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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河是一條文化含金量很高的河，人們提到它，不由自主就會把歷史拉出來。有關秦淮河，無非兩種聲音。一是它的繁華，十里秦淮，六朝金粉，許多人大把地扔銀子，醉生夢死，快活一天是一天。一是它的傷感，“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這是醉醒時分的感覺，往事不堪回首，所謂“歌舞樽前，繁華鏡里，暗換青春發”。兩種聲音結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現秦淮八艷，出現李香君和柳如是，出現馬湘蘭和寇白門，艷絕風塵，俠骨芳心，雖然是妓，卻比男子漢大丈夫更愛國。人們不愿意忘掉這些傾國傾城的名妓，在詩文中一再提到，溫舊夢，寄遐思，借歷史的傷疤，抒發自己心頭的憂恨。

風流不忘愛國，這是秦淮河槳聲燈影中的重要旋律。說起來也可笑，中國的文化人有時候真沒出息。明亡于清以后，漢族士大夫沒能耐復國，只好到秦淮河去愛國，在妓女中尋覓知音。自宋朝南遷，中國人的柔弱委頓之風，逐漸惡習難改。武不能收復失地，文不敢針砭時弊，結果就只能一頭扎進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圈里打滾，在琴棋書畫上消磨時間。有了這樣的中國人，國家不亡也怪。醉生夢死造成亡國，亡了國，更加醉生夢死。

太平天國一路打到南京，首都便定在了這里。農民起義，想問題總有些簡單。洪秀全顯然不喜歡妓女，一到南京，就下令禁妓，而且他顯然還是一位要干涉別人性生活的天王，在他眼皮底下，男女得分開來住，設男營和女營，即使是夫妻，也不能隨隨便便。管得這么嚴，秦淮河的妓女沒飯吃，只好往上海的租界跑。這一跑，南京的商業蕭條了，民風干凈了許多，秦淮河的繁華也不復存在。繁華是人民群眾享受物質生活的重要前提之一，妓不是個好東西，可是有時候就這么怪，缺了它，秦淮河不僅不熱鬧，而且害得許多與妓女配套的行當，都沒飯吃。

曾國藩的湘軍來到南京，雖然殺了不少“長毛”，可他畢竟是讀書人，知道迅速恢復繁華的重要，也知道如何恢復的竅門。要繁榮商業，最立竿見影的辦法，就是“效管仲設女閭”，允許恢復六家妓院。曾國藩被譽為封建社會的“完人”，立功，立業，還立言，死后被追謚為曾文正公。他的古文成就很高，大家所熟悉的《曾文正公家書》，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是暢銷書。曾國藩成為清古文桐城派后，湘鄉派的杰出代表。名師出高徒，他的學生俞樾和薛福成，也是很好的古文家。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師，是已故紅學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而中學課本中常選的《觀巴黎油畫記》就出自薛福成之手。

就是這么一位完人曾文正公，繁榮南京的市容，也只能出此下策。據說一開始的那六家妓院，是硬指標，妓院的人數多少不論，妓院數量不許突破。這當然是騙人的鬼話，只要開禁，事情也就明擺，開了禁就別想再攔住，魔瓶的塞子被拉開，魔鬼的節日也就到了。《清稗類鈔》第十一冊上記載了當時的情形：

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麇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聞風而來，遂大有豐昌氣象矣。

開禁果然立竿見影。談到近代上海經濟史，有一點不該回避，這就是太平天國的革命，把南京的有錢人，都嚇到上海租界去了。別以為租界的繁華，是外國人的恩賜，外國人賺的可是中國人的錢，是中國人自己繁華了租界。秦淮河開禁，商人富紳和成群結隊的妓女又攜手重返，上海租界人口驟減，工商業立刻隨之蕭條，于是“阛阓遽為減色，擲纏頭者非復如前之慷慨矣”。

繁榮“娼盛”是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現象。娼盛是一個尷尬的場景。羅素在《婚姻革命》中，認定賣淫制度輔助了婚姻制度，而妓女得以存在的真相，就在于社會“另立了一些女人，滿足男人的需要，對于這種情形，社會雖然羞于承認，但又不敢使人們得不到滿足”。西方的一位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公然把妓院比喻成一座宮殿中的下水道，沒有下水道，整個皇宮便積滿污物，如果將妓院從世界上清除掉，那么整個世界會充滿獸奸。據說當年德國首相俾斯麥訪問英國，在一軍港上岸后，發現市面很蕭條，一打聽，得知是禁娼所致，歸國后便宣布英國海軍不可怕。英國人聽說了，想想很有道理，立刻解除娼禁，市面隨之繁榮。

無論是一代完人的曾國藩，還是哲學家羅素，還是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還是德國首相俾斯麥，共同點都不是以一個嫖客的眼光來看問題，他們自己并不是嫖客。多少年來，禁娼和開禁，始終成為秦淮河的話題。因為有了禁，所以要開禁，而開禁，又意味著新的禁令很快就會頒布。翻開厚厚的歷史，找不到公開贊賞妓女的政府。公元前600年，齊國的管仲設女閭，“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所謂女閭，就是妓院，是世界歷史上有案可稽最早的泄欲場所，和它相比，由梭倫創造聞名世界的雅典國家妓院不得不屈居第二。

古代稱妓為官婢，亦曰官奴。漢武帝時設營妓，營妓的作用，是在軍隊中“獻伎，呈身，侍宿”，妓是帝王犒賞和控制軍隊的手段之一。在人們的心目中，妓總不是什么好東西，除了唐朝，各朝政府對妓，差不多都是采取了禁的態度，當然這禁，只是不許政府的官員嫖娼宿妓。在封建時代，妓是官方行為，具有國營性質，即一切都由國家管理，官方來保護和收稅。官員嫖娼是犯法的，女人私自賣淫，也犯法。逼良為娼是個很大的罪名。

古代的“妓”和“伎”相通，意謂妓不僅賣身，更多的時候是賣藝。官妓和營妓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國家劇團，而古人和妓女來往，精神享受絕對多于肉體交易。官妓時代和私妓時代的禁，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禁止政府官員出入風流場所，后者不許私自非法賣淫。簡單地說，秦淮河的繁華，和官方允許的妓院設在這里有關。古人要想風流，就可以帶著大把的銀子到這兒尋歡作樂。古時候，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開設妓院。秦淮自古多情水，這里既然給了特殊的政策，于是經濟也就得到了特別的發展。

乾隆年間出版的《續板橋雜記》上寫著：

秦淮河房，向為妓者所居，屈指不過幾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自十余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無虛日。

秦淮河從官妓時代步入私娼時代，一切都改變了，從崇尚歌舞技藝，擅長琴棋書畫，轉化為赤裸裸的人肉交易。“國營的公娼”逐漸敵不過“個體的私娼”，妓女已成為純粹的泄欲工具和被剝削對象。秦淮河再也出不了李香君和柳如是，出不了馬湘蘭和寇白門，嫖客中也見不到侯方域和陳臥子。自晚清以后，民風大變，不屬于國營而是個體的私娼，野蠻拉客，到處泛濫，秦淮河獨步妓壇的風光已一去不返。上海的租界，北京的八大胡同，廣州的陳塘和東堤，很快就顯露出后來居上的崢嶸。

1923年，年僅二十五歲的朱自清，和比他小兩歲的俞平伯結伴游秦淮河，兩人分別以此經歷，寫了同題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發表在當時的《東方雜志》上。這兩篇文章影響很大，被譽為美文的范例，常常被選入課本。其實，僅僅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文章都很稚嫩，并不適合作為范文。朱俞二位當時還年輕，而且那是白話文剛開始的年頭，除了魯迅和周作人兄弟，能寫出嫻熟的白話文的人并不多。

這兩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在于流露出了當時進步青年的活思想。“進步”這兩個字，在今天似乎已經不太重要。進步仿佛只適合于那種特別落后的時代，在進步的時代里，我們常說的詞是時髦。朱自清先生是第二次游秦淮河，第一次什么時候，他沒說，只說自己過去曾隨著朋友，去聽過兩次歌，這次重游，聽說歌妓年前已被取締，“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這是故事開始前的心態，朱先生顯然是喜歡聽歌的，聽說沒有歌女了，有一種說不出的遺憾。

沒想到游河時，歌妓不但照樣出現，而且與過去相比較，有過之無不及。公然有人跳上船來，死皮賴臉糾纏著讓點歌。不妨想象一下當時的窘境，本來還覺得有些遺憾的朱先生，此時胸口怦怦直跳，在槳聲燈影中接過歌本，裝出大方地向歌妓們瞥了一眼，胡亂將歌本翻了幾下，趕緊奉還。來者又把歌本塞給俞平伯先生，俞先生連接的勇氣都沒有，不住地揮手，說“不要，不要”。

糾纏的人實在太多，這條船過去了，那條船又迅速靠拢過來。此時此情此景，真正感到不自在和狼狽的，只是朱先生和俞先生兩個書呆子，在皮條客瘋狂的夾擊下，他們狼狽地逃跑了，事后開展了一番當初應該如何拒絕的討論，朱自清覺得板著臉說“不”的態度太冷，太傷那些歌妓的心，無論有什么樣的理由，讓歌妓的希望落空，多少有些“不作美了”。朱先生認為應該和顏悅色，好聲好氣，和皮條客擺事實講道理，應該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俞先生覺得朱先生的想法太可笑，因為皮條客完全有理由可以反問，他們可以理直氣壯，說你們又不是太監，為什么不能做。如果和皮條客解釋為什么，又無異于對牛彈琴。大家都覺得對方不對，這兩種人水火不容，沒辦法一起說道理。朱先生、俞先生的《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既讓我們窺探到當時“娼盛”的一斑，又讓我們看到新一代知識分子，和以往的舊文人，心態上已經有了劃時代的不同。朱先生坦然承認了自己想聽歌的愿望，聽歌不比狎妓，正如歌妓可以賣藝而不賣身。秦淮河上歌聲四起，歌舞升平，當時唱的顯然都是小曲，肯定動聽。然而理智往往能占上風，朱先生明白歌是一種自然流露，歌妓既然被逼為歌，其歌必然失去藝術趣味，因此，對于她們的不幸身世，應該哀矜勿喜。俞先生更以周作人的小詩表明自己的觀念：

我為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

為了自己的妻才愛女人。

《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美化了河水，讓人們誤以為當時還是一池清水，其實，這完全是一個錯覺。比今天嚴重污染的秦淮河的水質略好一些，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秦淮河就屢屢臭不可聞。秦淮河的文化變了味，秦淮河水，也一起改變了顏色。秦淮河的繁華，并不因為它僅僅是人肉市場，然而繁華二字，卻脫離不了藏污納垢。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新任市長劉紀文要建立新首都形象，下令禁娼。不久，蔣介石又提出要搞新生活運動，秦淮月牙池那道照壁上，赫然寫上了“實行新生活，嚴禁煙賭娼”十個大字，風氣頓時為之一變。可惜，時逢1929—193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備受影響，南京工商團體迫于經濟形勢，建議政府解除禁令，秦淮河于是很戲劇性地進入了禁還是不禁的怪圈。各界人士紛紛商討論證，得出的結論是禁了明娼，暗娼并未見少，作為重要財政收入的花捐，反而全部流失。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新任市長劉紀文要建立新首都形象，下令禁娼。不久，蔣介石又提出要搞新生活運動，秦淮月牙池那道照壁上，赫然寫上了“實行新生活，嚴禁煙賭娼”十個大字，風氣頓時為之一變。可惜，時逢1929—193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備受影響，南京工商團體迫于經濟形勢，建議政府解除禁令，秦淮河于是很戲劇性地進入了禁還是不禁的怪圈。各界人士紛紛商討論證，得出的結論是禁了明娼，暗娼并未見少，作為重要財政收入的花捐，反而全部流失。

盡管有婦女代表堅決反對，南京轟轟烈烈的禁娼，最終不了了之。新生活很快被譏為“性生活”，禁娼也成了“事實上竟不能禁，而形式上不能不禁”的游戲。當時的《大夏晚報》曾做過詳細報道，說市府路一帶有“私娼集團拉客舉動”。“集團拉客”四個字，如火如荼，頗為壯觀，報道的結尾說：

我們贊成禁娼，也不反對開禁。政策的施行，應該求其貨真價實，掛羊頭賣狗肉，是最要不得的。

這篇報道說出了當時的“娼盛”真相。民國時期秦淮河的繁華，有無數歷史老照片可以作證。燈紅酒綠，槳聲燈影，隨著南京城內的小火車和寧蕪線接通，新建的鐵路橋太矮，大畫舫無法經過，加上水太臭了，人們開始紛紛上岸，在秦淮河沿岸大做文章，貢院街一帶“戲茶廳”鱗次櫛比，歌女舞伎登臺獻藝，游蕩子弟趨之若鶩。30年代以后的秦淮畫舫，已經失去了往日魅力，是否在秦淮河里蕩舟，已經變得無關緊要。

一艘艘停泊岸邊的畫舫，成了歌女清唱的舞臺。夫子廟一帶是流行歌曲泛濫的地方，京戲、文明戲、新式話劇、好萊塢電影、大鼓、說書、評彈，各種藝術形式，都能在這里找到觀眾。和全國各地的妓女集中地有所不同，秦淮河娼妓再多，以娛樂為主的特色，始終沒有變。秦淮河怎么改變，仍然還是一個藝術世界。民國前是這樣，民國后也是這樣，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是這樣，抗戰以后，在汪偽政權的統治下，仍然是這樣。秦淮河從來就不僅僅是妓女和嫖客的天下。

在南京人眼里，燈紅酒綠，秦淮歌女的身份，一直很可疑。沒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賣藝不賣身，但是從一些歌女的行為上，仍然能看到“秦淮八艷”的遺韻。當年張恨水在南京定居，常聯絡一幫文人記者，與相熟悉的歌女雅聚，借喝茶而座談。歌女訴說自己的故事，說男人的種種丑行，最后都變成了張恨水的小說。和“秦淮八艷”一樣，秦淮河的歌女向來是小說中的重要人物。其實，歌女中成才的大有其人，譬如王玉蓉后來成為京劇名伶，王熙春步入影劇界，成為上海的電影明星；譬如黃梅戲中的頭牌花旦嚴鳳英，一度也在秦淮河畔賣唱伴舞，她當時的名字叫嚴黛鳳，知道的人也許還不太多。

當歌女身不由己，出淤泥也可以不染，很多歌女力圖改變處境，想把握自己的命運。譬如群芳閣舉辦的歌后評選，曾以得票最多當選“歌后”的王玉蓉，就一邊賣藝，一邊偷偷地在京華中學讀書。新女性是當時許多年輕女性仰慕的目標，即使是俗為歌女，也心向往之。王玉蓉當上了歌后，有人向經常涉足青樓歌場的校長告密，道貌岸然的校長聞訊勃然大怒，認為歌女和妓女如出一轍，立刻以敗壞學風為名，將王玉蓉開除出校。校長能出入歌場，歌女卻不能讀書，難怪當時有記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紛紛寫文章抨擊。

抗戰前，為了有別于私娼，南京的歌女曾被勒令佩戴桃花章。歌女們覺得此舉有損人格，一個個拒絕佩戴。南京的各大報紙，為此展開了激烈論戰，雙方引經據典，褒貶桃花。一方認定桃花好，如“艷如桃李”，如“桃符”為祥瑞；而另一方卻堅決反對，提出“桃花命薄”、“桃花江是美人窠”、“輕薄桃花逐水流”等比喻。連算命的也按捺不住，跳出來湊熱鬧，說桃花是兇星，主“男為癆瘵，女為風塵”。

當局的勒令顯然帶有歧視。胳膊扭不過大腿，歌女們不樂意，也只能佩戴，因為違者將被吊銷營業執照，人總不能不吃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南京的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基于國難當頭，下令取締女招待侑酒。“侑”是勸的意思，有些相當于今天的陪酒女郎。女招待不許再勸酒，而且和歌女一樣，也要著侍服佩證章上崗。四個多月以后，南京淪陷了，這一點，新生活運動委員會的官僚們并未想到。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