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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經過幾年養病的“韜晦”，觀測研究黨內的政治風向變化，揣摩毛澤東的心理，對進行政治投機的手腕頗有心得。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形成了至高無上的威望，在黨內有不容置疑的領導核心地位。林彪最為關注的政治問題，就是如何投其所好，并視其為玩弄權術、以逞私欲的要訣。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之后，更加注意觀察分析毛澤東的思想動向和一舉一動，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面目出現，擺出“緊跟”的姿態，以如何獲得毛澤東的信任來決定他的言行。

　　從1960年到1964年，林彪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包括請人講課和為他摘抄中外名人的語錄）。他讀了許多歷史方面的書籍，像中外歷史書、各朝代的演義、軍閥混戰資料、文史資料以及歷代開國皇帝和一些政治人物的傳記，對曾國藩、袁世凱、張作霖、胡宗南、戴笠等作過研究。他請專人講授歷史上的政治梟雄們的權謀，馭下與奉上的手腕，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讓人給他摘錄了不少學習卡片。林彪對學習政治權謀很有興趣，他和葉群還記了一些筆記。

　　林彪讀書的著眼處，不是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中汲取正確的治國之道，而是醉心于政治的權謀之術。想以知識來提高政治投機的伎倆，滋養出的只能是權力欲膨脹的個人野心。

　　在他散記的批注心得中，可以窺見林彪在極力對毛澤東歌功頌德背后的內心世界。摘取幾例：

　　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后他來駁你的意見。并無，而捏造是老東（按：指毛澤東）的慣用手法，今后當注意他這一招。

　　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

　　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堅持“左”傾高姿態。

　　在葉群的筆記中，有對付毛澤東的“應兌（對）法”一項。內有：

　　面帶三分笑。

　　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

　　抓一號（指毛澤東）活思想。

　　抓苗頭，把他想辦的事列入議事日程上。

　　從他那里來（其要求），到他（向他報告）那里去。

　　從這些記載時間不一、閃爍其詞、斷斷續續的小注、眉批、筆記中，隱約而又清晰可見林彪夫婦玩弄權術、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的陰暗心理。這種陰暗心理加上個人野心的膨脹，必然導致誤黨禍國的結局。

　　林彪一接手軍委工作，就在神化領袖、制造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上大作文章。

　　1959年9月，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別出心裁地宣揚：“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毛澤東同志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綜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內容。我們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這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1960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進而又提出了“頂峰論”。他說，“現代的馬列主義是什么？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時代思想的最頂峰。”

　　林彪發明了“背警句”、“帶著問題學”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一套實用主義的方法。

　　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毛主席有許多警句要把它背下來，恩格斯主張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張就是要背一點東西。” “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幾條。”

　　林彪還親自下基層部隊宣傳他那一套，說：“帶著問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種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隊學理論就是要有什么問題學什么，需要什么學什么。”

　　1961年1月，林彪在《關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 用 字上狠下功夫。”這就是后來被稱道的“三十字方針”。

　　林彪還指示《解放軍報》要逐日在報頭刊登毛澤東語錄。從1961年5月1日起，《解放軍報》每天根據版面內容，在報頭上刊登毛澤東語錄。到1964年，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林彪的授意，又將毛澤東語錄匯編成冊，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本，發給全軍官兵，掀起學“語錄”的熱潮。到“文革”時，《毛主席語錄》成為全國上下人人必備的“紅寶書”。

　　在部隊建設上，林彪搞了一套突出政治的新東西。1960年，林彪把毛澤東在延安為抗大兩次題寫的校訓“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按照他的“串數字”的習慣，發揮成“三八作風”（三句話，八個字），作為全軍部隊革命化的標準。

　　對于如何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林彪發明了“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1960年9月軍委擴大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把“四個第一”作為“軍隊建設的方向”，是林彪“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林彪還提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口號。在林彪的提倡下，全軍開展了“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運動。

　　這些形式主義標新立異地“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在全軍上下風風火火地推行開來，令全黨、全國耳目一新。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從部隊推向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

　　毛澤東在60年代初對大多數的中央領導人都有所批評，獨對林彪褒贊有加。1961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表揚林彪說：“最近林彪同志下連隊做調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況，發現了我們部隊建設中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幾個很好的部隊建設措施。”

　　1963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中印邊境反擊戰匯報時說，“看來我們的軍隊還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個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強薄弱環節，搞好黨的建設。”

　　1963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人的信中又一次高度評價了林彪的做法，“自從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后，軍隊的軍事、政治工作都有一個新的發展，軍隊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論化，也更加具體化了。”

　　林彪所搞的“突出政治”，違背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路線，專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為目的，是現代造神運動的濫觴。當他把領袖制造成神時，他也就是最最忠誠的護衛天將了。“螞蟥叮住鷺鷥腳，你上天來我上天”。在他竭力制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包藏著極齷齪的個人私欲和野心。“突出政治”既是他迎合毛澤東的手段，又是他制造出來的從事權力斗爭的棍子，一切不順從他的人，他都可以用這個棍子無情地橫掃之。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的發言，又一次使毛澤東感到了林彪的忠誠。

　　七千人大會是針對“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困難，總結經驗教訓，統一全黨認識的會議。這是個史稱“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的發揚民主的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劉少奇的講話，分析了幾年來的主要缺點錯誤，提出了兩個“三七開”的觀點。即：總的來講，成績是七，錯誤是三。但有些地方則是倒三七。這對廬山會議后，黨內不敢坦言錯誤的風氣是個突破。同時，也引起毛澤東的不快。

　　朱德、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都在會議上檢討了黨內生活和工作中的問題。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帶動下，各省市主要領導紛紛作了自我批評。

　　林彪撇開總參謀長羅瑞卿給他準備的講話稿，自己親自擬定了提綱，在會上作了長篇的發言。他的發言和整個大會的氣氛很不協調。林彪說，“現在這些困難恰恰是由于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

　　毛澤東當即對林彪的講話稱贊“講的好”，要他整理后，“發給黨內干部學習”，親自批示：“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

　　林彪處處揣摩毛澤東的心理行事，得到毛澤東的極大信任。毛澤東在1964年2月的一次講話中，再次贊揚林彪的做法。他說：“四個第一好。我們從前也未想到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我們從前是靠解放軍，以后仍然要靠解放軍。”

　　聯想到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尖銳地提出的解放軍跟誰走的問題，再聯系到毛澤東對中央其他領導人越來越不滿的情緒，表明毛澤東已經擺脫了過去担憂軍隊出問題的陰影，要倚重軍隊做中國的政壇支柱。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已理所當然地成為他的左右手和護法的尊神。

　　毛澤東發出“全國學習解放軍”的指示。196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號召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四個第一”、“三八作風”，更加無產階級化。

　　林彪正是在黨內民主毀廢、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個人專斷風氣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玩弄權術，迎合毛澤東的錯誤，大搞領袖神化，在全黨、全軍中制造出了“高舉”、“緊跟”的形象，成為中國政壇上光耀眩目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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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