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已無法控制各省的離心傾向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辛亥所發生的是一場什么性質的革命？周錫瑞在《改良與革命》一書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兩張面孔：一張是進步的，民主共和主義的面孔；在某種程度上，掩蓋著另一張‘封建主義’的面孔。兩者都把中央集權獨裁專制，當作攻擊的目標。”以往對辛亥革命的研究集中在前一張面孔上，而對民主所遮蔽的另一張面孔缺乏注意。事實上，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的同時，也是一場封建的革命。

 

　　這里說的封建，并非政治術語中“半殖民、半封建”意義上的封建，而是西周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歐洲中世紀的分封制。西周分封制到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自秦始皇之后中國大部分時間都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于是封建在士大夫心目中，成為一段不可抹去的歷史緬懷，每當皇權專制過于嚴酷的時候，復辟封建便成為對抗皇權的重要方案。明末的顧炎武將封建制度視為古代圣人公天下之大法，希望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然而，封建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中央專制的死敵，讓大一統政治解體，同時也會造成天下分崩離析，各地封建割據。歷代中國政治就在專制與封建之間循環動蕩。專制與封建是一對怪胎，相互以對方的存在為前提，又彼此為敵與對抗。封建割據久了，會產生中央集權的反彈，而皇權專制過了頭，又會刺激封建的再生。專制與封建的相伴相抗到宋明之后尤為顯著。明太祖之后皇權專制空前強大，士紳階級無法得君行道，走上行路線，遂改為下行，試嘗走入鄉野，覺民行道。這一以士紳階級為中心的鄉村自治，乃是一種平衡皇權的封建努力。辛亥革命與宋明以來這種以鄉村自治為目標的再建封建有著隱匿的歷史傳承關系。

 

　　溝口雄三的研究發現，從宋明的鄉里空間，到清末的一縣自治，再到辛亥革命的各省獨立，由鄉而縣至省，逐級放大，遂使辛亥革命采取了典型的封建形態，它具有如下的特點：“（１）這是一場導致持續二千年之久的王朝體制崩潰的革命；（２）采取了各省獨立的形態；（３）其結果是舊體制的解體，革命后國內紛呈四分五裂之狀；（４）實現革命的主要勢力，并非傳統型的叛軍或異族軍隊，而是蓄積于民間的‘各省之力”。”

 

　　1911年垮臺的不僅是一個專制王朝，而且是一個長達兩千年的中華帝國。帝國的存在，一靠的是中央政權的實力，二是帝國所憑借的文明。然而，到了清末，中華帝國駕馭各省的實力大大衰落，地方坐大，國庫羞澀，清廷已無法控制各省的離心傾向。維持帝國核心價值的儒家文明也日益式微。于是，當革命發生時，不僅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且帝國內部也分崩離析。從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神圣羅馬帝國，到奧匈帝國、蘇聯帝國，幾乎所有帝國的瓦解，都伴隨著帝國內部的四分五裂，各地的獨立或再封建化。推翻中華帝國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典型的封建形態，即各省獨立。這種獨立類似于美國的獨立戰爭。美國革命中的13個殖民地不再承認英國的宗主國統治，是為獨立；而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也是不再奉清朝政府為正溯。辛亥既是一場共和對專制的革命，也是地方對中央的革命，封建對皇權的革命。這一各省獨立的革命形式，在后來又演過多次，二次革命中的江西獨立，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西南各省獨立，都意味著在辛亥之后，中央政府是否合法有道，其判斷的標準已轉移到地方，即各省是否承認中央的最高主權權威。

 

　　民主與封建彼此糾纏

 

　　根據陳志讓的分析，各省的獨立由三大勢力促成，一是主張或同情革命的地方紳士，二是擁護或同情革命的新軍，三是反滿的秘密會社所領導的群眾。推動革命的這三部分人形成了民國初年的地方勢力。辛亥之后，名義上有統一的中華民國，實際格局則是各省有自己的軍隊，有地方色彩濃厚的紳士精英，有割據一方的督軍、省長。再次興起的封建勢力借革命而起，尾大不掉，即使在袁世凱的強人政府時代和蔣介石的專制時期，地方軍閥和割據勢力始終是一個無法克服的內在障礙。袁世凱的稱帝敗在各省的不予認同，蔣介石的幾次下野也是為地方軍閥“逼宮”所致。

 

　　辛亥革命的復雜性在于，民主與封建彼此糾纏，封建的復辟以民權的名義進行，民權的擴張也以地方封建為后盾。同盟會原先不過是一個松散的、秘密的革命團體，到民國初年改組為國民黨之后，一夜之間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勢力之所以急劇擴張，主要來自于革命之后各種地方勢力的趨炎附勢。它們畏懼袁世凱的中央強權，希望維持在革命中獲得的地方利益和各省自主性。民國初年圍繞著權力進行的民權與國權之爭、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對抗，都可以從民權、內閣制和國會主權之中，發現地方封建的蛛絲馬跡。

 

　　當民主訴求的背后實際反映的是封建的地方利益時，政黨很容易流變為缺乏政治信念的朋黨，維護的只是小集團或一己的私利。二次革命之后，一時似乎強大無比的國民黨急劇沒落，分裂成多個缺乏政治理念和凝聚力的小團體，革命黨內部的迅速封建化乃是外部的封建勢力滲透所致，民權的理想追求蛻變為保存一己私利的功利考量。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之中，封建并不是一個壞東西，反而是黃金般的三代理想。按照顧炎武的設想，寓封建于郡縣之中，可以補中央集權之不足，“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晚清地方自治復興的即是晚明“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理想。地方自治以鄉里自治為起點，逐漸擴大到縣一級，形成了“以士紳為中心的管理型公共領域”。待1909年各省咨議局成立，地方士紳在實現“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目標中跨出了實質性一步。革命之后，如陳志讓所指出的：“分崩離析的中國表現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雙重的分崩離析，而兩者又是互相關聯的。”獨立戰爭后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大小各州四分五裂，國將不國。于是召集費城會議，各州通過艱苦談判，求同存異，最后通過制定憲法，建立了聯邦制的合眾國。革命后的中國本來也應走以制憲為中心的合眾建國道路，然而各種政治勢力的重心不在制憲，而在爭奪國家最高權力；內閣制也好，總統制也好，都是圍繞著國家主權的爭斗。而無力窺覷皇位的封建軍閥勢力，則借助地方自治的名義，割據一方，搞成一個個土圍子和小獨裁。誠如顧炎武所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美國在建國之前，各殖民地便有百年之久的地方自治歷史，為共和憲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堅實的經驗傳統。但在中國，地方自治不過數年，封建傳統雖歷史悠久，卻“其專在下”，掌控地方大權的不是自治的人民，而是無數個小專制者。辛亥之后各省建立的大都是軍紳政權，擁兵一方的軍閥與當地士紳聯合執政。科舉制度和官員回避制廢除后，家族主義和地方主義在辛亥前后急劇抬頭，地方軍紳政權為了保住革命之后的封建成果，對抗中央權力，湖南等省提出了聯省自治的統一方案，各省制定省憲，通過聯邦制的方式統一全國。然而，這一表面模仿美國建國道路的方案，卻缺乏地方自治的實質內涵，陳獨秀尖銳地批評說：“武人割據是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之聯省論，不過冒用聯省自治的招牌，實行‘分省割據’、‘聯督割據’罷了。”

 

　　歷史留下的復雜遺產

 

　　革命之后，首先面臨的是重建秩序。圍繞著如何重建秩序的問題，民初發生了一場民權與國權的論爭。一個新興的共和國，究竟是民權至上還是國權至上？在這場論爭的背后，同樣潛伏著封建與集權的沖突。革命后迅速壯大的國民黨，高舉人民主權的旗幟，試圖建立以議會權力為中心的內閣民主制，以對抗逐漸顯露苗頭的袁世凱的總統集權。聚集在國民黨周圍的，是各省的地方民主派和封建勢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國民黨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其成員也大多為出身于草根、在革命中一夜嶄露頭角的地方精英。而與國民黨主張地方分權相對抗的，是要求中央集權的進步黨，該黨從晚清的立憲派發展而來，其頭面人物如梁啟超、張謇、湯化龍等，都是具有傳統功名的全國性精英，其關懷不在一城一地，而是整個國家的命運。他們担心地方勢力坐大之后，無法形成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因此主動靠拢袁世凱，希望借助強人政治統一全國。進步黨人打著國權至上的旗號，試圖壓抑革命后崛起的封建勢力。由于民主與封建糾纏在一起，國民黨人在追求民主的同時也扶助了封建。而中央集權又與強人專制難解難分，進步黨人追求中央集權又無異幫助了強人專制。無論民權派還是國權派，在民初都陷入了難以解脫的政治困境。辛亥革命雖從美國革命的地方獨立開端，但革命之后卻偏離了立憲建國的道路，各派轉而追逐國家最高權力，遂釀成民國初年政治秩序遲遲不得重建的亂局。

 

　　1911年的辛亥革命，創建了新的政治共同體，卻沒有同時創建共和政體賴以存在的正當性基礎——憲政，權力歸屬問題始終壓倒權威重建問題。這使得近代中國政治的根本癥結在于只有權力之爭，而始終缺乏政治的權威。軍閥與政客們假借民意建立所謂的法統，而輿論只關心權力背后究竟是有道還是無道，很少注意法統背后的正當性危機。憲政遲遲未能建立，由憲法所體現的政治權威始終缺席，戰亂不斷，革命接踵而至，而每一次統一的結果，建立的都是獨斷權力的中央威權。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憲政始終匱乏。

 

　　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的確是20世紀中國的開端。一個世紀之后，中國依然承受著歷史留下的復雜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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