時，自殺元素在他們的故事中所占比重太大，以至于在沒有思考清楚這一主題及其對于作者的意義的情況下，是很難把這種故事作為文學作品來賞析的。
　　并不是說這些年輕作者中的大多數人將會“考慮”自殺——我確信他們不會——但是他們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認識一些自殺者。
　　有時，這些自殺者曾是他們的朋友，是他們在高中或大學時的同齡人。
　　這些私密問題，我不想帶到研習班上來討論，就像我從不討論自己的私事，即使在我的作品中也從不提及。盡管我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成年，那時“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界線已不再不可逾越，但我不是那種師生不分的老師。
　　我當老師的目的是要去掉我的“作家”特征，或者可以說——我獨有的“自己”從不是我教學中的一部分，我的作家職業就更少被提及了；我情愿認為我的大多數學生還沒有讀過我的作品。
　　（來普林斯頓大學訪學的作家或老師——比如，我想到了彼得·凱里一臉委屈的古怪表情——總是驚訝或懊惱地發現學生們對其作品知之甚少；但我對此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寬慰。）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雷去世后的這個學期，學生們將是我的救命稻草。教書將是我的生命依靠。
　　和朋友們在一起，一個很小的朋友圈——這會“讓我繼續生活下去”。我確信學生們對我的生活狀況一無所知，而且他們不會對此感到好奇；我也從不會在任何時候暗示他們我的感受；我是怎樣担心教書日子的結束，回到我形單影只的生活中啊。
　　這關乎自尊——或者說基本上是！——今天下午在研習班上，我的表現與以往相比并無二致，至少看上去沒有什么不同。在與學生們的交流中，我的自在表現沒有給他們任何理由來懷疑我的生活中出了什么問題。
　　我的辦公室門口站著兩名上學期的寫作學生。其中一人曾是以色列軍隊的士兵，比大多數普林斯頓的大學生稍年長一些，他笨拙地說：“奧茨教授？我們聽說了您丈夫的事，我們想說我們是多么難過……如果有什么我們可以做的……”
　　我目瞪口呆——我從沒料到會這樣。很快我告訴這個年輕人我沒事，很感謝他們，但是我沒事……
　　他們離開后，我關上辦公室的門。我顫抖著，我被深深地感動了，但更多的是震驚。我一直在想，他們肯定自始至終都知道。他們肯定所有人都知道了。

　　痛失我愛
　　感謝你的來稿。
　　很抱歉地通知你，由于雷蒙德·史密斯編輯的突然去世，《安大略評論》將在2008年5月號后停止出版。
　　
　　雷去世后沒幾天，我印了幾百張這樣的藍色小紙條。
　　這非常考驗我那段時間支離破碎的注意力——盡管我享有高產作家的名聲，但這完全是兩碼事——有那么多的來稿需要附上這種令人沮喪的退稿單。
　　最初寫退稿單時我提及了雷的突然去世，但后來回想此事，我覺得它看起來太富——戲劇性了，似我在顧影自憐，或者太感情用事了。
　　畢竟，誰會覺得雷蒙德·史密斯的去世就是個驚天噩耗呢？為什么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要關注此事呢？為什么他們都要被告知此事呢？
　　因此在隨后的退稿單上我沒再用“突然”一詞，但是后來，不知在過了多少時間、寫了多少退稿單之后，我竟尷尬地發現，“突然”一詞又冒出來了。
　　
　　很抱歉地通知你雷蒙德·史密斯的突然去世。
　　
　　像一只有點慌亂的大飛蟲困在狹小的空間里，這句話無始無終地在我的腦海里橫沖直撞。
　　因為我知道——人之常情——我別無選擇：我將不得不停掉我和雷自1974年就開始在一起編輯的《安大略評論》。這的確令人心碎，但是我看不到其他辦法——雜志90%的編輯工作以及100%的發行和財務都是雷在做。
　　我們住在安大略省溫莎市，并一起在溫莎大學英語系教書時，開始創辦半年刊《安大略評論：北美文藝雜志》。我早就有這樣的念頭，既然“文學雜志”是我寫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應該出資辦一份我們自己的雜志；同時，我和雷都對推廣那些我們所知的加拿大和美國優秀作家的作品很感興趣。我們的目的是出版加拿大和美國作家的作品，并且對兩者一視同仁，這是《安大略評論》特別想要做到的。
　　1974年秋天，我們的第一期雜志在加拿大文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并非因為它匯集了北美一流作家的作品（我們堅信是這樣），而是因為那時在加拿大，作家和詩人發表作品的刊物實在少得可憐。我們有幸刊登了一篇對菲利普·羅斯的訪談——是我“策劃”的——以及比爾·亨德森的小說，他很快成為聞名世界的《小推車獎：小小說最佳作品集》系列圖書的創始人；還有林恩·莎倫·施瓦茲的小說，她那時還沒有出版過圖書。像大多數創刊編輯一樣，我們號召朋友們為我們供稿，此外，我還一直以“JCO”（喬伊斯·卡羅爾·奧茨姓名的首字母——譯注）的署名為雜志的“短評”欄目寫書評——評介過保羅·泰魯、艾麗絲·門羅和貝絲·哈沃的新書，他們那時都還默默無聞。
　　創辦文學雜志是一種冒險行為，并不適合那些膽小怯懦或動輒氣餒的人。我和雷當時都不知道會遇到什么。雷首次和印刷工打交道簡直是場災難——那名印刷工除了為當地一家中國餐館印制菜單外從沒有更大的抱負——雜志校樣錯誤百出，雷要付出大量時間和耐心來校正；當雜志最終印出來時，不知怎么搞的，許多雜志上面沾上了該死的指紋。
　　我希望我能回想起雷的原話，當他急切地打開印刷工送來的紙箱，看到雜志封面上莫名其妙的污點時。我寧愿相信他詼諧地說了什么，但是從他嗓子里發出來的聲音更像是嗚咽。
　　而我當時很可能說了毫無意義的“哦，親愛的！這究竟發生了什么呀”。
　　我們仔細地檢查每本雜志，剔除掉污損的——這又需要大量時間。第一期雜志到底印了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可能1000冊？
　　（如果是1000冊，那么其中的大部分從沒有售出。毫無疑問，我們把它們贈送出去了。投稿者的部分稿酬我們就是用三年免費訂閱來抵付的。多年后《安大略評論》才有了1000冊的發行量。）
　　第二期雜志的運轉比第一期要順暢得多。其過程自始至終都有點幸運——我寫信給僅有一面之緣的索爾·貝婁，向他約稿，他隨即發來一篇“自述”的小稿——那時他的名作《洪堡的禮物》大概剛剛出版。（發現索爾把這篇精品小文寄給我們后，貝婁的文學代理試圖把它索要回去；但是太遲了，我們告訴她——雜志已經付印了。）我們還刊登了加拿大作家瑪麗安·恩格爾的作品，溫德爾·貝里、戴維·伊格納托、巴列霍（他的作品是翻譯過來的）和西奧多·韋斯（1978年我們移居普林斯頓后他成為我們的密友）的詩歌。
　　1984年，即我們在普林斯頓呆了幾年，雷也為了做全職編輯和出版人而辭去教職之后，我們決定把我們的事業做大，開始把圖書出版包括進來。（為什么？部分緣于“理想主義和受虐傾向的草率結合”，雷如此逗趣地解釋。）盡管雜志和圖書從來沒有贏利過，但我們仍堅定不移地走“非營利”的路線；我們的所有項目都是自費的，資金來自于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薪水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收入。
　　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圖書館仍然訂閱文學雜志，購買詩集，這種情形在90年代后期徹底改變了。在加拿大出版界《安大略評論》很快成為一份面向精英的優秀文學雜志，堪與美國的《巴黎評論》、《凱尼恩評論》和《文學季評》相媲美，在這一領域，雷·史密斯是位“舉足輕重”的編輯和出版人。
　　雷少年時所受的耶穌會信徒教育，使他凡事都追求完美，但在旁觀者看來，這就有點類似強迫癥了。然而雷身上的完美主義傾向則是一個理想編輯必備的素質——雷在文字編輯和校對上同樣一絲不茍。盡管他把版面校樣寄給了作者，但是除了自己他從不相信任何人，所以除“排字”以外的事他都攬過來——那時字仍然是要“排”的——毫無疑問，如果他自己能做，他也一定會自己做。除了家，雷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這其中雷最喜歡的是與作者們一起賞奇析疑：當編輯沉醉于編輯事務，而作者也樂于被“編輯”時，兩者的關系是再親密和熱切不過了。一名優秀編輯還應具備古道熱腸的情懷、老練機敏的眼光、縱橫捭闔的手腕和精明靈動的反應——當然還有幽默感。雷熱衷于審讀和處理自發來稿，這樣的稿件每年有數千封——這聽起來確實頗有幾份受虐狂的意味，至少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他把那些“有希望”但仍需修改加工的小說移交給我，以便我能和作者聯系，提供編輯上的建議——如果我愿意。他尤其喜歡編輯我或他自己“發現”的作者的作品——比如平克尼·本尼迪克特，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教過的獲獎學生，他的優秀畢業作品——小說集《小鎮生煙》（1987），是我們安大略評論出版社首批圖書的一本，也必將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一本。
　　每當雷說到平克尼，他的聲音中總是帶有一種異常溫和、輕柔的語調。
　　每當雷說到這些年來他與之密切合作的諸多作家和詩人——即使一些人我們從未謀過面，你會看到他們對于他來說是多么重要。
　　比爾·亨德森主編的《2009年小推車獎：小小說最佳作品集》扉頁上的獻詞是：
　　
　　致雷蒙德·史密斯（1930—2008）
　　
　　這是多么讓人感動而又令人心碎呀。
　　現在，所有這一切已經結束。無人能替代雷的位置。特別是，沒有雷而繼續出版《安大略評論》將沒有任何意義，對我來說——這就像在某人不在場的情況下慶祝他的生日。
　　當雷不得不住院治療時，5月號的雜志基本完成了。只需再工作幾天——這個我希望我能做，我們在密歇根的排版工會給予幫助的。我担心讓雷的投稿人失望，他們正期盼著在他的雜志上看到自己的作品呢。
　　當然，我得付給他們稿酬。這需要計算數額，填寫支票，然后寄出去。我還要把投稿人的來稿整理好寄還給他們。每每此時，一種強烈的情感就會澎湃而來，讓我欣喜若狂。如果我能把這類事做好，雷該是多么欣慰啊！他肯定能感受到我是多么愛他。
　　當我打電話給蓋爾·戈德溫，告訴她雷去世的事，蓋爾立即回應道：“哦，喬伊斯——你該有多難過呀。”
　　此言千真萬確！有幾人能夠承受得住這樣的殘酷事實。
　　有些朋友我們常去拜訪，有些朋友則難得一見。我和蓋爾·戈德溫30多年的友誼主要是通過書信來往和作品交流來締結的。我們親如表姐妹，甚至可以說是親姐妹，就像很久以前的勃朗特姐妹一樣。蓋爾的家在紐約州伍德斯托克鎮的一個山坡上，可以遠眺到卡茨基爾山脈，頗有幾分浪漫的氣息和傳說中約克郡荒野那與世隔絕的況味。
　　我和雷曾多次去伍德斯托克，拜訪蓋爾和她相濡以沫的伴侶——著名作曲家羅伯特·斯塔勒。羅伯特在2001年春季的突然去世讓人悲傷欲絕，大家仿佛覺得一個時代結束了，盡管我那時不敢想我的丈夫可能是下一個離去的人。
　　今天看來，我和蓋爾的經歷是何其相似！這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和雷一樣，羅伯特住院治療好像也只是“暫時性”的。他是心臟病發作，但似乎正在好轉；他的病情很“穩定”；然而，一天清晨，蓋爾正準備驅車去位于金斯頓的醫院看望他，她收到一位陌生醫生打來的電話——那時他當班：“很遺憾，羅伯特沒能挺過去。”
　　“沒能挺過去！但是之前他正在康復中……不是嗎？”
　　所以我們滿腹狐疑，拒不接受現實，固執地堅持醫院之前的診斷，就像孩子一樣。但是，但是——！但是他正在康復中！你們說過——他仍好好的。
　　在去醫院的路上，蓋爾精神恍惚，根本無法相信丈夫再也等不到她到來。清晨的公路還籠罩在昏暗中，我們兩個女人滿腦子胡思亂想：我的丈夫要死了嗎？他快死了？他不能——死啊！醫生說過了——他仍好好的。
　　希望破滅后，這些譫妄之語仍久久盤旋在腦海中。
　　活著，他仍……活著。他正在康復。
　　他將在下周二出院。
　　蓋爾對我深表同情，也給了我忠告。我深受重擊，難以言語。我很少在電話里向別人傾訴，但我給蓋爾打了電話，告訴她我希望我們可以住得更近點。我們同病相憐，但誰也沒打算挪窩。也只有蓋爾·戈德溫會對我說：“撐住，喬伊斯。雷值得你為他堅持下去。”
　　是該這樣。確實該這樣。但問題是：我能夠撐住嗎？我又能堅持多久呢？
　　這就是悲傷嗎？——讓人如此精疲力竭，抑郁消沉？一種頭暈目眩的不適感，猶如你難受得要嘔吐的感覺？一種精神和肉體上雙重失衡的感覺——就像什么東西在我的大腦里橫沖直撞。
　　悲傷不僅會讓你的身體失去某些能力，像是被截肢或患了慢性感冒一樣；而且會讓你對身上的病痛無動于衷，或這樣一種感覺：丈夫先你而去，你一個人留在這世上，你就應該病痛纏身，就應該受到懲罚。
　　雷肯定會認為我的這種想法荒誕不經。雷會用雙臂抱住我說：親愛的，你現在不要再那么想了。你真的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如果確有這樣的時刻，我肯定會說：當然！我真的不會胡思亂想了。
　　而如果雷真能死而復生，他念念不忘的肯定還是5月號的雜志。他聲音急促，說出來的第一件事想必是：你把剩下的稿件寄給道格了嗎？我沒有完成的封面設計怎樣了——你能把它做好并連夜快遞給道格嗎？
　　（道格·哈格勒是雷在密歇根州馬凱特市的優秀排版工。）
　　我得承認——如果雷真能奇跡般地起死回生，在一兩天之內——甚至幾小時之內——他又會一頭扎到《安大略評論》的編輯事務中。
　　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還堅持在醫院的病床上工作。他現在一定焦急萬分，因為5月號雜志已無望按時出版了……
　　我正在努力。親愛的，我正在努力！
　　就像一葉孤帆在驚濤駭浪中岌岌可危，船上的乘客個個命懸一線，而在水手被巨浪卷走之后，茍活的同伴必須竭盡全力讓船不沉……這時你唯一能做的只是祈禱與船共存，還奢望完成航行就顯得荒謬可笑了。
　　因此，我正在努力。我要做雷想要我做的一切——只要我能。
　　此刻，我正忙著處理郵件。把一張張藍色的退稿單夾在來稿上，就像西西弗斯一次次地把巨石推向山頭一樣。有時在看一首詩作或一個短篇小說時，我會大睜著眼睛陷入神思恍惚的狀態，直到眼前一片模糊。
　　在醫院里，我們曾一起閱讀和討論來稿。我帶來兩篇我推薦要發表的短篇小說給雷看——那兩篇小說讓我情難以控——但是現在，這一切戛然而止。我痛苦地想到兩篇稿子可能已經丟失了，因為它們再沒有被從醫院帶回來。
　　我不敢想，太多的東西正在失去！盡管我已經做了最大努力，雷的眼鏡還是不見了。
　　我意識到，這樣日復一日，對《安大略評論》來稿無休止的回復會越來越令人惱火。我本以為這個消息早已在文學界傳開了——通過我們《安大略評論》的網站，還有訃告——雷·史密斯去世了，雜志也將停刊。然而，就像上足了的時鐘發條一樣，稿件仍源源不斷地涌來。當然，這其中大多數稿件是屬于一稿多投的，像是機器寫出來的一樣，開頭是千篇一律的“親愛的編輯”這種套用格式，投稿者似乎根本不知道《安大略評論》是什么類型的雜志。（一年多之后，這種機械式的來稿仍將塞滿郵箱，有些注明是投給“雷蒙德·史密斯編輯”的，盡管我這個不勝其煩的“副編輯”已經不再對此回復，大幕已落下，全都結束了。夠了！）
　　然而，2008年3月，我仍在勤勉地——如果用這個詞恰當的話——打開郵件。偶爾我會發現厚如書籍的自發來稿——我也附上“謝謝你的投稿”這樣的藍色退稿單，然后寄回給作者。有時我會加上幾句話，簽上我姓名的第一個字母。即使在身心疲憊的情況下，我仍在鼓勵作者，至少希望不要打擊他們。我想，這些正是多年前我的事業追求呀。
　　但是現在我對一切事都看得很淡。作者“受到鼓勵”的可能性對我來說已變得十分抽象，抑或只是我的臆測——作者“受到鼓勵”于我又有什么意義呢？
　　你的作品拯救不了你。即使出版了——被安大略評論出版社出版！——也拯救不了你。別再執迷不悟了。
　　對于那種粗制濫造的來稿我會立馬打發回去；你可以說，或者干脆斷言，這個稿件就是粗制濫造之作。除了親朋好友送來的無數禮品籃，最讓人受不了的，是一些出版商定期寄來的請求推介的圖書，這些圖書牢牢地裝在五花大綁的硬紙箱里，看著就惹人生氣。設法打開這樣的龐然大物簡直是一種受虐——所以我總是像迅速遠離毒蛇一樣，匆匆忙忙地丟掉它們。
　　懇求你們了：別！別再這樣了！請可憐可憐我吧。
　　每周我的幾只垃圾桶里都被塞得滿滿當當，以至于塑料桶蓋都無法合上，當我推著垃圾桶來到路上時，蓋子就會滾落到地上，發出咔噠咔噠的聲響。
　　為什么西西弗斯要把一塊巨石推到山上？——而我不正像這個被詛咒的不幸者一樣，把一只只垃圾桶推到山上，日復一日，永不止息。
　　其間，更可笑的是——簡直是黑色幽默了——出版商們還是沒完沒了地寄來樣書或原稿請求推介。仍有更多的信件和包裹需要打開然后再寄回去。在我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可能被誤認為是日常的精神萎靡——沒有什么比這些請求更讓人沮喪的了。也沒有什么比讓我寫推介文章更令人傷心的了，它毫無效果，荒謬至極。
　　如果“喬伊斯·卡羅爾·奧茨”這個大名連她自己的書都賣不掉，它又怎么可能有助于他人圖書的銷售呢？這純粹是個笑話！
　　我心潮澎湃，滿腔怨恨和絕望。為迎接丈夫康復回來，我打掃好所有的房間；打開所有的燈，然后又全部關掉——至今仍不能自已，盡管我的這些努力似乎毫無意義，但我還是堅持這樣，從不想雇個人或請人來幫忙。我所知道的一切是——我不能讓雷失望。作為他的妻子，這是我的責任。
　　我的意思是，他的寡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