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憲與帝制的歷史追問

簡體傳統

重申辛亥革命意義

辛亥革命到今年是一百年，百年后的今年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卻是最低的一年。這是受到兩種思潮的詰難: 一是革命不如立憲說，認為20世紀初的中國如果君主立憲成功，可能會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提前進入現代化，言下頗有埋怨革命之意；再有是種族主義的聳動，認為從辛亥革命到中華民國，放棄“驅除靼虜，恢復中華”提倡“五族共和”，是出賣了漢族的利益，甚至指責孫中山先生是“漢奸”。受這兩股思潮的影響，對辛亥革命之評價可想而知。
因此紀念辛亥百年，有必要重申這一革命的偉大意義，它最大的功勛是結束兩千多年的帝制，當今的人們經常感嘆: “這世界變化大”，其實在百年前辛亥革命前后，變化之大可以說驚天動地，封建王朝的崩潰，民主國家的創立，是幾千年未有之歷史巨變。這一劇變不僅是政權、制度的大變局，而且是席卷全社會的浪潮，包括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經歷了猛烈的震蕩，步入萬象更新的新時期。
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中華民國，雖然這在今天是敏感的話題，但又必須面對，因為這是事實，事實就是真相，只能尊重，不能抹殺。中華民國的建立有三件大事，光照歷史。一是制定憲法，這在中國是前無古人之舉，從制度上吸收人類文明的精萃，啟動了政治現代化的歷程；二是推進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它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取得的成就，已為經濟學界所公認；三是領導抗日戰爭的勝利，國共合作，得到共產黨的有效配合，這不是一黨一派的功勞，而是中華民族的勝利，不可否認的是全民族統一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下，在主戰埸上奮戰的是中華民國的國軍。抗戰勝利后租界全部撤消，中國國土才有了完整的主權，并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可以說中國人擺脫百年屈辱，在世界上真正站起來，是從抗戰勝利開始! 當然，辛亥革命也是一個未完成的革命，尤其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的加速腐敗，失去民心，在國共戰爭中一敗涂地，有其自身的原因，這并非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不以成敗論英雄，是應有的實事求是的歷史觀，中華民國曾有的榮耀不應該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而抹殺。歷史就是歷史，凡是中華民族走過的足跡，都是實實在的存在，中華民族的子孫應該超出黨派的局限，進行歷史的再認識。

對立憲和分權、集權的考量

關于清末能不能實現君主立憲的問題，似乎不在今人的論定，事實已擊碎了好心人的立憲夢。盡管人們都以英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為榜樣來說明君主立憲的可行性。問題是為什么在日本和英國可行的，在中國卻行不通? 這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
要認清這問題需要歷史的追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從政治體制上說，只存在兩種形態，那就是先秦的諸侯分權制和秦以后的中央集權制。商、周時代施行“封土建國”，權力按照血緣的親疏，層層分封，天子、諸侯、卿、士大夫形成塔形結構，各路諸侯雖然臣服天子，但有獨立的經濟和衛隊，實為小邦國，天子雖然端坐在金字塔的頂端，由于權力的下移和分散，實際權力要受到邦國的牽制，不可能一權獨攬，這類似西方和日本的的“封土封臣”，這樣的體制才是馬克思主義本義上的封建制。而中國從秦王朝開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制，分權式的封建制已經結束，對秦以后的中央集權制還稱之為封建，有違漢語“封建”的原義，致使史學研究的關鍵語不準確，早在30年前史學界就有人提出正本清源，建立新的概念，有主張“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的，有主張用“中央皇權專制”等等新范式，以代替“封建社會”的舊說，有關專著已有多種問世，這已成為近期史學討論的熱點之一，本文就無須贅言了。
總之，在中國和西方同用“封建”一詞，在不同的國情和語境下有不同的含義，對“封建”概念存在誤讀，是毋庸置疑的，業內人士對此“封建”并非彼“封建”，早已心知肚明，但要在大眾話語中改變沿用已久的習慣用語，卻不能一蹴而就，研究工作是嚴肅的科學探討，不能不明晰概念，正視分權制和集權制兩種不同的含義和統治性格。
與先秦的分權制相類似的，是英國和日本的君主制。君主并不具有絕對的權力，不能大權獨攬，一意孤行，有時形同虛設。以這樣有限的權力走向立憲并不困難，也不致損害君主的社會地位和利益，君主立憲反而使英國和日本的皇室得以長存久安，這是兩廂情愿的選擇。英國和日本的君主有這樣的歸宿，是分權制走向現代化的必然結果。
與分權制中有限君權不同的是，集權制中的君主權力是無限的。在中國君權的有限還是無限與國祚的長短緊密相關。在先秦封建制中，商朝存在了644年，周朝有645 年，若以最后一個周天子赧王被殺計算，周代存在有800 年之久。而實行中央集權制的秦漢隋唐宋元明清諸王朝，超過300 年的只有漢朝和宋朝，可是漢有西漢和東漢，宋有北宋和南宋，從西漢到東漢，戰亂使人口損失近三分之二，這比異姓的改朝換代更慘烈。真正由一姓王朝一統終始的是秦、隋、唐、元、明、清，唐朝是289 年，明朝是276 年，清朝是267年，元朝97年，隋朝37年，秦朝只有16年，最長的不足300 年。以分權制和集權制的國運相比，商、周的國祚是唐、明、清的2倍至3倍。從這里明顯地看出，分權制命長，集權制命短，這是鑿鑿有據的事實。對此人們不禁要追問，中央集權制的王朝，不是集中了全國的人力和財力辦大事嗎? 不是興修了令世界震驚的長城、運河大工程嗎? 能辦大事，作大為的，什么不能保障自己的國祚，挽救國破家亡的命運?
這是一個悖論! 要解開這一謎底并不難，問題出在集權的性格，從秦始皇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以后，朝綱獨斷，天下事無論大小一切聽命于君主，漢代董仲舒又以“君權神授”和“天人感應”的論證，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說這三綱是天意的體現，“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就把忠君與尊天、敬祖融為一體。皇帝口含天憲，言出法隨，既是人間的至尊，又有天子之貴，族長之榮，集神權、皇權、族權于一身，從而成為人世間至高無上的主宰和絕對權威。
這樣的權力具有三大特點:
一是擴張性。從秦代建立集權制后，代代強化，權力的集中與強制管理，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到明朝連宰相都被取消，臣子在漢唐可以坐著與君主談論天下大事，到明清只能站著說話，到清代還要自稱奴才，向皇帝叩頭要碰出響聲以表忠誠，皇權一代比一代強悍，臣子一代比一代卑下；
二是獨占性。開國皇帝都夢想萬世一系，權力絕不容許他人分享，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明太祖的大殺功臣，不論是軟的硬的，處心集慮，都是為了權力不外移。歷代儒家都夢想三代之制，無非是推崇堯舜的禪讓，可沒有一個帝王能聽從，繼位者不論是昏君還是暴君，是白癡還是幼兒，都被頂禮膜拜，即使斷子絕孫的正德皇帝，也要找個旁系的朱家子孫來繼承，權力為獨家所有，絕不允許他姓染指；
三是自蔽性。歷代統治階級莫不利用法制的、哲理的、神學的一切手段樹立對君主的絕對迷信和盲從。作臣子的對帝王只能歌功頌德，俯首聽命，任何一個不字，都可能受到重罚，甚或亡身、破家、滅族。恐怖手段影隨極權統治相生相隨，直弄得滿朝文武噤若寒蟬，致使腴言盈耳，忠言絕跡，自欺欺人，直至自毀長城，一朝傾覆。
從秦皇、漢武到康熙、乾隆，再圣明的皇帝也逃不脫這樣的法則。滿人進關前是八王議政，一進關就效法漢人的中央集權，朝綱獨攬，種種事例都說明，權力能激發人性中最貪婪、自私的欲望。一旦登上皇帝的寶座，對權力的追逐，猶如吸食鴉片成癮，再也不能自行了斷。俗話說“當了皇帝要成仙”，生動地道出獨裁者的性格，這就是集權制的本性。
在這種制度下，你能夢想皇帝會主動讓權，與臣子分享，實現君主立憲嗎?

集權制下的社會矛盾

中央集權制引發的社會矛盾與分權制下的社會矛盾并不相同。在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往往都要經過全國性的農民戰爭，戰爭規模之大，聲勢之烈，殺人之多，世界少有。
農民起義的矛頭指向誰? 這并不復雜，但長期以來都耽于農民反對地主一說，從而忽略了農民戰爭的真正指向。試看歷代農民起義的口號: 秦末起義領袖陳勝、吳廣說的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民諺有“始皇帝死而地分”，鋒芒直指秦王朝的統治者。東漢黃巾軍打的旗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揚言取代漢王朝，矛頭所向并非一般地主。明末李自成起義，最鼓動人心的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不向國家交稅，不是不交租。從這些口號綱領來看，僅從地主和農民的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來分析是遠遠不夠的，雖然王朝與農民的矛盾在本質上說，也可歸入地主和農民階級矛盾的范疇，但又有不同。晚明社會一度出現賦役高于地租的現象，農民寧可向私家交租，不愿向王朝繳納賦役，被投靠者利用特權，用活灑、死寄、畸零帶管、寄莊等等辦法，隱占人口，瞞田偷稅。農民沒有特權，不能逃稅，只有投靠地主，寧愿交租不納稅，這一現象揭示以朝廷為代表的官府利益與農民的矛盾已超出地主與農民的矛盾，這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態，所以農民大起義都是官逼民反，那種反對地主，抗租的，都屬小打小鬧，不會形成大事變。在西方，市民、農奴往往聯合國王反對莊園主，在中國反對皇朝的農民起義卻有地主參加，真正釀成全國大亂的都是王朝與民眾的矛盾，這豈能用地主與農民的矛盾一言以蔽之?
為什么大起義都指向中央王朝? 這是因為高度集權的政府，是全能性的體制，王朝政府管天管地，管人管事，一直管到人們的穿衣吃飯，穿靴戴帽。歷代王朝都有《會典》、《律例》、《車服制》、《輿服制》等等律令規章，限定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頭上戴什么帽子，腳上穿什么鞋子，坐什么轎子，乘什么船，衣服顏色，住房高低，門釘數目，無所不往，都在管轄之中，違反者往以“僭禮逾制”論罪，皇權的威力滲入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在二十四史中都歷歷可尋。朝廷權力無限擴張的結果，是導致各種社會矛盾向朝廷集中，王朝往往成為各種矛盾和沖突的焦點。在這種制度下官與民的沖突是無法避免的矛盾，矛盾多，沖突大，這是集權王朝比分權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
由集權而至極權，是權力擴張的必然結果，到明代連孟子都被朱元璋詛咒，宰相被取消，上朝的官員都要向家人訣別，唯恐天子一怒，身首異處，君權被推向極致，令人膽顫心驚。為什么從秦漢到明清，集權制一路強化? 國運有盛衰，權力決不放? 要指望這樣的統治者主動讓權，實行君主立憲，豈不是與虎謀皮! 晚明朝政潰敗，皇帝不上朝，官員不理政，這是失控，并非統治者放權，失控下的散漫與放權是兩個概念，不能混淆。朱元璋一手建立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但是皇權至上，不受任何監督的結果，又導致自毀長城。高度集權與高度渙散在同一王朝的首末出現，這是封建專制政體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機表現在這種癱瘓的局勢不是來自敵對階級的沖擊，而是來自統治階級的最高層，這預示王朝已失去自我調節的功能，只能沿著瓦解的趨勢走向滅亡。清王朝到最后已經岌岌可危，在命懸一線之時，慈禧無奈允諾立憲，但仍堅持滿人組閣，抓權不放，以致功敗垂成，再次表現出集權者至死不悟的性格，而不是偶然的失措。

制約權力不可逆轉

對于皇權過分集中的弊端，中國早期的啟蒙思想家們已有所思考，明末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三種辦法:
1、“分治之于群工”。“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 ”設立政事堂，讓官員作為君主的“分身”參與最高決策，最大限度地避免朝綱獨攬，這是用加強官僚機構職能的辦法，分散君權的集中。
2、復方鎮。從秦代實行郡縣制以來，就存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明代是高度集權的王朝，一切利權收歸朝廷，地方事無大小，一切都要聽命于朝廷，明朝的滅亡促使人們思考，過度集權未必能使國運昌盛。黃宗羲提出復方鎮，使 “ 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的想法，將中央的財權和軍權分派于地方，用擴大地方權力的措施，減少中央集權之弊。
3、“公其非是於學校”。提高士大夫的議政意識，實行輿論監督。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以民間力量、制衡政府機構。這比儒家以道德褒貶、天意獎懲來約束權力是一大進步，也是先人們力圖改進集權的弊端所能盡到的最大努力。與此相應的是，唐甄提出“勢尊自蔽”、“抑尊”的命題，尖銳地指出，位置愈高，權力愈大，愈容易受到蔽目塞聽，因此，權力至上是禍國之源。
中國自古以來并不乏有限制君權的言論，在儒家思想中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相當豐富，民貴君輕的民本說，以天道限制君主的天人感應論，以道德規范君主的禮義觀，以諫言、實錄為方式的諫議制、史官制等等，但最終都要求在皇帝的自律中得到落實。然而，皇帝口含天憲，命為制、令為詔的專制制度和層層隸屬的社會結構，滋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專制君主，什么天道制約、禮義說教、秉筆直書，面對至高無上的皇權統統成為一紙空文。黃宗羲、唐甄與此不同的是，力圖從權力結構的本身，分解出制約君主的力量，以對君主的他律而不是自律，實現抑制權力的主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孟德斯鳩“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思想。
當世界走向近代化的十六、十七世紀，已有西方的科技和宗教輸入中國，但從未發現有政治思想的引進。這就是說，這樣接近西方“以權力制約權力”的言論，是在沒有任何西方政治思想影響下，從中國本土萌生的社會思潮，這比盧梭、孟德斯鳩的理論要早一個世紀。其時的中國，并無資本主義，更無工業革命，在思想上卻超越經濟發展的局限，先期提出限制君權的主張，這表明限制君權是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不論東方和西方，不論國情和時代，凡有君權泛濫之處，就有抑制君權之主張。激烈的社會矛盾，促發中國政治思想的早熟，正如梁啟超在上個世紀20年代所說，在“盧騷(今譯盧梭)民約論出世前之數十年，有這等議論，不能不算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
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們，身處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中，經歷了國破家亡的慘痛教訓，悟出這一真理，真是摳心瀝血! 黃宗羲曾經是一名憤青，搞過暗殺，亡命海上從事反清復明，最終又隱退書齋，寫下這一不朽之作，在思想上從反對異族統治升華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他們上下求索，不約而同地采用的書名是《藏書》( 李贄著)、《潛書》(唐甄著)、《明夷待訪錄》《留書》(黃宗羲著)，以“藏”、“潛”、“留”、“待訪”表明他們的期待，今世不能為的，留給后代再作為。閱其書，觀其行，拳拳之心令人感慨!
歷史不負有心人啊! 到19世紀末，梁啟超發現《明夷待訪錄》這一湮沒300 年之作，如獲至寶。晚年的他對維新和立憲活動作了總結說:“ 總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復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又說:“ 在三十年前----我們當學生時代，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梁啟超語，均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五、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與此相應的是，孫中山在革命初期也廣為散發這一書籍。在風云變幻中，不論是立憲派和革命派，不論他們有多少分岐和爭論，都以《明夷待訪錄》為原動力，在制約權力、反對專制主義上達到一致，此非天意，實乃世局所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