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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迅疾，人命無常，富貴難求，從吾所好，則不著書其又何以為活也。——金圣嘆
 
 據說，本雅明曾經夢想寫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構成的著作，通過把馬克思的語錄重新組合而寫成，就像蒙太奇捕獲形象那樣，使所有的意義都將得到確切的保留，只是加以重新理解。我剛開始買書和讀書的時候，就遇到了王小波。就像一個摘抄名言錦句的中學生，我甚至曾經試圖編一本《王小波語錄》。正如本雅明所想，用一篇幾乎由引文構成的文章來紀念王小波，似乎可以讓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王小波。
 
 一
 
 有一個選擇題：兩種職業，一個是一周只上一節課混吃等死的大學教授，一個是默默無聞只能靠賣文為生的“自由撰稿人”，二者之間，你會選哪個？相信大多數人會選教授，但王小波選擇了清貧的后者。他把自由和思想看成一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追求，而不是名與利。
 米蘭·昆德拉說：“真正的作家永遠是一匹害群之馬。”如果說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那么王蒙就是政客中的文人，他們都算不上是知識分子，王小波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說過，大學教授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王小波則進一步指出：對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
 寧可鳴而死，不可默而生。權利就是一種話語權，話語產生權力。有人說，通往地獄的路是由無數沉默者鋪成的，沉默就是放棄權力和權利。王小波說：再不說話，人家都要把屎抹在你臉上了。于是王小波開始說話，“自從我輩成人以來，所見到的一切全是顛倒著的。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著，哪里有我們說話的份？但我輩現在開始說話，以前說過的一切和我們都無關系——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
 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如果說魯迅是一個尼采主義者，那么王小波則是一個羅素主義者。1997年3月20日，王小波給即將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園》寫了自序。22天之后，這個懷有一顆寧靜童心的中年人飄然而去。王小波說：我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在后王小波時代，這篇文章被編入普通高中語文讀本。
 王小波一直是我書架旁的偶像。在某種意義上，王小波是我的一個理想和夢想，是我精神的楷模。我如此喜歡他的智慧和性情，如此理解他的幽默和絕望。我是如此向往他清貧而寧靜的自由：活過，愛過，寫過；甚至，我希望能像他一樣在未老之前死在自己的電腦邊，而不是茍延殘喘垂死掙扎地死在病床上……這才叫真正的人生，這才叫真實的生活啊。王小波用他安祥而短暫的一生，證明了一個人在中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的自己，而不是出賣無趣的自己。
 “在一個寬松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獲優雅，收獲到精雕細刻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里，什么也收獲不到，這可是讓人吃驚的事情。”如果說蘇格拉底是憤青的鼻祖的話，那么王小波就是當代中國憤青的領袖，是中國一代白領的精神兄長，《我的精神家園》也是中國一代小資的精神家園。“朝聞道，夕死可矣”。王小波說：“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這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深受王小波啟蒙影響的作家連岳說：“王小波寫的東西并不多，但足夠證明我原來生活的形態與腦子是壞的。王小波說的是常識，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識說得好，反而是功德無量的事情。這就是所謂的啟蒙，重要的思想，只有當它成為常識時，才更加重要。”
 
 二
 
 “君子謀道不謀食。”盧梭一生以抄樂譜為生；梵高生前幾乎沒有賣出一幅畫；卡夫卡只是一個平庸的公務員；本雅明承認：“有很多地方我可以掙最低限度的錢，也有很多地方我可以靠最低限度的錢過活，但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同時做到這兩點”。王小波40歲才開始寫作，可謂“不惑”。他生前只出版了《黃金時代》，書名還被篡改為《王二風流史》。即使這樣，書也沒賣出多少。王小波甚至考取了貨車的駕照：“有一天實在混不下去了，就靠這個吧。”在自由的王小波背后，是李銀河默默的支持，這就是所謂愛情。
 正如卡夫卡所說：“任何一個在活著的時候不能應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只手遮擋住籠罩他命運的絕望……但他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記下在廢墟上看到的一切，因為他和別人看到的不一樣，而且看到的更多；總之，雖然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卻是真正的獲救者。”王小波生前，李銀河對別人介紹說：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寫小說的。王小波死后，李銀河常常自我介紹說：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從生前的默默無聞、自費出書、像農民工一樣背著自己的書到處兜售，到死后出版社熱搶，書商將王小波的書作為搖錢樹，甚至連他的情書都不放過。王小波似乎秉承了本雅明的精神和命運，如果說本雅明是“歐洲最后一位知識分子”，那么王小波就是“中國最后一位知識分子”。當那些生前聲名赫的名流顯貴早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中時，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一樣聲名鵲起，這既是一種王小波式的嘲諷，也算是一種本雅明式的歷史公正。梁文道說，王小波是一種炒作起來的神話。我則認為，王小波是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最殘忍最荒誕的思想標簽。
 在一個前互聯網的時代，王小波感嘆，出書比寫書難得多。他的愿望是他的作品可以擁有讀者，這愿望竟然被作為遺愿實現了。作為一個大眾寫作時代的預言家，他在《白銀時代》中這樣解釋一個人寫作的原因：“假如你懶得做飯，可以喝生雞蛋，喝4個可以頂一頓飯；假如你沒煙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煙頭，煙頭太干了就在煙紙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不教你就會——當你百無聊賴時，就會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筆往紙上寫，也可能是寫日記，也可能是寫詩，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寫什么，最后一定會寫小說。不管你有沒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寫好——只要你足夠無聊、足夠無奈。最后你還會變成這方面的天才，沒有任何人比得上你——這可能是因為無聊，也可能是因為喝生雞蛋，也可能是因為抽干煙屁。假如鄰居打老婆，吵得你寫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勁打！打死她！——他就不會打了……”
 王小波以他的才情、智慧、思想和誠意證明，真實的中國永遠在民間，高高的廟堂之上，不過都是些毫無生趣的泥塑神像。王小波以他的生動偉岸創造出了中國文學最豐美的收獲，讓人們看到了民間思想的無限生命力，正如孔子曾言：“禮失求諸野。”
 古來圣賢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風流。王小波是個真正的名士和隱士，他推崇尊重，包括對人的尊重、對智慧的尊重。對經歷過文革劫難和中國教育體制雙重“錘煉”的當代中國人來說，王小波是現代文明和理性智慧的啟蒙者。他在犬儒化反智化的當下，更顯得像個徹頭徹尾的異教徒。王小波以他的真誠和智性，刺穿了傳統專制文化所謂道貌岸然的畫皮——對專制思想來說，體現生命本質的人性從來都是洪水猛獸。
 
 三
 
 王小波始終對啟蒙這個詞保持著警惕。他蔑視一切權威和精英主義，始終保持著一種平視的平民精神。這種平民精神在中國作家群體中是獨一無二的。即使出身卑微的許多“農民的兒子”，其“發達了”的精英姿態仍隨處可見。李銀河將王小波稱作“騎士”，實際是褒揚他的守望精神，守望一個神圣的精神家園。“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王小波認為，這種詩意是建立在智慧和自由之上的詩意。
 “智慧本身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里就高興。”王小波以他的溫存和得體，為我們打通了一條智慧的通道。
 “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王小波為我們塑造了“一頭特立獨行的豬”，誓死捍衛自己的尊嚴與權利。后王小波時代，不乏有人做“王小波門下走狗”，這無疑是王小波所反對的，在王小波看來，獨立與理性比什么都重要。擁躉與情感往往使人智力低下，狂熱的粉絲與暴怒的群氓從來都是反智的產物。
 “李衛公死了以后，紅拂也不想活了，她想自殺死掉，但是大唐朝制度嚴明，一切都要納入計劃，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種衙門跑，給自己辦理殉夫的手續。官員們對她很客氣，對她的打算也很贊成，但是還是要她等指標……”王小波在《紅拂夜奔》中如是說。
 “我看到一個無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性的世界，但是性愛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王小波是一個追求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是會死的，而且會比無趣的人死得還快，因為活得太長本身就很無趣。王小波曾經講過一個草泥馬的故事，故事里有一個有趣的長工和無趣的地主。在后王小波時代，草泥馬已經成為一種最知名的中國動物。
 “立志寫作在我身上是個不折不扣的減熵過程。……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王小波說，這個世界自始至終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像我這樣的人，一種是不像我這樣的人。后王小波時代，也是一個韓寒時代。沒有兒子的王小波殞命之際，與王小波同齡的作家韓仁均，將“韓寒”的筆名轉交給了兒子，16歲的“韓寒”遂成為“天才”。如果王小波是代表智慧的知識分子，那么“韓寒”則是代表名利的商業偶像。前者意味著寒室與失敗，后者帶來豪宅與成功，這就是中國的陰陽兩界。在一個陷入思想與道德雙重貧困的中國，一個“不像”王小波的韓寒被群氓奉為“青年領袖”和偶像，也被精英們奉為“當代魯迅”和“公知”，他甚至為寫作而感到“后悔”。
 王小波無疑是中國最早開始電子化寫作的先鋒，甚至自己編寫了電腦程序。他沒有手稿，幾乎所有的“遺作”，都在一臺破舊的586電腦中。后王小波時代已經是一個徹底的電腦時代，但韓寒卻要處處“曬”手稿，讓人分不清作家還是書法家。造化弄人，這個世界并沒有變得更好，現實比寫作更荒誕，因而也更黑色幽默。當“四兩拔干片”與“破著頭發”成為典故，“光明與磊落”無疑使皇帝新裝臻于完美。
 
 四
 
 在生命的最后，王小波正在寫一篇幻想小說——《2010》，他在小說中預言了一個2010年的中國：這個國家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數盲，一種是非數盲。數盲因為什么都不懂所以都成了統治者，非數盲因為能干只能做被統治者。“我對荒唐的理解是這樣的：它和疼痛大有關系。我們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條件下疼得不厲害，不足以發人深省……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脅。輕度的疼痛是威脅的開始，中度的是威脅嚴重，等到要命的疼時，已經無路可逃了……”“我還要說，數盲把一切有危險的東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有最大的危險性——這是對他們而言。”
 如今，2010已成往事。王小波早已在一個互聯網前夜心痛地死于書桌，如同戰士死于沙場。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長腦子是多余的”。作為一個生動清醒的人，作為一個文革煉獄的幸存者，王小波曾經熱烈自由而堅韌真誠地活過——滿懷慈悲與溫柔：“強忍悲痛，活在這個世上。”即使生命如彗星般短暫，也是那些從相同年代茍活（像狗一樣活）下來的、或沉默的、或裝神弄鬼的犬儒們所不能相提并論。
 如果說王朔是一個偽善的破壞者，那么王小波則依靠文學的真與美，解構了一個非人的傳統，并且真誠地重建人性。王小波時刻提醒人們，理性與邏輯的重要。從現實的疼痛感來說，王小波之后的中國鮮有后來者。李銀河說王小波是自由思想家，我倒認為他和海子是一樣的人，只是一個誠實純潔、不愿撒謊的孩子。王小波說的其實都只是一些常識，而我們都已經失去了這種本來的童真和勇氣。在忘卻現實的荒誕與疼痛之后，我們都淪為心靈與良知的叛徒。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中說：“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只豬，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沒有了那只特立獨行的豬，這個世界只剩下一個完美的動物莊園。
 “文字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看的。”王小波是孤獨的，王小波的孤獨是喧嘩和運動背景下的孤獨，這種孤獨既令人絕望，又催發希望，王小波的寫作一直徘徊在絕望和希望之間，這種暖味是王小波的重要特牲之一，他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以及人的無限可能性。對于作為知識分子的王小波，至少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他的博學、才華和敏銳的理性思辨，正是這種來自思想的光華，留給了我們關于一個當代中國與世界的巨大背景和思考空間。
 “人間已無梁任公。”在《紅拂夜奔》的最后，王小波頗為傷感地慨嘆道：“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沒有王小波的時代注定少了許多趣味，但人們迎來了互聯網，這是一場草根的狂歡。在一個前所未有、物質豐裕的暴富時代，思想成為人類最后的奢侈品。人們面對思想和藝術時會問：這可以換來錢嗎？欲望與成功的時代，名與利正橫掃一切。王小波之后，中國不再有名士，但不乏沽名釣譽的犬儒與流氓。
 15年來，王小波逐漸成為一個有關拒絕與思考的傳說，他只在我們心中微微地壞笑——“人類寧愿死去也不愿意思考”（羅素）。4月是鮮花迷離的時節，非常適合懷念不在人間、不在中國、不在現場的王小波：“走在寂靜里，走在天上，而陰莖倒掛下來。”

杜君立 2012-04-27 03: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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