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辛亥百年變局

簡體傳統

在這個寒冷的夜晚，我們圍著火爐來聊一個這么大的話題。在這個時代這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因為我們一般都是談房子、車子，很少來談一百年，談革命，談宏大的歷史變遷這樣沉重的話題。如果我們的人生當中只有那些輕松的話題，那么必將被那些沉重的東西壓死。沒有沉重的就沒有輕松的東西。我們担負那些沉重的東西是為了讓我們真正地生活得輕松。
這個沉重不是我帶來的，而是一百年中國的歷史帶來的，因為一百年給中國人帶來的一切后果都是我們今天在承受著的。我們說房價很高、社會很不公平。我們這個社會有很多的問題，教育的問題、醫療的問題、體制的問題，馬路上塞車的問題，這些問題看上去都很具體，都很孤立，似乎是各個方面單一的問題，但是它們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問題，這個背后的問題不是今天產生的，而是一百年來、兩百年來、四百年來，甚至更長的一千年來，造成的問題的總和。美國有一個歷史學家叫史景遷，他寫過一本書在耶魯大學等大學里作歷史教科書，叫《追尋現代中國》，這本書中國大陸也有中譯本，但這個中譯本只有薄薄的一冊，我一開始覺得怎么史景遷寫的書這么差，跟我說想象的史景遷不是同一個人。后來我在香港的書店里發現了臺灣翻譯的《追尋現代中國》，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刪節后的一小點。因為史景遷的現代中國把起點放在1600年，終點放在2000年，他寫了在這四百年中，中國人是怎樣擺脫古代一步步走向現代這個過程。他寫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們在大陸看不到，因為大陸的一本不會譯后面部分，它只譯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寫了兩本多的都沒有翻譯。我看了那三本書，知道史景遷把現代中國的起點放在十七世紀初，也就是滿洲人入關前在東北做準備的那個階段，而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從五四、辛亥以后開始的，他的時間尺度更大。
這些年來我寫過很多關于變與不變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來變與不變》，是2010年2月寫的，我在其中提出了這么一個觀點：什么是變？什么是不變？首先我要對“變”作一個界定，“變”不僅僅是“突變”、“巨變”，一夜之間的戲劇性變化，那么今天的中國大陸沒有發生，甚至海峽對岸的臺灣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一次巨變，它也是漸變。也可以是另外一種變法，是“演變”、“漸變”、“緩變”。后者可能更是常態，而巨變、一夜之間的變化不是常態，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漸變、緩變、演變。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達詔書宣布退位的120天來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劇變。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國一百年來看，它的變化是一個過程。就象一棵樹被搖倒，中間有一個搖晃的過程，太平天國搖一次，戊戌變法搖一次，八國聯軍搖一次，立憲運動搖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搖一次，清王朝這棵樹就倒了。所以我說“變”不是一個結果，“變”是一個過程。如果我們把“變”理解為一個過程，我們每一天都處于歷史的變化當中，我們每一天都不可能踏進前一天，因為這一天已經過去了，它已成為歷史，事實上我們每一天都在經歷著變化，都處在深刻的變化當中，問題在于你如何去看這個“變”。這個社會當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為扮演的社會角色不同、所處的社會階層不同、掌握的社會財富不同，他們占有的社會資源不同、機會不同，對未來的預期也絕不會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資源的人一般來說他們不愿意變，他們希望保持不變、停滯的狀態是最佳的，因為對他最有利。而處于比較貧窮的狀態、比較失落的、比較底層的人希望變，他們希望大的變化給他們帶來機會，窮人希望分富人的錢、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財產，中國一貫以來有這樣的傳統。所以我們才會有一次又一次的農民暴動，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只是復制了前朝的輪回，沒有本質的變化，因為在制度上沒有變化，沒有生活方式的變化。一個時代最重要的東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質。如果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變了，制度不能適應這種生活方式，這個制度一定是千瘡百孔，一個指頭隨便一捅就是一個窟窿，很快就會出問題，今天不出問題，明天也會出，事實上每天都在出問題，不斷地在出小問題。據統計，晚清最后幾年發生的“民變”（就是群體性事件）到處都是，尤其長江中下游各省。我們今天比那個時候多多了。據官方統計，現在每年發生的都在十萬起以上。因為中國大陸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萬起的群體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為灑落在各個角落，我們生活的范圍也未必輪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們還能安靜地生活下去。這種環境是一種沒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員也不安全，人人都覺得未來沒有安全感、不可預期。這是晚清時候人們對未來的一種判斷。
對于辛亥革命，一開始我更關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寫《主角與配角》的時候，關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孫中山、袁世凱、黃興、宋教仁、蔡鍔、梁啟超、康有為、陶成章、章太炎，這些人都是當時的重量級人物。后來我逐漸發現，光是關注這些人物的作為，還是無法判斷當時的歷史到底是一個什么狀態。我開始留意當時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態，那個時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種地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從事工商業的只是社會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們的工業總產值在經濟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時的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人們還是按照農業文明的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不僅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從這一點來看，跟秦始皇時代沒有根本上的差別。我們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經擁有了手提電腦、無線電話，擁有一切在秦始皇時代所沒有的東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領域，人們今天所擁有的權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間跟秦始皇時代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是一樣的。很遺憾，人們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樣生活在馬鈴薯式的生活當中。馬鈴薯式的生活是馬克思所說的，他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馬鈴薯，每一個馬鈴薯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因為馬鈴薯都是一個一個的，不會融合在一起。孫中山講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子，還是不夠準確，沙子放在一個麻袋里還可以是沙袋，是一個整體。馬克思說中國人是一袋馬鈴薯很準確。馬鈴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說每個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當中都等于零，每個人都等于零。這就是中國人千年相續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國，辛亥那個時代，隆裕太后、攝政王載灃，還有幼兒皇帝宣統，他們面臨的情況是社會矛盾積累到了非常嚴峻的程度，社會變革的呼聲非常高漲，社會中最有思想、最有頭腦的精英都在要求進行體制變革。歷史教科書一般不提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兩年不到的時間內，中國曾經發生了四次國會請愿運動。國會請愿運動的推動者是當時的士紳階級。士紳階級是當時中國的頂梁柱，是整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是讀過書、家里有錢、有地的人。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擁有秀才以上的科舉功名，或是留學日本回來，或在國內的新式學堂畢業，換句話說都是有學問的新舊讀書人。這些人在清朝垮臺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種與他們的祖祖輩輩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們最主要的一個要求就是開國會，把皇帝變成一個虛君，由國會來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他們看到1905年在東北發生的日俄戰爭，小日本打敗了大俄國，這對中國人的刺激特別大。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因為體制問題。俄國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權制，而日本是君主立憲制，明治維新以后確立的君主立憲制，天皇虛位，國會掌權，這樣的體制是現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動員資源，能夠在經濟上、社會上促進國家發展的一種體制。他們認為學習日本是最佳的。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中國的讀書人——紳士階層都向朝廷施加壓力，要求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而朝廷方面事實上已經作出回應。1906年，慈禧太后在離世之前兩年，已經下達了一個預備立憲詔書。以往我們常聽說慈禧太后的立憲是假的，是為了挽救統治者沒落的命運，所以要搞一個假的預備立憲，是為了欺騙中國人民。相隔一百年，我們回過頭來看，其實根本不需要去猜測慈禧太后的動機，不需要猜測是真的假的，因為詔書已經頒布了，改革的行動已經展開了。事實上各個省都已經成立了選舉產生的議會叫咨議局，就是說地方議會已經成立了。國會雖然沒有成立，一個具有國會雛形的資政院也已經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議局推選出來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欽選，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會。但咨議局是選舉出來的，參加選舉的人口比例雖然很小，只有相當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權。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條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財產有關，要有舉貢生員以上的科舉功名，或在國內外中學堂以上畢業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動產5000元以上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營業資本或不動產的。具備這些條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為選民。中國人有一個習慣的觀念就是錢財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記要這張選票就要承認自己有多少錢，他們寧愿放棄選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財產安全。真正去登記成為選民的人都是因為受教育的程度這條夠得上，參加選舉的人數很少，但是選舉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議局議員的選舉，選出來的那些人都是當時社會比較認可的精英，平均年齡只有40多歲，大部分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這個選舉大致上符合當時全世界的選舉慣例，我們考察英國、法國、美國的早期選舉都有財產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沒有一個國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選，都有一個一步步開放的過程。美國的這個過程經歷了將近三百年，英國從1215年《大憲章》到婦女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也經歷了漫長的600多年。當時的中國能有這樣一種技術性安排來逐步開放民主選舉，讓中國人有可能嘗試一種新的公共生活方式，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們以往很少留意這樣的進步，對其重大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我們在關注辛亥革命時也只關注革命黨人。
今天我們來看辛亥革命，最大的問題就是許多歷史事實都還沒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歷史敘事。因為以往關于辛亥革命的歷史幾乎是革命黨人單方面書寫的，這樣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現了一個側面，可能有夸張、有虛構，自我表揚的成分很大，由國民黨人書寫的辛亥革命史，和后來由自稱繼承了孫中山遺志的共產黨人書寫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為它只說出了他們經歷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黨人提供的單方面事實是不夠的，因為它完全地排斥了當時的中產階層、紳士階層、官員階層、新興的工商業階層對那個時代的貢獻，它只強調了革命黨的貢獻。其實，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現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們總認為局限是個貶義詞，其實局限是個中性詞。有限革命在我看來比無限革命要美好，因為它是有節制的，破壞性不強。而中國社會經歷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壞，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壞性的天才，從陳勝、吳廣、項羽、劉邦、黃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個比一個破壞性強。洪秀全只占了一個小縣城永安，就分封諸王，老婆就有36個，打進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殺了二萬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跡遭到嚴重毀壞，諸子百家、歷代書籍都遭禁止、焚毀。這樣的破壞性天才，中國幾千年來都不缺，給中國帶來的毀滅也是巨大的。中國缺的是建設性的人，像張謇、盧作孚這些建設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們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把革命無限擴大到社會層面，沒有把整個社會結構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疇里面。它只要達到一個目標，就是改變政治制度，換句話說就是改變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馬，換成共和制，這就是它的目標。達到這個目標，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為這一天皇帝詔曰：要退位了，中國變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變了，革命的目標就達到了。這個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如何產生的，靠的是有節制的討價還價，妥協、對話、相互讓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個社會砸爛了重新來過，最后達成一個雙方都不是最滿意，但都可以勉強接受的結果。南北和談的結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凱來做總統，革命黨人結束南京臨時政府。這個結果雙方都不滿意，妥協的結果是誰也沒有絕對的決定權，都要受到對方的制約。按照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往往會覺得很不過癮，對于妥協產生的、沒有絕對權威的、沒有絕對權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滿意的，這樣的結果太令人遺憾了。但恰恰是這種遺憾有可能能給中國人帶來一種新的生活。當然，結果被逆轉到了另一個方向上去，這不是我們今天講辛亥的話題，那是一個更大的話題。
但是從辛亥當時來說，通過談判、妥協打出一個政治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為止也還是絕后的。
從辛亥當時來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們也覺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們認為自己對老百姓還是很好的，三百年來有很多的仁愛德政施給中國老百姓，憑什么要把他們趕走下臺呢？他們不愿意接受這樣的安排。袁世凱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著中國最強大的陸軍，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獨大。革命黨人更不愿意，他們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為了無遺憾的中華民國締造者。沒有一種政治力量滿意這個妥協的結果。但是恰恰是這個妥協的結果對整個中國來說是最佳的。最佳的結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滿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強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個人意愿達到利益最大化。這就是嚴復講的“邊界”。邊界在哪里？規則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規則。這個規則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不是打出來的，是談出來的。我說，辛亥革命的結果是建立了中華民國。這個民國不是打出來的，而是談出來的，是對話出來的。它是通過南北和談談出來的。南北和談也有兩個，一個是面上的，一個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紹儀之間的談判，是文人之間的。另外還有一個是武人之間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黃興派出的代表顧忠琛，他們私下達成了五條協議，決定讓清廷下臺，讓袁世凱出山，中國建立共和體制。這是他們的談判達成的。這些和談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中從來沒有發生過。以往都是用武力解決的，最極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張獻忠爭天下的時候，因為李自成先進了北京城，先稱了帝，張獻忠認為自己的機會被奪去了，他非常生氣，今天看來仍然令我們瞠目結舌。他要把四川人殺光，殺到后來，自己也被殺了。他的邏輯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這些老百姓留給李自成，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惡例。魯迅多次提到這個例子，說明中國人還沒有為一種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準備，我們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殺人文化，我們不相信、不喜歡、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法則，只愿意用暴力來解決問題，所以我們才會總結出人世間最精煉的一句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那時中國哲學的最高典范，這是幾千年中國政治文化的經典表述。今天的中國如果不打破這句話，就永遠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們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繼續停留在古代。
我們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剎那，在短短的120天當中，中國發生了許多陳勝、吳廣時代、黃巢時代、李自成時代、洪秀全時代沒有發生過的事，就是尖銳對立的雙方可以坐下來，用和平、對話的方式來解決政治的出路，這是以前所沒有的。在那以后有過好幾次，但都沒有成功。那一次是談成了，這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了。因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這個開頭就標志著政治文明的曙光開始照到這塊古老的土地，中國同樣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來解決政治的紛爭，解決不同政治集團、利益集團之間的分歧。不同的集團、派系存在著分歧，甚至尖銳的矛盾，這在任何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很正常，關鍵在于用什么方式解決分歧、矛盾，這才重要。在古希臘就有公民大會，在中國只有殺人，每一輪殺人都是從精英開始。所以，為什么中國人過了多少年長進都不大，與我們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關系。每一輪政治風波都是把最優秀的大腦從肉體上消滅了。辛亥革命也殺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滿清大臣愿意為這個王朝殉道。當這場革命發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貴族們，真正愿意為這個王朝殉葬的人寥寥無幾。這么大一個國家，這么多享受著高官厚祿的人到危機來臨的時候，竟然只有那么鳳毛麟角的幾個人愿意與它共存亡，絕大多數的人都選擇帶著金銀珠寶小老婆逃跑。第一個逃跑的是湖廣總督瑞澂，第二個是湖南巡撫余誠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撫、將軍都把逃命作為第一選擇，真正愿意捍衛朝廷的只有守衛南京的張勛，還有一個退位的前陜甘總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視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還不肯放下武器，戰斗到了最后一刻。但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臺的時候是稀里嘩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員往往是靠送禮行賄上來的，都是讀書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惲毓鼎說過，一個國家依靠這樣的人能不壞事嗎？當時那些通過科舉考上來的御史、翰林對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們手中無權。凡是行賄上來的人掌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額行賄的錢撈回來，而且要大大地撈回來，遠遠超過投入，因為這是一項投資。這個政權掌握在這樣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機的時候是沒有人出來捍衛它的。武昌首義的消息傳到北京，攝政王下面就數慶親王奕劻官最大，錢也最多，是中國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選擇是先到銀行去提現款，這樣一來金融就出現了問題。因為大家一看慶王爺都拿錢準備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錢。這是當時發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難，不到兩個月時間，從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員加上家屬有四十萬人，連貨船都用來運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講究、臉面都顧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兩個，一個是往天津租界跑，一個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沒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國飯店躲，或者干脆躲進外國人在北京開的醫院，或者外國人租住的房子里。整個北京幾個月之間亂成了一鍋粥。當時漢人當中最有錢的人是盛宣懷，世人都認為這場革命是他引發的，因為他要把鐵路收歸國有，引發了四川保路運動，導致了武昌事變，資政院認為他應該被殺頭。他的人頭雖然被外國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個京官，卻連路費都沒有。因為籌不到路費，等了一個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塊大洋才逃出來。北京亂了，上海也亂了，整個中國就處于這樣一種狀態。亂到什么程度呢？胡適那時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他哥在上海工作，給他寫了兩封求救信，讓他從美國借一點錢寄來。可見當時整個社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無論是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北方在袁世凱控制下的政府都處于巨大的財政危機當中，缺錢是他們的第一個局限，沒有軍餉、糧食怎么打仗？第二個局限是雙方的軍隊都沒有足夠的力量能把對方打敗。這是軍事上的局限。財政上的局限、軍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決定了雙方都沒有一統江山的本錢、實力。既然沒有，只好坐下來談一談。局限不是壞事，有時能導向和平。絕對的暴力常常會導致壞結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絕對的暴力，那么這一方就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沒有人可以約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向好的方面發展的軌跡，這種軌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1860年代中國向外國人學習造洋槍洋炮開始的，然后開辦工廠，制造日用工業品比如紡紗織布，開辦新式學校，開辦出版社、報社、銀行，這么一路過來所積累的文明基礎。從辛亥前的中國到辛亥后的中國所走過的道路，就是從農業文明社會向工商業文明社會演變的路徑。農業文明社會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農業國都是君主制，這種選擇是正常的，農民需要一個皇帝，這樣的制度與農業國家也許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國家都誕生在海洋文明國家，是以商業文明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逐漸向非農業文明演變，產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這跟當時整個中國的時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過頭去看，中國在政治制度的演變上可以說是失敗了。雖然在辛亥革命這一輪我們創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后來從民國變成了軍國到黨國，我們走了這么一條道路，從家天下變成了黨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們失敗了。但是晚清以來，在其他領域的實踐都成功了。這五樣東西可以充分地標志當時的社會轉型是成功的。第一樣是學校，從無到有，中國在1902年以前沒有學校，只有私塾、舊書院，只讀四書五經，完全是應付科舉的。科舉直到1905年廢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學校產生了，為什么慈禧下決心廢掉科舉？其中有一個背景，科舉不廢除，老百姓不愿意讓孩子去新式學堂讀書，跟科舉制度不接軌。在這種情況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凱、張之洞這些人的建議徹底廢除了科舉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書是1904年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最新教科書》，從小學第一冊到高小都有，橫跨所有的學科，完整，系統。大家可能知道，中國的教科書不僅是依靠中國自己的優秀讀書人，張元濟、蔡元培、高夢旦等，而且還靠日本人。我們的教科書參考了日本教科書的經驗。曾參與編過日本教科書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審定教科書的的人都被商務請過來，一起參與編寫了中國最早的教科書。所以中國受日本的影響是特別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們今天使用的話語體系最終都沒有使用嚴復翻譯過來的體系，而是使用日本轉譯過來的體系，如“干部、群眾、政黨、政治、邏輯、社會學……”這些都是從日語轉譯過來的。我們今天使用的語言、概念有許多都是日本轉譯的。嚴復是英國留學回來的，他用最古雅的話語對接西方文明。嚴復把“社會學”翻譯成“群學”，“經濟學”是“計學”，“權力”是“群己群見”，他獨特的翻譯可能更精確，但最終沒有被廣泛地接受。包括教科書都是，但是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中國幾大民營出版社所編輯的中小學教科書達到了成熟的一個階段。《新學制教科書》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痕跡，跟整個文明世界是在一個水平線上的。從形式到內容，跟當時的社會和孩子的年齡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國的教育走上了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北京大學也是在這個階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學在京師大學堂時期很差，蔡元培當校長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這個年代成熟的。我們今天回看中國的教育傳統，這個階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這半個世紀是最佳的，真正能成為這個民族棟梁的都是在這個時期受過教育的人。對最近十年以來獲得過最高國家科技獎的得主的學歷進行統計發現，幾乎或者說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極少數尤為年齡偏小沒有在1949年以前受過大學教育，但已經完成了很好的中學教育，在1950年代初讀的大學，大部分后來又去西方留學，獲得過學位。這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也許只舉一個學校的例子就足夠了，西南聯大，它培養了許多在各個領域最頂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學上的，還活著的翻譯家何兆武，自稱是西南聯大最普通的學生，經常在窗口聽聽課，他本來是學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終成就卻在翻譯上，他只是到朱自清、聞一多、劉文典的課堂外面去聽過一點點，但那一點點就夠了。西南聯大當時最好的就是可以隨便聽課，學文科的可以去聽理科，學工科的人可以去聽文科的。西南聯大出來最有成就的人都是離開了中國大陸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兩個在文科上頂尖的在美國，一個叫何炳弟，一個是楊連生。何炳弟的學術水平比余英時還要高一點，但他缺乏社會關懷影響力不如余英時。但何炳弟是世界頂級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問題，光地方志就看過2500種，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這些人都是西南聯大畢業的。西南聯大哺育了一個人叫鄒讜，他的爸爸叫鄒魯，鄒讜在大陸曾經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國頂級的社會學家。西南聯大出去的人里面當然也包括楊振寧這些人，還有在數理邏輯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國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頂級的，我們今天絕對哺育不出這樣的人。不是我們人不行，而是整體的教育環境出問題了。要重建這樣的環境需要非常漫長的過程。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國曾經達到過一個巔峰狀態。
在出版業上，民國時期幾乎沒有什么有大影響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業在整個出版業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務印書館始終是龍頭，加上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基本上就壟斷了中國的出版業，這幾家通通都是民營出版社。中國的報業到《大公報》達到巔峰，是當年最好的報紙。以《大公報》所代表的中國傳媒業在民國時代達到了一個最佳狀態。那完全是以民間報紙主導的一個新聞格局，一次次的打壓、關門甚至殺人都沒有改變整個格局。民國殺了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沒有改變民間報紙占主導地位的格局。我們譴責殺人者，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那個時代的新聞空間依然是民間主導、官方為次，無論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還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這些黨派報紙不是當時的主流，這是當時的一個真實狀況。
在金融業方面，在國民黨掌控金融之前，整個金融業都是以民營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資本，從企業上來說基本上是民營企業一統江山，所以才會有榮氏兄弟、范旭東、盧作孚這些企業家，這些企業家當時都稱王的，這個叫“紡織大王”、那個人叫“棉紗大王”、這個叫“火柴大王”，那個叫“化工大王”。那個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會就叫你什么大王，這些稱呼的背后就是社會對這些人的尊重與尊敬。
從工廠、銀行到報紙、學校、出版業，整個社會開始從古老的農業文明轉向一個新式的現代文明，這一步到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我們講辛亥的百年之變，政治上是失敗的，但在社會上沒有失敗，至少當時沒有失敗，是以后才失敗的。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的兩個新階層——知識分子和企業家被連根拔起，整個社會打回前現代去了。
一百年我們走了一個輪回，1979年以后，又要請資本家回來辦企業了，知識分子也是生產力了，但僅僅是生產力而已，還不是他自己。余英時先生十年前寫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紀中國最大的問題概括成這么一句話，就是讓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出局，讓邊緣人掌握了權力，成為新階級，然后摧毀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傳統，和一百年來在西方文明影響下生長出來的，一個具有現代特征的民間社會，我們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沒有。在這個基礎上面，中國要回到現代文明，余英時說在廢墟上重建難度太大，“我不樂觀”。中華民族在20世紀殺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來在五千萬到七千萬之間，這個數字是比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萬，抗日戰爭死了兩千兩百萬，文革和內戰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華。就象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覺民之類的都是留日學生、知識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藥包的都是這個民族最有學問的人。紹興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學的一樣手藝就是制造炸彈，汪精衛是留日學生的精英，寫得一手好詩，又是一流的演說家、政論家，但他選擇的行為是拿炸藥包去炸攝政王，這事無論成敗他都必死無疑，回來純屬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殺他。清朝不愿意殺人，所以它的下臺也比較體面。我忍不住要贊美隆裕太后幾句：隆裕太后簡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歷史的危機關頭，既能考慮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斷然決定接受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要挾，也能顧全中國人民的性命和財產安全，放棄統治權，接受一年四百萬兩白銀的退位安排。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最高統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這樣，在她之前沒有，在她之后也沒有。如果說有也是在臺灣，就是蔣經國，比她更體面。隆裕太后的這種選擇就表明一個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體面地下臺的，并不是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終的。
以往我們看歷史時，因為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場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個庸人，當然這也不能說不對，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個比較無能的人，但無能不一定就是壞事，有時也可以轉變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為，有時候無為就是好，該無能無為的時候就要無能無為。在歷史的轉折關頭，統治者的一念之差，將決定歷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臺的選擇本身還是不容易的。
余英時先生接下來說了一句話：21世紀中國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題目就是重建中國的民間社會，重建被連根拔掉的那個民間社會，重建新的“商務印書館”、新的“西南聯大”、新的“南開中學”、新的“浙江興業銀行”、新的“大公報”……我們要更多的建設而不是更多的破壞，用更多的建設來開始民間社會新的道路，我們要對話不要對抗，我們不要暴力要和平，我們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們每個人都會參與歷史，但參與歷史有三種方式，不參與也是一種參與方式，這是一種消極的參與方式，一種是積極的參與方式，還有一種介于積極與消極之間的，沒有人能超越于歷史之外。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不是由孫中山一個人寫的，也不是蔡元培他們幾個人寫的，是的，他們很重要，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紹興就出了四個——蔡元培、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紹興很不簡單，在扭轉歷史的關鍵時刻貢獻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黨人，還貢獻了一個魯迅。一個地域可以決定一個國家，一個人可以決定一座城市，江蘇南通幾乎是張謇一個人所決定的，所以，一個人如果積極地介入歷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極地介入歷史，即不參與歷史，雖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變著歷史的生態。沒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為這塊土地既屬于你也屬于我，沒有人能超越于歷史之外，因為今天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將變成明天的歷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鎖定在秋瑾、徐錫麟、蔡元培他們身上，而是漸漸地把目光投向了當時的普通人，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們在歷史上同樣不是可有可無的。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群角”。中國畸形發達的東西就是主角意識，甚至連想當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說一個人真心實意地愿意成為群眾演員。其實舞臺上沒有群眾演員這個戲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戲是演不成的，也是沒看頭的，還是需要很多的人來參與，因為歷史更多是由群角來書寫的。群角意識就是公民意識，這是中華民族最匱乏的一種意識。一個社會能否順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價、不經過大規模動蕩的和平轉型，就是要依靠民間社會的進一步的發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識的新一代公民，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地改變歷史，支撐起一個現代制度。一個現代的制度、一種現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們每一個人去創造，光靠主角與配角是創造不出一個現代社會的。這是辛亥百年變局留下的一點教訓。

【根據 2011年2月在紹興南方書店講座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