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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湯一介　

采寫：劉晉鋒

來源：2004年新京報

▲攝影：劉晉鋒

偷了金子到延安

我們各自回到家中偷金子出來當路費。我在家偷了一只金筆和一塊金表，后來把筆給賣了，表沒賣。

我小時候成績并不好，留了兩級。1939年的時候，我跟隨父母從北京轉到昆明，先是在一所縣立中學，后來才轉到西南聯大附中，跟不上他們的教學，只好復讀初一。

初中二年級的下學期，一個叫余繩蓀的同學拿了一本《西行漫記》來給我們看。讀之后大家覺得延安非常有意思，很想去看看，而且那時我們都對訓導長不滿意，于是我們五六個人就相約去延安。

我們各自回到家中偷金子出來當路費。我在家偷了一只金筆和一塊金表，后來把筆給賣了，表沒賣。一個同學從家里偷了個金鐲子出來，那個比較值錢，我們的開銷主要靠它。

可是到了貴陽我們就被抓起來了，因為學校發現我們逃走之后，就往各地打電報。我們被關到警備司令部。大家商量著，如果被審查，就眾口一詞地說我們是想去重慶讀書。

我那時候還帶著《西行漫記》那本書，這在當時要被發現可就麻煩了。恰好關我們的那間屋子里鋪的是很破舊的木地板，我們就把書一張張地撕了，讓它們從地縫里飛下去。

學校的教務長來到貴陽把我們帶回了昆明。父母并沒有責怪我們，而且我父親還寫了封信給西南聯大附中，批評老師把孩子逼得逃走。

但學校不想收我們了，我們也不想回去，覺得很沒面子。我有個堂姐在重慶的南開中學教書，我就到那兒去念書了。本來我初二還沒有念完，但我就想讀高一了。

結果一考試，我的數學、物理都不及格，只好留級。班上同學都比我小，我覺得不自在，下半學期就回到了昆明。

1945年的時候，我先是在西南聯大的預科班讀書，但學習跟不上。抗戰勝利后我們返回北京，在重慶等飛機等了兩個多月。期間我嘗試考大學又沒考上，所以1946年我又去讀北大預科班，然后才考上北大。

▲湯一介與樂黛云

夫妻間甘苦相隨

后來人家告狀說我和她劃不清界限，狠狠批評了我一頓，給我嚴重警告處分。劃不清界限就劃不清界限吧，我還是繼續這樣寫。這些信本來應該保留，可惜的是，“文革”中怕抄家……

我和樂黛云是1952年9月13日結的婚。“9·13”林彪掉下來，這是不好的日子，是嗎？13在西方是不好的數字，但在中國是好數字，中國有十三經，小說《兒女英雄傳》里最有本事的是十三妹，還有十三太保……我們結婚時當然沒考慮這么多，但后來人家老說13不好，我就要說13好，總得找到根據。

我的婚姻應該說是非常好的，兩年前，我們在北歐度過了金婚。我們去參加一個會，別人都回國后，我和她去了瑞典，在海邊的一個旅館里住了幾天，回憶我們的往事。她送我一個兔子，她每到一個國家都想辦法買一只兔子送給我，我送她一條絲巾，是在瑞典的皇宮里面買的，很貴，好像要一二百美元。

但這些都是小事，主要是多年來我們很好地生活過來，沒有發生過矛盾，尤其是在很困難的時候，沒有發生問題。反右中，她成為右派，當時因為政治原因離婚的也很多。她被下放到農村去勞動的時候，我寫信給她都是寫“樂黛云同志”，我覺得她根本不是右派，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完全弄錯了。

后來人家告狀說我和她劃不清界限，狠狠批評了我一頓，給我嚴重警告處分。劃不清界限就劃不清界限吧，我還是繼續這樣寫。這些信本來應該保留，可惜的是，“文革”中怕抄家，我們將它們埋在蔣家胡同的一個院子的葡萄架下面，后來就找不著了。等到幾百年、1000年以后被人挖出來之后就是重要文物了吧。

“文革”中我受沖擊，她也盡量保護我。因為我在會上公開反對北大造反派的頭目聶元梓，所以成了黑幫。他們主要是打倒北大校長陸平，而我又是保衛陸平的，陸平每一兩天就被弄出來批斗一次，我是陪斗。有一兩個月，我白天勞動，晚上被關在一個屋子里寫檢查，樂黛云怕不知道我在哪，找不到我，就每天晚上都坐在哲學樓外面的坎上等我回來。

我們在困難時候都是相互關懷和信任的，這在50多年來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覺得我在25歲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結婚。

我們常常一起回憶我們的快樂時光：當北大還在沙灘的時候，我們在景山下的圖書館讀書，然后就去爬山；八十年代我們一起去旅游，見到非常美麗的冰川。這中間的那幾十年，我們都不愿意再去想了。

只能聽自己的

“文革”一結束，我就開始想：從此以后我應該聽誰的？因為我們以前都是聽毛主席的話，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話，那一定是我的不對。那毛澤東去世之后我聽誰的？

1971年我從江西勞改回到北京，担任北大哲學系教改組組長，給工農兵學員上課。

當時有個教授覺得這些學生寫的文章不通順，提議應該讓他們學學邏輯，我同意了，有人因此給我貼大字報，說邏輯學是資產階級方向的學術。

中華書局出版的《古代哲學資料》里面說孔子是由奴隸主轉化為地主的，這和毛澤東的說法不同。中華書局做檢討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我作為參與者之一也應該寫檢討……諸如此類的一些問題在1973年夏天反擊右傾回潮的時候就讓我很危險。

我担心如果又要被打倒了那該怎么辦？正好，毛主席提出要調一批北大教授去編“批林批孔”的材料，這些教授包括馮友蘭、周一良、張世英等人。我很愿意去，正好可以讓我逃過反右回潮的災難。

于是我們每天編材料，寫大批判的文章，還到各處去講解“林彪與孔孟之道”。比如：林彪說克己復禮，我們就說他的意思是想復辟資本主義。也是在那一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江青找我們去給帛書做注解，編大字本給毛澤東看。

1974年底的時候，江青到北大來，安排我給他講老子。我心里很緊張，生怕說錯話。可是我還沒講幾句，江青就開始發言了，那個會上基本上是我們在聽她講老子。

還有一次，我們陪同江青去天津視察，更讓我見識了她的可怕，她的手下都是她讓干什么他們就干什么。

吃飯的時候，我不小心提到斯大林，她就大發脾氣說：“不要提斯大林！”可等到“文革”結束江青垮臺后我們就麻煩了，說我們聽江青的話，把我們隔離審查了一年。其實我們對她根本不了解，傳達給我們的都是毛主席的話。雖然我們是受人差遣，但我聽命于他們的錯誤我都認賬。

1978、1979年我都不能教課，只能給古書做注解，直到八十年代我才重新開始教課。但是，“文革”一結束，我就開始想：從此以后我應該聽誰的？因為我們以前都是聽毛主席的話，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話，那一定是我的不對。那毛澤東去世之后我聽誰的？我覺悟到，要是聽別人的話你犯錯誤，到底應該誰負責就很難說。還是只能聽自己的話，當然也可能犯錯誤。

自由思想最重要

如果說我想讓孩子們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話，我希望他們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19歲的時候我看到林庚寫了篇《生》，覺得他認識不夠深刻，就寫了篇《死》。我說母親一生下我就意味著這個世界上將多一個墳墓。除此之外，我還寫了《論善》和《論人生的意義》。

對于人生的意義的理解，那時我寫道：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燒的時間長，但它照亮的面積也十分有限。烈焰轉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積更廣闊。我想直到現在，我的思想都沒有改變，還是寧肯選擇做烈焰。

就好比我現在做的這個儒藏的課題，困難很多，而且學校許諾的條件也有些沒有實現，但我還是想去做這個事情，縱然前面是地獄……

我的孩子沒有繼承家學，他們八十年代初就都去了美國。女兒在“文革”結束前，受到的正規教育僅僅限于小學。他們學的都是理科，兒子是物理學博士，但他沒有做學術，現在在一家企業工作，薪水很高，他自己很滿意，但我和他媽媽都不滿意，因為畢竟我們的家風是讀書人家。只好寄希望于孫子了，他曾在全美國的一次小學生數學競賽中是全美國第二、紐約州第一，我們中國的學生有學習好的傳統。

如果說我想讓孩子們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話，我希望他們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湯一介，1927年生，湖北黃梅人。195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90年獲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榮譽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價值與哲學研究會理事。著有《郭象與魏晉玄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等。

或許是因為有一位甘苦與共、又可以一起讀書問道的夫人樂黛云，湯一介在人生旅途中十分從容。

2014年9月9日，湯先生逝世，享年87歲。

■記者手記

我們一起從先生家里出來。他先是推開一扇虛掩的門，輕聲說：“樂，我出去一下。”

先生換鞋的時候，我隨口說了句：“您家鏡子前掛著這么多羊啊？”先生說：“她屬羊。但我家應該還是兔子多吧？”

我才發現：的確，屋里到處都擺著兔子玩偶。

先生突然興致勃勃地說：你來，我帶你看個東西。

于是，我看到了滿柜的、各式各樣、各種材質、新舊不一的兔子。先生像個炫寶的小孩兒一樣，露出天真而得意的笑容：“我屬兔，她每到一個地方都想法買只當地的兔子（玩具）送個我。”

您最喜歡哪只？

先生指著一個戴著領結的白瓷兔子說：“它！博士兔！”問他25歲生日是怎么過的。誰知這個問題竟然害得先生要掰著指頭算：“27年、37年、47年、48、49、50、51、52.”算出來后，他立刻就笑了，不假思索地說：“1952年，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樂黛云結婚。”后來，當他說到：胡世英老師要我去研究邏輯學的哲學基礎，我想我這個人數學不好……

我禁不住放聲大笑：“哈哈，我早看出來了，您代數不好。您看您算年齡的時候怎么不直接用27加25呢。”

此言一出，才驚覺自己的沒大沒小，但先生性情柔和，并不計較，也隨著我笑起來。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