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文明的痼疾——讀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札記

簡體傳統

趙園先生的專著，發表于1999年元月。此后十多年，每遇“戾氣”字眼，或類似情景，首先想到的就是趙園有關“戾氣”的研究。專著的開編（“明清之際士大夫話題研究”），第一章（易代之際士人經驗反省），第一節，以“戾氣”為題，說明“戾氣”在全部“話題研究”中的分量。（在2006年年底出版的《制度·言論·心態》中，“話題研究”有了“續編”。作者說，雖然對該話題還有很多的“不自信”，但基本工作可告一段落。）
對戾氣的討論，是明清易代之際，明“遺民”對易代“經驗反省”的一部分，刻骨銘心，因而深邃有力。王夫之和錢謙益是批評者的代表人物，批評主要體現在王的隱喻之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和錢的《牧齋有學記》里。趙園在注意到王夫之反復批評士的戾氣各種表現情狀后，總結道：“以‘戾氣’概括明代尤其明末的時代氣氛，有它異常的準確性。”
有明二百七十多年歷史，政治暴虐，直接表現為殺人——非一般可想象地殺人，十足地虐殺，用趙園的話說，是“一個常識性話題”。構成她本節論述主干的，恰是“暴政—對抗”小節——對“暴政所造成的精神后果的分析”。分析引人矚目之處，不在于對“戾氣”各種形式的描述，而是鮮明指出戾氣彌漫的政治根源——明代“民情士風”，是“整個明代政治的結果”。
“明太祖的殺戮士人，對于有明二百余年間‘人主’與士的關系，是含義嚴重的象征”。作者的指控與其分析結果，有著嚴密邏輯關系。但凡對明史稍有所知之人，無不對始自太祖朱元璋大規模虐殺士人（首先是進入仕途的讀書人），而感到驚駭、不可理喻。太祖、成祖一路殺來，不是一個個殺，而是成千上萬地殺，不是一次性地殺，而是殺人如家常便飯——將明代政治稱作殺人政治，不為過也。
問題是，這種由朝廷組織的對士人的虐殺，是怎么來的呢？任何一個朝代，其維系統治的重要力量，正是儒士。有明一代，他們怎么成了當權者樂此不疲、隨意誅殺的對象？王夫之有解釋，趙園稱為“怪論”：正是士的隱忍偷生，鼓勵了暴政。黃宗羲的分析或許更接近真相：明代皇帝視士如所“蓄之”的“奴婢”，想殺便殺，想砍就砍。問題又來了：何以明代士人面對暴政寧取隱忍，皇家待之如奴婢，寧可偷生被屠，而對其不加反抗？趙園引王夫之分析道：主上刻核而臣下苛察，浮躁激切，少雍容，少坦易，少宏遠規模恢宏氣度，君臣相激，士民相激，鼓勵對抗，鼓勵輕生，鼓勵奇節，鼓勵激烈之言伉直之論，輕視常度恒性，以致“天地之和氣銷爍”，更由習氣之熏染，“天下相殺于無已”。——上下相激相爭，是有明一代特有的現象么？王夫之以宋代為例——據說宋代“人主”寬仁，“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實情是與不是，暫且放下。
且看作者歸納王夫之總結的有關明代“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氣”的原因。“‘戾氣’，不止由人主的暴虐，也由‘爭’之不已的士民所造成。”除此，作者引王夫之強調“爭”這一行為的破壞性，以及士風民俗浸染上的“兇險且不易救治的精神疾患”——“普遍的殘忍與刻核”，對士階層精神品質的損害，使得王朝政治的苛酷性格，猶如傳染病一樣，在斫傷士人的同時，也葬送了王朝自身。在作者看來，王夫之更犀利的洞見，是對弱者“隱蔽的暴力傾向”的察知，以及士民“嗜殺”品性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正應了顧炎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亡天下”之論，是“較之亡國更為絕望的情景”。如此，明代戾氣盛行的歷史結構，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作者引魯迅，這歷史并未結束。魯迅在《忽然想到》中說：“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人們有理由追問，上下相激相爭，朝野充塞戾氣，僅僅是明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么？魯迅回答了這個問題。作者對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也給出答案。但我以為，作者還未挖出原因背后的原因，魯迅也未給出答案的答案。
我們不僅要從王朝的政治性格中找原因，從朝廷與士民的關系中找原因，更要從人性進化與統治意識形態教化的關系中找原因，甚至要從中國自然地域特點及其對外交往的模式中找原因。總之，筆者模模糊糊的感覺是，歷史以來國人上下“戾氣”、“嗜殺”性格，是這個文明“獨特性”的一部分——特別予以注意的是，境外文明亦嗜殺成性，但里外世界的明顯區別，是外部那個世界，以殺“外敵”為主，即使內部殺戮，也是當對方成為絕對意義上的敵人時（尤其異教徒），才大開殺戒；而本邦文明的殺人特點，是刀鋒朝內，異常殘酷。
當一種對內力量無以約束，領頭殺人，不講理由時，沒有什么力量可以制止這一現象的四處泛濫，過程的不斷延續。或曰，吊詭的是，這一文明并未因此而自我毀滅。我以為，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前，吊詭之論或許成立，此后如何，還真不那么容易說清。要避免最壞結局，重溫有明戾氣、嗜殺的發生學研究，特別必要，由此順藤摸瓜，上下摸底，或能找出解藥。

（作者單位：萬圣書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