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尚未完成的制度探索

簡體傳統

中國近代史，充斥了各種革命，從太平天國革命到辛亥革命，從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人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視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不同的政治或社會后果，不同社會和經濟階層的人們也各自從不同角度來理解和解釋這些“革命”。
將所有革命聯系起來考慮，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始終都在尋求一個新的更為有效而合理的政治制度，它既不同于舊帝制，同時也要反映中國自身需要，并能承繼其歷史和文化傳統。

辛亥革命的遺產

從某種程度上說，1911年辛亥革命有其兩方面的政治遺產：一是帝制結束，如果沒有帝制的結束，就不可能有中國新的政治體系的實驗；二是中國真正開始對國際上的政治模式感興趣。這種努力和探索自辛亥革命之后始終沒有停止，延續迄今。
辛亥革命起始于晚清的洋務自強運動、戊戌變法以及后來的“新政”改革，如果沒有這些新的變革和新政策，不可能產生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的核心是中國需要在一個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中國擺脫了一個舊的政治體制，并試圖采用新的政治制度，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講，1911年是一個失敗，因為它沒有成功建立起一個共和政府并實現穩定的國家治理，以致造成中國的軍閥格局。但是，中國對新體制的探索開始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便找到美國的科學家，就如何建立中國的民主政府問題進行咨詢。后來，美國的政治學家來到中國，說中國應該照搬美國模式，但是袁世凱說，中國太不一樣了。袁世凱和美國顧問之間的關系很有意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后來美國專家鼓勵袁世凱恢復帝制，說也許中國應該恢復帝制。
事實上，1912年至1914年的三年時間里，中國對于國際上的政治模式很感興趣。此時，正值美國28屆總統威爾遜提出“國聯”想法，即提倡國際和平和在全球實現民主化。當時，除了美國模式，中國也開始注重其他政治模式，如日本、德國模式等，政府也派出代表團到國外就“政治模式”問題進行了解和學習。
孫中山被共產黨和國民黨都稱為“國父”，因為他致力于尋求中國新的政治制度，他在日本和美國受過良好教育，對中國之外的其他模式也比國人要知道的多。辛亥革命爆發時，他正在美國的科羅拉多，當時中國對于美國的政治模式特別感興趣，但后來由于“五四”運動得以改變，“五四”運動徹底結束了美中之間的“羅曼史”。

倒向蘇聯模式

1919年，正當中國知識分子在尋求政治模式的時候，美國的政治專家顯得無能為力，而恰逢此時，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取得勝利，“蘇聯”模式便對中國知識分子充滿著極強的吸引力。
理性看來，中國和前蘇聯都是屬于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所進行的現代革命，蘇聯和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時，蘇聯雖然屬于西方陣營，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對中國來說，則意味著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批判和反對。很快，中國人便從美國模式倒向了“蘇聯模式”。孫中山去世時，中國正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此時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爭論哪種模式更為重要。因為1911年讓中國看到了實驗其他制度的可能性。人們很難判定這種模式的轉化是成功還是失敗，但事實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革命有著十分相似的地方。
于是，在1924年－1925年后，蘇聯人開始給中國提供顧問和意見，他們提出一個關于制度結構的新做法，就是把軍隊、政黨、國家分離開來，這是一個現代政治制度的結構概念，從某種程度上講，它繼承了1911年的遺產，即從海外尋求政治方法，拒絕帝制，這是一個承繼中的變革。
所以，從政治角度來講，國共兩黨都接受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建構體系；從政黨角度，它比1911年要強大，這也是為什么共產黨和國民黨有許多相同之處。如果看一下國民黨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文件，再加上臺灣的一些文件資料就可發現，國民黨與共產黨幾乎沒有什么不同，因為都是蘇聯人做的顧問，也都是列寧主義的組織形式建立的，但是不同的是，國民黨沒有能力實現社會革命。因為國民黨的政治利益與一些商界領袖、地主利益密切相關，它是一個政治和軍事上的革命，但作為社會革命它不會成功。
客觀地說，1925年－1926年間，國共合作有其可能性，但是1925年－1926年之后，尤其是1927年后，國共兩黨越走越遠，共產黨變得更為激進，而國民黨變得更加保守。1925年－1927年是很有意思的階段，當時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打擊軍閥。這一時期充滿了暴力，紅色恐怖、白色恐怖籠罩，但也有一些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或一些國民黨人加入共產黨。這是非常關鍵的歷史時期，因為它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性質：革命與強有力的軍隊聯系在一起。

國共歧途

國民黨時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時期，一方面國民黨內部本身很復雜，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再加上日本入侵中國，所以國民黨時期也要分成幾個不同時期：
1927年－1928年，國民黨在南京建立政府。而1927年－1937年在南京的十年時間里，國民黨政府相對強大，也相對能夠做些事情。這一時期，他們有很多理想主義實驗，如新生活運動、土改等，在福建與其他地方展開，國民黨在很多方面做了文化變革和社會改革的努力，但是他們沒有獲得成功，原因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與中國的資本權貴階級密切相連，即國民黨和中國資本家、地主和國民黨黨員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國共兩黨作為蘇聯模式建立的政黨，其不同之處在于，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國民黨從來沒有這個基礎。共產黨和國民黨有一點是相同的，兩者都是由知識分子領導，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都是知識分子，但共產黨的領導人多數都來自農村。
就拿安源來說，毛澤東把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這非常重要，兼具城市和農村特點。毛澤東、李立三在上世紀20年代都去了安源，他們是共產黨領袖，都來自湖南，而安源在江西，但它離湖南很近，安源的很多工人都來自湖南，說湖南話，共產黨能夠組織這些工人，國民黨從來都做不到。
研究國共兩黨早期領導人的不同，并不是說有些人更像知識分子，而有些人不像，而是他們都是知識分子，但是國民黨的領導人來自城市，共產黨的領導人來自農村，這很關鍵，因此共產黨能夠在農村調動群眾，而很多工人實際上也是來自農村，他們經常回到農村。因此，早期的中共領導人能夠了解工人，當國民黨把共產黨趕出城市時，共產黨人很快就能適應，因為他們大多來自農村，熟悉農村的習慣和文化。
共產黨革命勝利的真正秘訣是他們能夠以中國的方式，搞出一個蘇聯模式，雖然模式是蘇聯的，但感覺上卻是一個中國自己的模式。就如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感覺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屬于中國自己，但實際上與蘇聯一模一樣。
雖然1911年中國沒有能力建立起一個穩定的政治體系，但其框架仍屬現代的政治體系，比帝制強很多，因為有政黨、政府、軍隊的機制，雖從蘇聯“進口”，但在中國能夠“成功適應”。

未完成的探索

中國領導人的高明之舉還在于保持其歷史的連續性，一方面在天安門把毛的畫像掛上去，一方面也曾讓馬恩列斯的畫像同樣掛在天安門上；一方面2008年奧運會顯現其現代特質，一方面讓人感覺中國的古老文明。而20世紀80年代的鄧小平改革，更顯示出一種大智慧，既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延續性，又可以改變毛澤東過去所實行的錯誤政策。
從政治上來說，1911年以來中國的制度是非常西化的，只是共產黨很好地利用了政治文化，讓人們覺得是中國產物。當然，制度時間的長短本身不能說明問題，重要的是讓人們感到現存制度的合理與公正。
從某種程度上說，國共兩黨都受蘇聯影響，國民黨首先建立了一支軍隊，建立了一個列寧式的政黨國家，共產黨從國民黨那里學到的，就是如何讓一個列寧式的政黨國家運作起來，但是毛澤東與國民黨做的完全不同。
首先，毛澤東調動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第二，毛澤東利用中國文化資源，比國民黨更為技巧。國民黨試圖這么做，如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但不怎么成功，蔣介石用了很大努力，都沒有成功，因為他沒有從本意上理解中國的大眾文化，毛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好地利用了這種中國文化。其實，毛澤東充分利用傳統中國社會所賦予他們領導者的角色，而宣傳了其實是號召大眾進行革命的這樣一種運動。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相同之處就是能夠用容易理解的方式和語言與老百姓說話，毛、鄧的語言都很好，非常附和文化的方式，如鄧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等等，這種說話方式，讓人們能夠理解。而毛與鄧的不同之處，則在于毛有時做一些非理性之事，尤其在實現其目標過程中，愿意看到混亂，以大亂得到大治；而鄧則希望能夠更好地控制進程而有秩序。
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是在保持強大政治體系的同時，建立了區別于傳統的一個經濟制度。在毛澤東時代，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蘇聯模式，盡管有不同之處，但基本上來說是蘇聯模式；但在鄧小平時代，政治制度仍屬蘇聯模式，但經濟制度是朝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因此，鄧小平最大的貢獻是把政治上的蘇聯模式和經濟上的西方自由模式結合一起，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是一種創造。
但鄧小平的制度探索遠沒有結束。中國的將來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預測中國未來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對中國造成了極大影響，很多人都說“文革”是大錯誤，但是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正將成為中國的領袖，他們的行為處事勢必受到“文革”影響，他們或許担心重新出現“文革”的混亂，設法保持中國的政治穩定。這可能會有大危險，因為如果一個體系本身太過穩定，也就意味著不穩定。
中國制度的積極一面，就是有其靈活性并能承載各種挑戰，如果只關注政治穩定，就可能無法適應其穩定性，因為社會在變，但若機制不變、體系不變，則難以適應其變化。拭目以待。　

本文由本刊記者張燕冬、王宇根據采訪稿整理。
來源于《財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