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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園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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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有關京劇舞臺的老照片，揣摩一番，能使人恍如隔世。后來的舞臺不時拿出來演出是鏡框式的，但早先的京劇舞臺都是三面凸出，無論是頤和園、故宮中的戲臺，還是前門外的戲臺，都是這種格局。

再者，東西方看戲的“環境”也大不一樣。外國劇場一開戲，觀眾席頓時暗淡下來，舞臺上很亮，顯現的是盡可能真實的生活場景。觀眾也有禮貌，一個個屏住呼吸，讓自己對戲的態度“隱藏”起來。京劇則不同，開戲后舞臺打“大白光”，舞臺四周和臺下照舊亮著，人們喝茶聊天，并且隨時給表演以評論。臺上是演戲，臺下同樣也是演戲，二者映襯著，相得益彰。看京劇，提倡臺下叫好——不僅聲音要大，態度要執著，更講究喊得“是地方”。京劇觀眾喜歡顯示自己是“內行”。越是臺下有反應，伶人在臺上也就越“來勁兒”。西方人宗教信仰深處有“原罪”一說，相信自己上一輩子就有罪，因此“活著”（也包括“看戲”）就是為了贖罪。中國人輕松得多，一個個都是“觀世樂”，看戲是為了玩耍消遣——看臺上哪個伶人的“玩意兒”最好，就為他喝彩鼓掌。看京劇集中在品評技巧之上，很少有透過內容反思社會通病的，更鮮有引發良心自我譴責的。

回首老京戲，真讓人感嘆不已。老京戲的年代，大體是指清末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整個華北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京戲卻兀自困守紅塵，還在醉生夢死當中向“前”踉踉蹌蹌走了好長一段。那幾十年當中的北京（后期改名北平），大體是平靜的，盡管塵囂紛擾，京戲卻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無礙。清朝的被推翻，確實讓遺老遺少恐慌了一陣兒。在張勛發動復辟那些天，北京東華門外的幾條街道上，又有拖辮子穿馬褂的人跑來跑去。但僅僅是幾天，就徹底變成為歷史陳跡。后來北洋政府一屆接著一屆，老百姓就不那么較真了，在他們眼中，就如同春節期間逛廟會看走馬燈一樣。其后只有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委實讓老北京人震動了一些時日。后來中山陵在南京修好了，北京城萬人空巷看出殯。但這種萬眾矚目之事，梨園卻僅是略有知聞，因其世代居住在北京南城的宣武區——出生在這里，學戲在這里，登臺和成名（甚至包括結婚）也都沒離開這里。只要事情不發生在自己這幾里方圓，他們就有足夠的理由充耳不聞。

既然如此，讀者會問，這些梨園人究竟在干什么？或者要問他們究竟干“成”了什么？

不妨這樣回答：“并沒有荒廢時日，恰恰相反，梨園人是兢兢業業、夜以繼日地精研著自個的舞臺技藝”。我不以最著名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須生”為例，只隨意抽取三位花臉演員吧。京戲行當的輕重序列是“生旦凈丑”，但在具體的戲班里，老生、青衣通常排在頭兩位，第三位多是武生，最好的凈角也只能排在第四位之后啦。

頭一位花臉演員叫黃潤甫（1845—1916），因為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世稱“黃三”。在他那個時候，生旦名角如云，花臉通常只能扮演一些次要而又次要的角色。但他不急不躁，一點一滴從生活中汲取有益的營養。那時候北京還沒修馬路，一旦風沙起來，簡直讓人睜不開眼。愛玩的梨園人也不挑地方，無論走到哪里，把身子一蹲，就在地上玩起“推牌九”了。黃潤甫并不例外，他也玩，但時常從玩中萌生深邃的思考。比如當時曾有這樣一個“推牌九”的口訣：“金瓶配小三（兒），外帶小麻花（兒）！”口訣具體說什么，我就不跟您解釋了。別人只是縱情玩著，黃潤甫卻“靈魂出竅”，聯想到自己在《取洛陽》扮演馬武的那個轉身擰靠旗的動作——如果由這口訣的節奏引領著，不正合適嗎？于是以后他每演到這里，就都在心中默念這個口訣，動作的節奏便顯得格外脆快，臺下也每每爆發出“炸窩好”！盡管黃是他那個時代架子花臉的第一人，但在戲班排位中通常要排在第七八位。

第二位花臉演員是黃潤甫的徒弟，名叫郝壽臣（1886—1961）。他是位對藝術極端負責的人。為了藝術，他40歲后就再不與妻子同房。如果第二天晚上登臺演戲，必須要與約他唱戲的人在頭天晚上，把他應得的那份兒報酬送到家里。這樣，他第二天才肯如期登臺。既嚴格要求外界也嚴格要求自己，終于在事業的巔峰時期，形成和三位著名生行名伶（馬連良、高慶奎、楊小樓）“并掛”的局面。京劇研究家翁偶虹晚年回憶郝派藝術成就時，就有“郝派應稱郝氏學派”之說。

第三位花臉演員則是郝壽臣的徒弟，名叫袁世海（1916—2002）。袁在拜師之前和郝老曾有一段很風趣的談話。郝問袁：“你拜我為師是為了以后把‘我’捏碎變成‘你’呢，還是把‘你’掰碎了變成‘我’？”袁一愣：“當然是把‘我’掰碎了變成‘您’哪！”郝一聽樂了：“傻孩子，觀眾都知道你叫袁世海，你跟我學，就得用勁兒把‘我’捏碎了變成‘你’呀！”此后幾十年，袁把這番話牢記在心，演戲中也格外認真。后來，他生動總結了自己扮演曹操、楚霸王和張定邊三個人物上場時的體會。雖然這三個人都是穿蟒袍上場的，且都是“有身份的人物”，但由于職位、處境上的差異，出場的鑼鼓點和腳步還是有所區別的。他把老戲《赤壁鏖兵》當中的有關“曹操戲”的部分集中起來，拍攝了一部題為《曹操》的京劇多集電視片。上演之后，觀眾皆稱“絕唱”，備受好評。

上述三位演員在其一生當中，都扮演了數不盡的舞臺角色。但奇怪的是在中年之后，又逐漸把精力集中在塑造曹操這個人物身上。老戲迷都醉心于他們的藝術，稱呼他們三位是“活曹操”。如今人們一提京劇，首先映入眼簾的則有如下的人物系列——穆桂英、楊貴妃、虞姬、蘇三、諸葛亮、伍子胥、關羽、曹操、張飛……其中曹操一角，就與這三位伶人畢其一生的天才創造相關。他們點點滴滴累積經驗，一代與一代緊密相接，最后不但把“活曹操”奉獻給觀眾，更把“大白臉”也開創為一門學科。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些人呢？不避紅塵又玩味紅塵，面對紅塵更透視紅塵，專心致志，心無旁騖，高標準完成了自己選取、認定的歷史使命，用工作成果給傳統文化的輝煌建筑添磚加瓦。

老京戲昔日生成于紅塵之中，如今卻應與紅塵保持相對的距離——或言“躲避在紅塵之后”。它不應僅僅“定格”在老唱片、老照片和老報刊之中，它內在的活躍、奔突著的生命力，應該長久滋養著梨園，應該給現實世界以積極啟迪，更應該使當代北京人邁向新世紀的腳步更加雄武也更加扎實。

花開花落荀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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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許多老宅門。當年從軍、從政、從金融、從教育，乃至從一切發達行業的主人都曾顯赫一時，可惜崢嶸光景無多，自創業者駕鶴西去，老宅門的光景頓時暗淡下來。敘說當年往事，成為眾多后人最得意也最滿足的事情。有時遇到社會上大的風吹草動，這里往往也不安生，興許又有幾個后生要蹦出來“馳騁”一番。當然，靠此成功者很少，大多是沒多久又偃旗息鼓了。

張偉君是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的夫人，我在其生命的最后幾年認識了她。每次到宣武區山西街的荀宅，她總是很熱心地“留”我說話。每次都是讓我安坐在客廳的沙發中，聽她一個人靜靜地獨白——她當時身體已經不太好了，自己也仿佛有些預感似的，總是要把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慨“倒”給我。

她講過這樣一件縹緲而又細膩的往事：在荀先生中年大紅大紫之際，她和眾多的妙齡女郎均傾倒于荀，甚至“爭著搶著”要嫁給荀。無奈荀的身邊已經“有人”，她后來只能另外結婚。結婚后照樣看荀的戲，甚至每天早晨上班都有意騎車經過荀家。荀當時住在西單西側路北的第一條胡同里。在每早固定的那一刻，荀就站在自家的門口，默默看她騎車經過。荀瞅瞅她，她瞅瞅荀，有時候笑笑，大多時候則沉默，因為想笑而又笑不出來。這時兩人之間，是一種“使君有婦，羅敷有夫”的尷尬境地。不見時想念思盼，見到了反倒不敢正視。若干年后，荀“身邊的人”走開了，后來偉君也離了婚，終于來到了荀的身邊。這一來就是幾十年，一直到荀生命終結時，偉君一直守在荀的身邊……

張這樣描述她和荀當年在小胡同中的對視：“那條胡同毫無特別之處，但對于荀先生和我，每一個大門以及每一處破墻（甚至是破墻凸露在外的爛磚頭），都變得溫馨多情。這是我倆生命的轉折點……我們后來搬過幾回家，荀先生去世后，我又獨自去到那兒，總想找回點記憶。可惜景象全變，解放不久，為了擴寬西長安街，把南面臨街的那條胡同整個拆了。這使原來胡同北面的墻壁陡然臨街，于是刻意翻修，樣子闊氣了，可完全不是當年的破落而又溫馨的感覺……”

這荀宅院落，初看未見特別。但經張偉君一敘述，我頓時就情不自禁了——

張說，自己愛養花，荀則愛種樹。對于花、樹之別，荀曾有一番議論：“花開人人喜，難有百日紅。老舍年年送我名貴菊花，如‘醉楊妃’、‘千絲連’，我當然也愛看；可是等花一耷拉腦袋的時候，我心里就不舒坦了。種樹則不同，不但開花，還能結果。即使秋來葉落，卻不給人以悲秋之感，想象明春又必是枝葉崢嶸。”因此，荀積極于植樹管樹，并使之成為自己一項饒有興味的家務勞動。他先后手植了梨、柿、棗、杏、李、山楂、蘋果和海棠，共四五十株。打旁杈、噴治蟲藥、灌水施肥，樣樣親自動手。各種勞動工具擦拭得一塵不染，在小廂房中排列有序。荀為種樹流下汗水，果實卻喜贈他人，這大約是從祖輩農民繼承下的優良習慣。荀宅的棗子質細味甜，每年收獲下來，總要一筐一籃，分贈給梅蘭芳、田漢、老舍、歐陽予倩等。荀宅正院有柿樹數株，結下果實從來不摘，紅彤彤地背襯著晴空，煞是好看。每值“三九”嚴寒來客，荀只要豎起一個指頭，家人立即會意，援梯用竹竿“梆”下一枚鐵砣兒般的凍柿子。先用涼水“拔”上片時，再洗凈拭干，置于青瓷碗碟之中，然后請客人用小銅勺就著冰碴兒舀這“一兜蜜”。

荀雖嗜樹，卻非一概棄花。荀宅少的是嬌花嫩蕊，卻遍植一種無多索取卻多贈予的花兒——玉簪，老北京稱之為“玉簪棒兒”。其花喜陰，無論南房前還是樹蔭下，隨手植上一株，便能健健旺旺長起來，入秋后也無須移入暖房，它就在露天地里抗嚴寒御冰雪。待到來年春回大地，玉簪已非一株，而是一撲籠一大片了。且荀宅之玉簪還有一奇：繁茂無比，高與胸齊。故而無論正院檐下還是花園墻下，玉簪一律密密麻麻。每當開花季節，荀、張午憩之后，常攜籃去至前庭后院，采滿籃后除留少許置于書房臥室，多數或贈老舍，或饋安娥——田漢之妻，她最喜此。

荀對花、樹的態度有別，與其處世的哲理思想不無關系。他欣賞老戲《胭脂虎》中的幾句戲詞：“飲酒莫覺醉，愛花休上頭。為人若知趣，到處總風流。”他以之自警，也常曉諭家人：“愛什么干什么，都得鬧明白為什么，還得有節制，否則惹人討厭不說，還會招惹是非，弄不好就會身敗名裂。”

1966年，“文革”之火燃起。8月23日，首都文化界二三百位名人在太廟受辱——集體挨批。其時，有小將將京劇戲衣集堆點燃，再令名人面火而跪，紅衛兵則高舉皮帶及戲臺上的刀槍，肆意抽打其背。荀受辱歸來，背上血污一片，碎成絲縷的襯衣難揭難脫。荀止住妻女泣涕，謂曰：“每當小將棍棒將下未下之際，我都運氣以對，皮肉雖傷，內臟無礙。獨憐老舍一介文人，體弱心剛偏又受辱最重，我怕他一時想不開……”果然，次日，老舍便投太平湖自沉。荀說畢黯然神傷，偶一回首，見東窗外新植之小桃樹，也被日前抄家的紅衛兵小將折斷一干，長嘆一聲，半晌無語，最后叮囑內人：“去找些小布條，和著泥水將折斷處接好纏緊，或許還能活轉來。”

桃樹活了，荀卻于1968年底去世。次春3月，一場罕見的冰雹，夾著風刀雨劍砸將下來。院中一株小海棠，枝葉雖傷，但很快復蘇，當年還結了果。而同遭厄運的其他老樹，卻從此一蹶不振。偉君睹此心中感慨：“小樹如青少年，還能抗住災難活過來；老樹則似慧生，一去而不復返……”如今正院僅存樹五株——三棗兩柿，偉君遵照當年做法，每逢秋時便將果實分贈荀門弟子及梨園友善。她已無閑情養花，唯獨玉簪例外。這玉簪在“文革”中也曾掃地出門，然后移至他處，或死或萎。后有不忍心者，將病殘玉簪悄悄送還荀宅，偉君喜接，重植階下，未曾刻意照拂，玉簪卻于無聲中還陽轉旺，蔚然爛漫。偉君逝后，荀宅一鎖封門，準備籌建“荀慧生故居”。正院平時空空蕩蕩，但玉簪在四個花畦之中，依然郁郁蔥蔥、青翠可人。每當花發之日，總有荀宅后人開鎖而入，將一捧花朵并幾片綠葉，一同供奉于正屋慧生遺像之下。

可以斷定，當年的舊胡同對于兩人是一道難得的風景。“破家值萬貫”，即使是墻上的幾行破磚頭兒，勢必也能引起兩人的許多回憶。如果臨街的胡同不拆除，那么張偉君無論什么時候前去，都會在斷壁殘垣般的舊景之中有所發現，都會找回自己年輕時的記憶和感情。對于荀宅風景，我屬于未能親見的后人，但聽了張偉君的敘述，也就如同（或勝如）親見。此后每去荀宅，即使見到一磚一瓦，也情難自已。像這樣的宅院，按說是應該積極保護的，但那一帶房屋（還有尚小云和余叔巖故居）都因開發之故，將陸續拆除改建大廈樓房了。我是個研究京劇的，只覺心頭滴血。像類似荀宅這樣的院子，梨園本來也就“有數兒”幾個，難道拆除前不應該多征求一下意見嗎？尤其荀先生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面對舊景會使荀夫人殘破的心靈得到些微慰藉。當然，這種事不僅僅發生在老宅門，還更多表現在老街市之中。現存的問題是，對于那些有文化意義的名人故居，以及傳統文化的典型建筑，是讓其緩慢、漸進著“淡出”呢，還是隨時掀起人為的急風暴雨，讓這些風景經“驟出”而徹底消亡？實際上，隨著這些風景的“驟出”，還丟掉了些什么呢？

選自《老北京：巷陌民風》第三章《世相人情》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