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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2010年，中國GDP比日本54742億美元多出4044億美元，正式成為美國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很多中國人為此著實亢奮了一陣子。隨后，英國《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將在2021年重新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時代》周刊在一篇題為“中國世紀”的文章中甚至聲稱，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實，21世紀注定是中國的世紀。美國花旗銀行一份最新的報告則預測印度將在2050年超過中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但是，我們將很快發現，GDP總量世界第二將有可能是當代中國曇花一現的一個巔峰，它完全有可能迅速從世界第二的位置上開啟一個相當長期的大衰退旅程。

站在2014的時間窗口上向未來眺望，也許英國《經濟學家》和美國《時代周刊》當年的結論都得改寫，因為中國的國企紅利、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城市化紅利、城市化創新紅利等已經顯而易見地呈現頹勢，它們正在全線消失甚至越來越成為未來發展的陷阱，不僅過往的發展速度難以維系，而且我們從決策層到社會各界普遍沒有真正意識到挑戰和危機的存在，許多人仍然沉浸在大國美夢中不可自拔。隨著中國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波城市化浪潮在20年后結束，中國這頭沉睡了百年一直沒有真正蘇醒的獅子將有可能永遠沉沉睡去。最遲20年，中國將要面臨的是全線大衰退。這是有別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真正的失去！因為在過往歲月里，我們的自然環境、社會的基礎保障、教育的自由、人口增長等等，都已失去太多。不論走到哪里，中國人都堪稱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但再怎么勤勞，也抵不住國內不合理制度安排對人口資源、對人的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

美國這樣的超發達國家，GDP增速不可能像發展中國家那樣快，一般維持在2%左右，有時2%都不到。中國過去幾十年GDP增速平均每年將近兩位數，但若以此來計算未來多少年中國GDP總量將趕超美國成世界第一，無疑只是在做一個簡單幼稚的小學算術題。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許多變量，這些變量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變化，以往我們津津樂道自以為豪的“中國模式”，事實上正在遭遇戛然而止的短路風險。

中國過去用降低勞動力、土地和環境成本、用政府投資砸出來的GDP不值得夸耀甚至必將成為今后的包袱。在GDP總量突飛猛進的同時，是人均GDP排在全球105位的靠后位置，而且，我國貨幣供給（M2）平均增速將近GDP的2倍，于無聲處強化了對弱勢群體的剝奪。其不僅造成國進民退、官富民貧的格局，扼殺了國家創新力，而且“做大做強”的往往是一批扶不起的阿斗。

目前美、中兩國GDP分別是167997億美元和91813億美元（2013年世界銀行統計數字），美國要高出中國近一半。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消息顯示：美國2013年人均GDP為51248美元，中國人均GDP為6629美元；2014美國人均收入是43017萬美元，中國為7476美元。差距依然巨大。而在國企紅利、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城市化紅利、城市化創新紅利等全線衰退之下，未來中國GDP真實增長率將長期處在7%不保的狀態。

國企紅利消失。中國國企紅利過去16年以來一直占據國民經濟半壁江山。1998年開始，朱镕基通過大幅度“抓大放小、減員增效”裁員近半、兩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的注資補貼和剝離不良債務、行政力量維護壟斷地位等形式，迅速“做大做強”國企。但它終于難逃腐敗低效的公地悲劇命運。信力建《中國趕超美國究竟需要多少年？》搜集的一組數字可堪玩味：“9月1日人民網報道：世界500強公司在2013年間，共有50家公司出現虧損，其中中國大陸16家公司躋身其中，虧損總額高達人民幣377億元。這16家公司全為國企。9月3日傳媒網站報道：中國企業家協會資料顯示：中國500強企業中，有43家出現嚴重虧損現象（有19家虧損超過19億元）。其中42家是國企，只有一家是民企。9月1日，人民網刊出《上半年2030家上市公司獲政府補貼，中石油蟬聯補貼王》，文中透露：截至2014年4月3日，中國共有1934家上市公司發布了2013年報，其中獲得政府補貼的公司有1350家，占比高達70%，補貼總額為716億元。其中中石油又一次以51.74億元的天量補貼，雄踞十大補貼榜首位，而中石化獲得的補貼為7.9億元，位居第四。近十年，“兩桶油”共獲得政府財政補貼1258.83億元。更嚴峻的現實在于：政府補貼上市公司的數額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遞增：2010年為400億元，2011年為470億元，2012年為564億元，2013年為716億元。當今中國，世界500強和中國企業500強虧損排行榜中的中國企業絕大多數是國企；長期靠政府補貼過日子的“補貼王”，絕大多數也是國企。例如：2013年政府補貼額最大的10家企業，有7家為國有控股企業。2012年A股十大補貼王中，國企占8家。”長期以來，我們的國企原來是不斷通過壟斷價格、財政補貼敲骨吸髓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也許只有徹底揭穿其“官僚資本”的本質，才能加深全社會對它的認識和警醒。

制度紅利消失。改革開放以來支撐“中國經濟奇跡”的“秘密武器”其實就是政府公司化，各地方通過降低土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招商引資，以此支撐起了巨大的投資浪潮。同時政府直接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常常因為過度投資和腐敗推高成本而使GDP增量的“奇跡”單更加鮮艷。但是，接踵而至的產能嚴重過剩、環境污染與破壞和類似高鐵3.4萬億元滾雪球似的巨額債務將長期困擾中國。我們不選擇占地和投資十分之一于高鐵的飛機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一個遺禍千秋的錯誤決策。并且這樣的錯誤還在堅持：截至2014年6月底，鐵總背負各類債務3.43萬億元，資產負債率超64%。全國鐵路投資額僅達年度計劃三成左右，開工情況并不樂觀。

人口紅利消失。上世紀50至80年代初的中國人口生育高峰，帶來了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的人口紅利。但是今天，1980年計劃生育第一代出生的孩子都已經34歲了，接下來進入職場的都是農村二胎城市獨生子女一代。高盛集團哈繼銘日前指出，根據他們的測算，中國人口紅利的拐點就在2015年，2015年是中國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會中的占比達到最高點，達到73%，比當年的日本還要高，但是由于之后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榮母親政策會使得中國老齡化到來得非常的劇烈、非常的迅猛，勞動力大幅下降，所以會對經濟增長構成很大的挑戰。

人口是一切財富之源頭和歸宿。人口學是經濟學最重要、最基本問題之一。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在計劃生育、城市化導致生養成本大幅度提高、個人主義、女性獨立、不承認城市貧民窟、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就學權利得不到保障等政策、法律、社會、文化多重因素“十面埋伏”下，中國人口生育率已處在世界最低行列而且仍在下降，遠遠達不到2.2的世代更替水平。照此下去，80、90、00后的晚年會非常悲慘！

據梁建章、黃文政先生的文章介紹，在過去200年里，特別是最近30多年來，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別是35.0%、21.8%、22.1%和19.0%，且仍在大幅下降。雖然中國人口現在占世界的19.0%，但中國每年出生的新生兒僅占世界12.0%。在2.2的正常更替水平下，現有1.4的生育率意味著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將減少36%。現行“單獨二胎”政策杯水車薪，因為在城市化背景下，人們的生育意愿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5月31日，雖然絕大部分省市區都已經實施“單獨兩孩”超過2個月以上，但全國提出再生育申請的單獨夫婦只有27.16萬對，已批準了24.13萬對，僅占符合條件的單獨夫妻數量的2.5%。

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什么？日本就是前車之鑒。日本在20世紀50至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連續30年GDP的平均增長超過8%，在1990年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人口結構老化，日本企業的創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滯。相對于美國的高科技企業，日本企業顯得保守而遲鈍。先是半導體，后是軟件、通信行業，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業，日本企業在一個又一個新領域被美國和新興國家趕超。日本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20幾位。美國二戰以后的嬰兒潮和大規模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培育了龐大的高素質年輕人口。這些年輕人創造了像微軟、蘋果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得益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高科技企業，美國經濟發展速度從90年代開始反超日本，重新成為世界科技創新的先鋒。（梁建章《中國人可以多生——反思中國人口政策》）

19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曾經高于美國20%左右，現在低10%左右，按購買力計算和香港差不多。日本最大經貿團體研究所認為日本可能在2050年前退出先進國家行列，原因是孩子太少了。

計劃生育不僅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二胎政策不論在城市和農村推行，都有可能加劇第二胎的生男現象并有可能因此強化性別比失調。現代科技水平對鑒別生男生女的能力已經非常簡單成熟而且廉價。茅于軾先生說：“在香港的朝圣山學會上，一位英國學者Andrea Den Boer研究中國人口中的性別比。由于重男輕女，女嬰被打胎，下一代中嚴重缺乏女性。到2020-30年將有五分之一的中國男人終身不可能結婚。研究說明，男性每有1%找不到對象，暴力犯罪將增加3.7%。這將是中國無法克服的大難題。印度和我們差不多，也是男人太多。”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惡性強奸現象非常出名。

女性的獨立對生育率也具有革命性的影響。女性越獨立，生育率越低。一來她不要通過生育確立自己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地位；二來她也不靠生育來養兒防老；三來她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人類傳宗接代的事業。城市化和女性獨立都會大大降低生育率。因此我們事實上已經到了需要像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一樣補貼生育甚至需要由國家提供把孩子養到18歲的經濟支持的時候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中國大陸人口生育率不可避免地下降的同時，是現有青壯年人口尤其是精英人群的海外大移民。薛涌在《中國的海外移民大潮》一文中寫道：《華爾街日報》最近在一篇關于中國移民的長篇報道中引用香港一位移民專家的話說，到2020年，離開中國的人累計將有兩億！《華爾街日報》還提出了一個更為發人深省的問題：在歷史上，崛起的大國從來是吸引外來移民的磁石。中國怎么越是崛起人口越外流？《華爾街日報》采訪了若干中國企業家和有關專家，得出這么一條結論：法制不健全，企業家發家，可鉆的空子很多。但是，一旦發起來后，過去讓自己受益的制度，就成了對自身利益的威脅。一是這種制度保護不了自己的權益；但更重要的是，從第一桶金就不乾凈，呆下來還是夜長夢多。

但總體而言，投資移民海外的仍占少數，占絕對多數的是留學移民。中國大陸缺乏自由、公正、透明的法治環境，大學教育又嚴重缺乏自由思想——正常的教育和學術活動，兼容并包百家齊放是基本要求，非如此無以掌握全局視野，非如此無以培養理性思考能力。但65年來獨尊馬列的灌輸式而非啟發式教育模式，已經使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喪失了起碼的思考能力。大學充塞著連一篇文章邏輯都整不清楚的馬列教授，混亂的思維讓階級斗爭和陰謀論支配著人們的靈魂、蒙蔽著人們的心智。

因此，家庭較有經濟能力并具備一定學習能力的孩子，紛紛選擇出國留學。雖然其中將會有三成多一點的學成歸國，但大部分還是會長期滯留國外。這部分人群，恰恰是最具創造力和創新力的知識和財富精英。

城市化紅利消失。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實行嚴厲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知青下鄉、大小三線建設等，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開放逐步釋放民眾自由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中國城市化迎來井噴和補課效應。由此帶動的住房、家電和家具等耐用消費品支出，是支撐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奇跡”的第二大因素。

但同樣因為過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導，導致中國大地上城市面積擴張遠大于人口擴張的局面難以遏制，城市化紅利因此有變成城市化陷阱的風險，包括大量高鐵沿線建設的“高鐵新城”，相當多都有淪為鬼城、空城的危險。2014年全國樓市普遍陷入當代中國前所未有的滯銷局面，銀行惜貸是一個方面原因，相當多中小城市的過量供應則是更為本質的原因。

城市化創新紅利衰退。城市化帶來的創新能力為什么要從城市化紅利中單獨提出來？因為它對一個國家的未來起著生死攸關的決定性作用。本來，一個國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時代，隨著年輕人口大量進城，伴隨著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帶來的創造力爆發，創新能力往往像核聚變一樣不可遏止。這是產業由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型的關鍵。但是當代中國的城市化65年來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還是不正常的，因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預行動。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年輕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對外來人口排斥導致年輕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時過多時間和精力被迫用于担心和解決下一代的上學問題、導致他們無心無力安心創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學教育對新一代創新能力的扼殺，精英外流，四位一體，共同窒息著中國城市化的創新能力。它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將是非常致命的。北京在2014年拒絕了上萬名外來人口子女上中小學（沒有招滿也堅決不讓招）以后，繼續把控人關口前移，2014年9月8日傳媒報道，北京再掀“黑幼兒園”關停潮。像這樣只顧短期個人政績和迎合上峰旨意、不顧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做法，古今中外非常罕見。以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不足作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和大城市拒絕外來人口子女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根據教育部發布的統計公報，1992年全國小學有71.3萬所，到2013則減少至21.35萬所，減幅達70%以上。大幅度縮減不僅發生在農村，也發生在城市。比如，從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來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從1070萬增長到2069萬，而北京小學數量卻從2867所銳減到1081所。為了控人，北京嚴厲打擊黑幼兒園、嚴厲禁止民辦中小學招收“五證不全”的外來人口子女，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奇跡”走的都是粗放、高能耗、高腐敗、高投入、高污染、高度兩極分化、低效、低工資、低附加值的不歸路，創新水平和能力極低。誠如信力建《中國趕超美國究竟需要多少年？》所言：2014年有260家制造業企業躋身中國企業500強，營業收入合計23萬億元，但凈利潤總計僅為4623億元。利潤極高的高科技數碼電子產品和國際知名品牌方面，中國不但遠遠落后于美國、日本和西方許多國家，甚至被韓國遠甩在后面。而美國則以世界4.5%的人口，創造了全世界近45%的經濟生產力以及40%高科技產品。

美國這一切，惟自由、平等、博愛可以解釋。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動，平等的權利，天下一家的博愛情懷，才會有永恒的創造和奇跡。否則，所謂“中國模式”，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曇花一現。

早在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斷言：21世紀影響人類進程有兩件大事，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一是中國的城市化。但是，我們不僅沒有好好地利用城市化紅利，反而由于一系列不科學、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城市化決策，導致了我們紅利變陷阱，機遇變挑戰。如果一切不改弦更張，徹底回到更自由更平等更市場更法治的發展道路上來，我們將不得不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大衰退。而且最為悲催的是，我們的80、90、00、10后以及他們的后代，都將被迫承受這種大衰退的后果，但他們卻沒有力量來參與和改變今天的決策。

我們將許以中國一個怎樣的未來？我們這些50后、60后、70后，都準備好了嗎？

網載 2015-08-23 08: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