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德國哥廷根科學電影研究所和廣州東亞音響制作有限公司共同發起召開的影視人類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于4月24～28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汝信研究員致開幕詞，德國駐中國大使博姆致詞祝賀，國際影視人類學會主席意大利帕度亞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安東尼奧·瑪拉茲出席了會議。大會收到海內外學者和單位的賀電賀信數件。在中國召開影視人類學國際學術會議這還是第一次。出席這次會議的國內代表33人，國外代表21人。國內代表是來自部分省市自治區的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民族院校的文化人類學家、教授，中央及部分地方電視臺、制片廠的編導。國外代表是來自德、奧、意、法、日、美、瑞典以及香港地區和在中國臺灣省工作的美籍學者。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新中國人類學影片的拍攝實踐和理論研究，國外影視人類學的歷史和理論，人類學影片的研究價值、教學作用和其他功能作用，人類學影片研究中多媒體技術的應用。會上還播放了代表們帶來的不同風格和內容的人類學影片。
　　向大會提交論文和發言的有中外代表36人（篇）。與會代表就主要議題和相關理論，拍攝實踐中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些問題是：
　　　　　　一、關于中國影視人類學是否有了初步理論的問題。
　　在國內代表中，一種觀點認為，早在50～60年代，參加過“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片”拍攝的領導者、研究人員、導演和攝影人員，在拍攝實踐中積累了經驗，曾進行過理論上的探索，初步確立了人類學影片拍攝的指導方針和原則，諸如內容要求真實性、科學性、著眼于即將消失和正在變化的社會形態和傳統文化等。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按一定科學體系進行拍攝。這正是對中央領導解放初提出的要“搶救落后”（即對正在迅速變化、將成為歷史的少數民族的原有社會面貌記錄下來）指示精神的貫徹。又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部分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大專院校、音像公司、電視臺和部隊系統都開展了人類學影片或紀錄片的拍攝，各地學者還撰寫論文，翻譯資料，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國際學術交流。一些單位先后建立了影視人類學的研究、教學和攝制的中心、研究所和研究室。在我國影視人類學已成為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為中國影視人類學走向世界開辟了道路。但這門新興學科尚處于初創階段，在拍攝方向，主題和內容選擇，表現手法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問題，有待于改進和提高。另一種觀點認為50～60年代的少數民族科學記錄片，僅僅是用電影技術手段來搜集少數民族的形象資料。那時并未產生獨立的學科意識，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沒有形成專門的由人類學家組成的拍攝隊伍（委托電影廠拍攝），未出現科學意義上的影視人類學。70～80年代民族影視事業雖有發展，但不是向科研領域延伸，而是民族風情片，以新聞手法和藝術手法拍攝，注重宣傳效果，僅僅滿足大眾欣賞的需求。但上述的影片拍攝的摸索和實踐為中國影視人類學的誕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二、國外學者對中國早期的人類學影片的評價。
　　德國學者中有人撰文對50～60年代的人類學影片拍攝實踐進行了評價，認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許多具有不同文化、習俗和宗教的族群生活在中國各地。50～60年代，幾千名社會人類學家被派往“田野”進行民族調查，并用電影媒介記錄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他認為這些影片的內容“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民族學資料”，“許多電影場景本身就是歷史的記錄，因為他們保存了一些永遠失去了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又不僅僅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變遷……能以科學的角度去嚴肅記錄中國少數民族的影片在50～60年代的西方國家是不存在的”。“這些影片是真實的民族志影片”。文章也指出當時影片的局限性：“拍攝影片場景的框架及對歷史事件的重新安排……不能忽視其對科學的消極作用”。
　　　　　　三、關于深入研究與拍攝人類學影片的關系問題。只有深入調查研究才能拍好人類學影片，這是中外學者完全一致的看法。中國代表中親身參加過50～60年代人類學影片拍攝的學者談了自己的親身體會。一部50分鐘的《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的拍攝提綱，是在6 位學者各自長達半年至一年的調查基礎上寫出來的，然后又有攝影師的深入生活。《鄂倫春族》一片，是在數位科學研究工作者與攝影人員共同深入生活的基礎上寫出了拍攝副本（提綱），并與拍攝對象獵戶一起風餐露宿才拍攝下來的。近幾年拍攝的有關藏族傳統文化的錄像片是長期從事藏學研究的基礎上或長期生活在西藏的基礎上拍攝的。云南的學者深入到佤族、獨龍族、哈尼族等地區拍攝的錄像片都有深入生活調查的過程。德、奧學者合拍的新幾內亞《艾玻爾人》的電影據說深入生活數十次，時間長達20年，逐漸搜集資料拍攝而成。關于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在拍攝時是否需要拍攝提綱的問題，多數學者認為，要有拍攝提綱，以便拍攝時有所遵循。也有人認為在熟悉生活的基礎上，與研究人員一道，深入到拍攝對象的社會生活的“河流”中，隨時抓拍他們的日常生活，自然形成故事，無需提綱。
　　　　　　四、關于拍攝視覺與“重建”問題。有學者認為，人類學影片屬科學范疇，其價值在真實，要用拍攝對象的眼光去觀察所拍事物，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去拍攝，這叫“本位視角”，要避免“揭示失真”和“激勵失真”，不能有導演的成分。一位美國學者認為，100 年前，第一部人類學影片并不是專業工作者拍攝的，而是人類生活的真實記錄，此后不少人類學影片與非人類學影片，其內容真假難分。其實記錄“真實”是相對的，既非完全真實，也非完全虛假，似是而非。人類學影片總免不了拍攝者的意志和他要表達的言論（思想）。與真實記錄相關的是“重建”或復原拍攝的問題，國內有學者認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為保證所拍內容的完整性，可有條件地進行一些鏡頭的復原拍攝，以搶救一些即將消失的形象資料，如50～60年代中國少數民族科學記錄片中，個別鏡頭是在當時人還健在的情況下作了復原拍攝。在今天的條件下，盡可能不采用。
　　　　　　五、關于人類影片信息傳遞的方式問題。國內學者有一種觀點認為，影視語言的表達方式和書面文字的表達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種僅僅把一篇論文配以相應的畫面，完全靠解說和大量概念評述的“人類學電影”，不是人類學電影的方法。另一種觀點認為，人類學電影的表達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將一篇論文或學術專著，用影視手段表現出來，配以相應的解說詞，也是人類學影片的表達方式之一。
　　　　　　六、關于對拍攝題材大小問題的看法。到會的一位意大利學者放映了一部名叫《趙宏宇的一天》的錄像片，記錄的是中國浙江一對移居意大利米蘭的夫婦，以經營中國風味的小飯館為生，在那里生下了趙宏宇，現已4歲。他在家和上當地幼兒園時，由于分別受著兩種不同文化的影響，他的行為表現與意大利小孩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對此，在會下的討論中，有的學者認為，題材太小，不能反映大的主題；也有的認為，小題材也可從一個側面研究文化差異對人的影響，比較生動。
　　　　　　七、關于人類學影片的社會效益問題。
　　國內有代表在會上播放了一部體現西南某少數民族曾有過的原始宗教觀念的儀式過程的錄像片。這一儀式中的某些活動因其落后、危險和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在30多年前，這個民族就自動將這一陋習廢止了。當時這一儀式過程有關科研部門已做過搶救性的拍攝，現已成為歷史資料。現在的這部錄像片的作者認為，這種儀式雖然不再舉行，而潛藏在這個民族“內心深處的對鬼神的崇拜、懼怕及種種靈魂觀念，卻始終伴隨著他們”。因此，作者為研究這個民族“文化的變遷”，“對無形文化現象作一次影像方面的探索”。在1992年，“經過十分艱難的組織動員，老人們終于同意按傳統恢復儀式過程”。這部70分鐘的錄像片如實記錄了動員、組織和舉行儀式的全過程。這部錄像片的內容是真實的，拍攝技巧也是比較高的。但是國內外代表中有人對錄像片的內容提出了意見：對拍攝的目的提出了疑問，指出人類學家應該尊重拍攝對象的意愿，他們不愿作的、忌諱的事情，就不要拍攝。30多年前就廢止的活動似無必要再恢復，拍攝的內容應考慮社會效益，應將鏡頭對準少數民族現實的社會生活。
　　這次學術討論會圓滿、成功。國內代表反響強烈，在會議期間和會后，有的代表表示：對影視人類學有了新的認識，開闊了眼界，增加了對國內外影視人類學的了解。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注釋：
　　〔1 〕Ian Hacking,The Archaeology of Foucault,in Foucault:ACritical Reader,ed.David Hoy(Blackwell Publishers,1992).P.14.＊
　　
　　
　　
國外社會科學京79-80,78J8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江華19961996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79-80,78J8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江華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00:4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