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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4日晚上7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與金融高級論壇在光華管理學院阿里巴巴報告廳舉行，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創辦人、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就當期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和我國未來經濟發展進行了演講。林教授的主要觀點包括：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速衰退，不應當忽略國際經濟波動的外因；中國經濟增長需要以來內需，但轉向消費拉動經濟并不科學；中國經濟崩潰論的反駁與“8%增長20年”論的解釋。

以下是由網友整理出的演講文字（抱歉沒有查到具體網友的名字）。

基本事實：中國的經濟發展從1979到2013，35年持續9.8%增長。1979年大陸的人均收入是最貧窮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現在達到6800美元，變成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6.8億人擺脫世界貧困線（1.25美元/天）的標準。

近一兩年以來，有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很可能崩潰，現在的6800美元不過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距離我們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到底會不會像一些學者預測的那樣，高速增長不可持續、功虧一簣？這是一個關鍵的課題。個人、企業的發展無法脫離經濟的大環境，只有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我們的所學才能有用武之地。今晚就分析一下大家所關心的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問題進行討論。

因為中國是現在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體，要了解中國必須放眼世界。我的目的是分析中國持續發展的前景，但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國際經濟形勢切入。

2008年，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突然爆發了全球經濟危機，當時確實來勢洶洶，發達國家的股市突然下跌了40%，發展中國家普遍下跌50%，國際貿易萎縮一般，失業率急劇增加。即使在發展狀況較好的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也出現2000多萬的失業。從各種經濟指標來看，甚至比1929年大蕭條的來勢更加危急。G20年底會議商定采取三個方面的共同應對措施：挽救受到危機影響的銀行、采取積極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堅持自由貿易。我國4萬億政策后迅速止跌回升，2009年9.2,2010年10.4,2011年9.3，表現鶴立雞群，拉動了世界復蘇。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表現也普遍比較好（印度，巴西，等）。

但是，現在經過幾年以后，反過來的跡象是，發展中國家體現出問題比較多，發達國家“好像”比較好。但如果仔細分析，發達國家實際并未完全從2008危機復蘇。以美國為例，2013,2014年的增速分別是1.8和2.8，接近了長期增長速度3；但實際上美國二戰后各次危機后多數有反彈，達到7左右，但這個反彈（機制是消化危機中擴張導致的產能過剩）尚未出現。世界銀行預測美國到2016年才能到達3%。失業率下降到6.6%與08年的6.5%接近，但是這是統計上的現象。如果失去工作一個月，并沒有積極尋找工作，被視為退出了勞動人口；如果考察勞動參與率，比08年仍然低了3個百分點（近期美聯儲主席艾倫也承認，由于勞動參與率低，退出QE不能完全看失業率）。

再看歐洲，2012和13年分別是負0.6和負0.4，預期2014年1.1，與長期的3%水平相去甚遠；失業率在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超過25%，年輕人中超過50%；其他國家的失業率也普遍在10%以上。

日本從91年泡沫破滅之后，至今歷經23年的疲軟，“安倍經濟學”在貨幣政策上注入了大量貨幣，但實際經濟增長率還很差。2012年1.9%，而安倍經濟學元年（2013）到了1.7%，預測今年會降低到1.4%。為什么發達國家將近六年走不出經濟危機呢？根本原因可能是他們的經濟中有很多未能解決的結構性問題，不解決就無法恢復原有的競爭力，就難以實現反彈。

結構性改革很重要，大家都清楚。但為何沒有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內涵是這些國家必須降低工資、減少福利、減少赤字、金融機構去杠桿，提高產業競爭力和風險抵抗力。關鍵的問題是這些結構性改革在推行時都是減少消費、減少投資、減少需求，在改革期間經濟可能進一步下滑。減少工資，收入減少；減少赤字，政府支持的經濟衰退；去杠桿導致信貸收縮——在現在失業率已經很高的國家，很難進行進一步提高失業率的改革——這也是結構性改革困難的原因（非洲很多國家拿到支援卻進行不下去改革，也是這個原因）。

結構性改革不是特例，過去的金融經濟危機也需要結構性改革，過去是怎么解決的？過去多事發展中國家出現危機，到IMF借錢，IMF提出三個藥方（“三板斧”）：結構性改革，提高產業競爭力；貨幣貶值，提高貿易競爭力來對沖結構性改革的負效應；兩個政策仍有時間差，短期過渡性貸款度過危機。但這三板斧在發達國家很難使用。歐元區沒有獨立貨幣，不能通過貶值增加出口來創造改革空間；而如果想要用歐元區集體貶值，則發展階段類似、作為競爭者的美國和日本也會貨幣貶值來對沖其他國家地區的貶值——導致的結果可能是歐元區和美國都步日本后塵——在危機后無法真正進行提高競爭力的結構性改革，經濟增長疲軟，失業率維持在相對比較高的水平，財政赤字高企。中央銀行為了減少政府的還債負担，不得不推行寬松財政貨幣政策來壓低利息，又會鼓勵大量的短期投機，把國內的股市炒得非常高（道瓊斯指數已經超過2008水平，但實體經濟沒有恢復，泡沫比2008年更大），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造成股市大起大落，風險非常大，實際的回報率非常低，這種情形被華爾街的金融家成為一種“新常態”，可能會維持很長的一段時間。同時這些貨幣都是國際儲備貨幣，因此會鼓勵大量向國外的短期投機。大量資金會進入大宗商品市場（黃金，石油），又把在微小擾動影響下大起大落的風險轉移到了這些市場（例如塞浦路斯的債務危機就讓國際黃金價格下跌超過10%）；這些資金也會大量流入實體經濟表現較好、且資本賬戶開放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尤其是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提高其價格來創造泡沫，且促使匯率升值，凈出口減少，實體經濟受到傷害，資金又大量外逃，這種大進大出將給新興經濟體帶來巨大挑戰。這時未來很可能出現的情形。我們在思考中國問題時，必須考慮到這種比較悲觀的國際形勢，討論經濟問題、戰略、政策，要做好打硬仗的準備。

為什么在巨大的成績面前，大家對中國經濟突然不看好了呢？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不斷減速，持續減速已經超過4年，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出現。國內外很多學者認為這種減速是結構性、體制性、機制性的內因造成的，不改要造成很大代價，改了則可能爆發很大的失業和社會動蕩，因此說“中國崩潰即將來臨”。林教授認為，作為一個轉型中發展中國家，結構性體制性機制性問題是必然存在的，但2010年以來的經濟下滑，究竟是不是像崩潰論者所言的那樣是體制性內因造成的呢？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林教授個人的看法是，體制性問題不能回避，但2010年以來的下滑是國際外部的外因而非體制性內因主要造成的。

放眼世界，這個邏輯很容易說明：考察金磚四國其他國家，印度在這段時間內從7以上下滑到5以下，比中國下滑的更深；巴西2010年7.5,2011年2.7,2012年0.9,2013年2.2；總不能說中國有體制機制問題，把中國增速往下拉，并拉了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后退，并且把他們拉的更厲害把？再比較東亞所謂的“高表現”的更發達的經濟體，如臺灣，日本，新加坡，按道理體制性問題比我們更少，但2010年都開始下滑，且比中國更加嚴重！唯一能夠解釋的是，這種大規模的下跌是國際周期外因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經濟增長有三家馬車，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由于外因，出口一直在下降，從2010年的增速17%降到10%左右；投資，由于2009年的投資項目達到落成階段，又沒有新的刺激，也下滑的很快；消費，中國的消費增長很快，將增速拉倒7.5%，其他國家則更加困窘。展望未來，發達國家漫漫長夜，出口很難回到2008年以前的高速增長，未來的增長必須更多轉向內需，這時必然趨勢。

那么轉向內需的哪一塊呢？無非是投資和消費。很多人說過去的投資拉動模式不可持續，必須轉向消費拉動，對此林教授不敢茍同，認為仍然要走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不是說消費不重要，而是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提高，其前提又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力發展前提又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來自于投資！如果硬要拉動消費，就只有用過去的積累來投資，用完了就靠借債，到期之日就是崩潰之時。因此我們不要把外界的“投資拉動不可持續”奉為圭臬！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論調08年以前講，08年以后不提，現在又不講了——朝三暮四啊。美國主要的經濟評論者認為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國際貿易不平衡，因此批評中國投資太多消費太少。但QE退出時，印度央行行長指出，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應當負責任地考慮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作為反駁，美國提出中國沒收到退出QE的太多影響，并且弄出一個包含儲蓄率、貿易余額等指標，指出中國都名列前茅，因此經濟穩定，比印度好，印度受到外部影響大是自己的原因，和QE沒關系！注意，這些指標，都是以前批評中國經濟不可持續的依據啊！因此我們不要人云亦云，放棄改革開放以來快速增長的法寶。

但也要注意，投資不能亂投資，要做提高效益和質量的投資。用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挖個洞補個洞的思路，投資拉動確實不可持續，但不能因為凱恩斯說挖個洞補個洞，就批評投資拉動不可能持續。我們現在只是6800美元的中等偏上發展中國家，提高效益和質量的投資機會是非常多的，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等空間都很大，都是很好的投資項目！如交通、地下排水管網、環境等。這一點與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我們很容易找到經濟回報率高且社會回報率高的投資機會。

有了投資機會，是不是有錢呢？我們的資金很充分的。去年5萬工作人員參與的大規模普查，發現中央、地方政府負債的水平相當低（9.8萬億中央+17.9萬億地方，占39.4%GDP），且民間儲蓄率高達50%，因此很容易以政府投資為杠桿拉動民間投資。此外，產業升級要購買國外的技術和設備，而我們的外匯儲備恰好非常充足。因此，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有投資機會充足的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有資金和外匯儲備充足的優勢，搞投資拉動還是很有條件的！

那為什么還批評政府財政問題呢？林毅夫教授的主要觀點是，政府債務的問題不是占GDP比例，而是借債和償還的形式，投資和債務的期限有錯配。從現在的債務結構看，地方政府要直接償還的債務為11.92萬億，占GDP比重20.9%。與國外的地方政府債務相比，我們的負債是為了支持投資的，是得到資產的，而非是用來維持福利開支的（像韓國在經濟繁榮的時期就借了很多外債，用來對國民提供福利，最后的流向當然是消費了，后來經濟不景氣，不再續借，面臨還本付息的壓力，但是又沒有那么多外匯儲備，還錢還不起，就出現了貨幣危機）。同時另一個優勢是我們的債務都是內債，而非用外幣借債。又是內債，又有資產支撐，一旦發生危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來控制風險。

但是問題是期限錯配。由于禁止城投債，地方政府基礎改造的投資只能靠借款來維持。過去的地方基建，靠從銀行舉債，舉新寨還舊債，變短期為長期。現在銀行監管，地方政府轉向影子銀行，這種替代變得更糟，風險更大更不穩定，利率也更高。

林教授的觀點：空間很大，反周期投資政府主導，順周期投資企業為主力。長期來看最好的方式是修改法律允許地方在輿論監督下發行城市建設公債；短期則是回歸銀行融資（而非影子銀行），或改由中央政府發債。這樣可以利用投資機遇，并減少風險，維持7.5%沒有什么問題。既然下行壓力是國際周期，就用投資機會和資源進行反周期的干預，維持增長沒有問題。

更重要地，你們經常看到我說中國還有20年維持8%增長的潛力，報紙上是斷句取義了。林教授的真實意思是，經濟增長快不快，要取決于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如何，如果回報率低，就類似凱恩斯說的挖個洞補個洞，增長就不可持續。對于這個回報率，大家普遍的預測比較悲觀，因此顯得林教授的估計比較樂觀（林教授自認為是客觀的）。大家悲觀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已經持續了35年告訴增長，歷史上從未有這么長的記錄。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用其他國家的例子外推，而要討論增長的真正內在機制。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人均資本不斷積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歷史事實是支持這一點的。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也如此。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技術產業前沿之內的創新和升級，有很多引進、消化、吸收、模仿的空間，成本小、風險小，有后發優勢，因此能維持比發達國家水平更高、時間更持久的經濟增長，這是與體制機制無關的。中國35年來，體制機制那么多問題，不也維持了那么高的增長嗎？體制機制是問題，但討論長期發展，要更加關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要回答還能持續多久的增長，實際上要看技術產業后發優勢還能持續多久。林教授認為人均收入水平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因為它代表一個國家平均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亦即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2008年，按照PPP（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于1951日本，1967新加坡，1975臺灣，1977韓國。而從這些時間點開始，以上國家都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7%以上的增長，他們發展的軌跡，和我們改革開放以后能夠維持9.8%發展35年的內在機制是一樣的。因此才說，中國有20年8%的發展潛力，不是樂觀主義的判斷。

當然，這里講到的是潛力，而不是必然發生。挖掘這個潛力是有條件的，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必須維持社會穩定、經濟有競爭優勢（才能利用好后發優勢，有積累才能升級），就必須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有了這個競爭優勢和后發優勢，就能不斷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差距。現在，威脅社會穩定的最大問題是環境和收入分配的問題。林教授曾經多次調研，從未發現現在生活比80年代差的，實際不滿還是來自分配不均。而加上腐敗問題和污染問題，高中低收入都存在不滿，提供了唱衰中國的土壤。藥方正如18大所說，要深化改革。過去的漸進改革有很多成果，但也付出了一些代價，包括環境和腐敗。

計劃經濟形成了大量資本密集的重工業，但是事關國家地位，即使私有化、休克療法，好像是畢其功于一役，但是你取消掉這些沒有自生能力的重工業，沒有工業化怎么發展經濟？另外的話，對于俄羅斯東歐這些國家，這些重工業（尤其是軍工）也還是先進的產業，沒有這些先進的產業怎么維持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更遑論現代化？普京之所以強硬，敢和美國叫板？因為他有那些原子彈，航空母艦，戰斗機啊。這都是靠原來計劃經濟形成的那些資本很密集的重工業生產出來的。既然用休克療法，就想把保護補貼全都取消掉，結果發現如果真取消掉保護補貼，他就死了。

因此在私有化里面，同樣要給這些產業有保護有補貼。諸位可以想一個問題，到底是在私有化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更多？還是在國有化時候給的更多？90年代這個問題在北大有一場著名的爭論，我在國際上和薩克斯也有很大爭論。他們當時的看法是之所以給保護補貼是因為它是國有的，我（林老師）說所以給保護補貼因為它是違反比較優勢的，而你又一定要他存在。那你就想想，如果是因為違反比較優勢又需要他存在，是國有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私有的時候多？

（一位同學說，可能私有的給的保護補貼少）。林：我說國有的給的保護補貼少。為什么？因為國有的廠長經理是國家員工，他會講你不給補貼我沒辦法經營。要了保護補貼以后呢？他頂多是多吃，不能多拿。多拿中紀委可以把他抓起來，嚴重一點可以槍斃的。如果是私有的，他同樣講你不給我保護補貼我活不了，然后拿到保護補貼以后拿到越多放到口袋里越多不是天經地義嗎？比較兩者的激勵機制之下，肯定是私有要的保護補貼更多啊，因為國有的時候不敢拿太過，私有的時候可以多多益善啊。很高興的是，大量的實證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你私有化的時候給保護補貼，就有租金的機會，就有尋租啊，有尋租就有腐敗，所以蘇聯東歐的腐敗現象比我們還嚴重。

我們國內情況也類似，在開始雙軌制的時候確實，為了讓那些缺乏比較優勢的國企能夠生存，我們發了保護補貼。這種補貼主要一個方式是金融上大銀行和股票市場方面對其進行金融扶持，這基本上給大企業提供了融資服務，資金的價格是低于這個發展階段應該有的資金價格的。我們要知道很多大企業主，他上市融資得到的錢把它叫做自己掙到的錢，這是不對的。而補貼這些大企業的，實際上是把錢放在金融系統里面的小農戶，小企業，小制造業等，現在就成了用相對窮的人補貼相對富裕的人，收入差距當然拉大。因此只要能拿到錢（或者上市），就能拿到補貼，就有尋租。另外資源，憲法規定資源是全國人民共有的，但是不是全國人民一起開采的（笑）。過去在83以前沒問題，因為開采的都是國企，開采權是免費取得的，賣出的產品價格也很低。83年改革，讓民營和外資進入，以推動競爭。93以后，資源價格和國際接軌，不是低價了，但是取得開采的稅和費，基本是沒有的。比方說，我一個礦，幾十億幾百億，稅和費就幾千萬。那結果就是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資源省份的腐敗特別嚴重。另外一個就是壟斷，像電信啊電力啊民航業啊這些，有壟斷就有壟斷利潤，那就有尋租啊。

在過去，這些措施都是在過去沒有辦法的辦法，在過去資本很稀缺的狀態下，如果沒有這些保護補貼，它活不了，當時是雪中送炭。那要維持我們的穩定，帶來的代價就是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腐敗跟收入差距都拉大了。那我覺得呢，現在應該是可以把它取消掉，因為此一時彼一時，當時我們是低收入國家，其實一直到2003年十四大的時候一直是低收入國家。現在我們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資本已經不是那么短缺了，很多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汽車產業，年產兩千萬輛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當然是低端的；還有裝備，像三一重工，中聯重科，這些大型的裝備在國際市場上是和西門子這些公司競爭，而且還不遜色的，這代表什么？符合比較優勢。既然符合比較優勢，它就有了自生能力，就不需要補貼了，這個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當然有既得利益，不愿意放棄這個補貼，付出的社會代價就是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所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就是確實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放開利率，就沒有補貼了，沒有補貼就沒有尋租，儲蓄者也愿意投資了，這些行業就變成正常而非暴利的行業了。省下來的財政資源就能用來社會各方面的改善。這就是釜底抽薪，一方面治理腐敗和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也滿足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價格正常反應要素的稀缺程度，這樣經濟的發展優勢就自然存在。

關于污染問題，雖然大家都不高興，但是我們也要實事求是，符合現在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和產業不斷調整的過程。農業社會自然是青山綠水；制造業階段，能源和排放高，污染問題比較嚴重；進一步發展進入服務業階段，污染少，收入多，有搞環保的條件。我們無法跳過發展的必然規律，即使污染比較嚴重，但除非放棄發展，回到農耕社會，那一定是青山綠水。在現在的階段，不喜歡也要面對。當然我們可以比30，50年前的國家做得更好，因為技術更好，排放密度可以下降，這是第一。第二是環保標準的執行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現在國家有環保標準，各個地方各個產業投資都要滿足一定的減排設備，問題是用不用。用了，成本會增加，企業的角度是沒有動機的，這是必然。從地方的角度，應該監管，但是如果監管了，企業的經營成本比較大，企業就不會來投資，這就出現了囚徒困境。現在的問題就是，這些排污設備都有，就是不用。林老師當政協委員的時候經常去考察，企業知道政協來檢查，經常是：車隊遠遠過來的時候，冒著黑煙白煙；等到靠近的時候，煙沒有了；工廠里面的時候，就說“這是德國進口最先進的設備”；但是車隊一走過幾里路回頭一看，煙又起來了，這是林老師多次外出調研經歷的事實。所以一方面必須面對，不能理想主義，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一個簡單的建議是利用集權體制的強制力，告訴地方官員過去的事情不管，現在開始哪個地方不執行哪個地方下臺，破解囚徒困境。

總而言之，只要利用好投資潛力、財政資源和后發優勢這些條件，十八大的目標實現，是有條件，甚至可以說是游刃有余的。完成了2020目標，將是偉大復興事業的重大里程碑。相信到2020，人均收入可以達到12700美元，成為高收入經濟體。我們確實可以創造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

【Q&A】

·政府如何正確甄別有升級空間的產業？避免尋租？克服期限問題而吸引長期投資？

吸引資金前面提到，主要思路是長期公債；債務滾動可化短期為長期。歷史上，日本沒有那么多汽車廠得到財政支持，但還是發展起來了，說明汽車在當時存在比較優勢的。《新結構經濟學》有談到產業增長的甄別與因勢利導——給予先行者外部性補償和激勵（而不是補貼，補貼就說明違反比較優勢），而不是通過支持創造壟斷企業。產業政策不是必然失敗，而是需要策略性，成功的國家中，政府全部發揮了積極性作用，不能因為一些失敗案例中的政府錯誤，就放棄政府干預，而是要討論成功與失敗的國家之間政府策略的差異，實現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跨越。

·政府作為中間人，打破囚徒困境，是否會因為利益集團而失敗？

任何改革都需要打破利益集團。我們過去改革，也面臨很大的利益集團的阻力，但有利益集團所以改革不了的邏輯是不成立的。我們的改革不斷前進，不斷觸動利益集團，關鍵的問題是政府作為上層建筑，問題不解決老百姓不滿意的成本比觸動利益集團的成本更大，既然問題突出，中央必然有很大的決心推行深化改革，不會懼怕觸動利益集團。

·現在有的地方提出政策說“買60平米落戶”，央行也有松動銀根的跡象，怎樣避免松動的銀根流入房地產？

第一點房地產在現在和未來都會使支柱產業。這個支出產業是從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的角度來講的。我們經濟快速發展快速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城市規模擴大，對住房面積和質量的要求都在提高，必須滿足這些人的需求，房地產一定還是支柱產業。第二點房地產是要高度關注的，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崩潰，都是房地產泡沫引起的，必須對房地產泡沫和金融系統性風險加以特別關注，并采取一些具體的措施。其中香港對房地產的政策經驗就值得學習，比如金融機構可以向房地產貸款的資金要占比例；房地產企業自有資金要占比例。通過這些防火墻，可以有效隔離房地產風險與金融風險。

·新結構經濟學下如何理解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

按比較優勢發展，需要價格機制合理作用，因此需要利率市場化；但金融改革的重點不完全在利率市場化。現在70%的就業在小農戶、小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無論怎樣放開利率，他們都只有求助于小型的金融機構（而這些民間的金融機構在改革之前就已經市場化了）。我們要把金融作為服務業，要警惕金融教科書強調大銀行、大金融機構、風險投資（適合發達國家資本密集、規模大風險大的狀況）的思想趨勢，金融體系建設要重視國內現實，金融安排要服務與更多的就業和經濟活動，金融的特性必須符合實體經濟的特性。而實體經濟的特性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特性不一樣，必須按照實體經濟的具體特性來設計金融結構。

林教授對人民幣國際化、開放資本賬戶，持保留意見。林教授認為真正能使一個國家發展的是長期投資的、產業的資本。對這些重要的資本，我們對外資沒有什么限制。我們限制的是外國短期的流動資本和國內金融和實體經濟向國外借款。因為這些外資，最好也是支持實體經濟投資，但在經濟波動下可能無法還本付息，出現98年韓國經濟下滑換不起外國資本的貨幣危機，這還是最好的狀況；不好的狀況是借入了外資去搞房地產或者消費掉，更加容易導致危機。而短期資本進來一定是做投機性的，搞大泡沫經濟，逼迫人民幣升值，再大量流出，套走國內資產，對實體經濟有害無利。況且從歷史上看，發達國加什么時候開始推動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即美元成為儲備貨幣，給予美國金融家國際套利的機會。現在學術界的模型往往不分實體資本和流動性短期資本，因此具有欺騙性，實際上我們要對短期資本流動的開放慎之又慎。

·未來臺灣的經濟前景以及與大陸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

大陸的發展將給臺灣創造無限多的機會。臺灣正處于比大陸人均收入高一個檔次的階段，產業結構（制造業服務業）比大陸先進，在兩個經濟體的整合中，臺灣可以利用大陸這個大經濟體的發展創造無限多的機會。韓國的崛起就是積極利用大陸市場開放的空間，而臺灣卻因為政治原因錯失了這些機會，這個教訓是明顯的，臺灣應當抓住大陸發展機遇，來享受自身無限的發展機遇，甚至可以在2020年人均收入超過美國，這對臺灣人民是最大的福祉。

·量化寬松導致世界對美元不信任，人民幣取代美元的前景如何，對金本位定位的評價？

參見《從西潮到東風》，人民幣取代美元是必然，作為最大的貿易體、未來最大經濟體，未來會有更多貿易以人民幣計價，且升值空間相當看好，因此人民會愿意保有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和貿易積極下貨幣，2020-2030可以成為主要儲備貨幣之一。

但林毅夫教授認為這并非最好的制度。國家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沖突，正如美聯儲所說“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這是國家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繞不開的沖突。即使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好像政策空間比較大，但是犯錯誤的成本也大。金本位也有問題，黃金不能隨著實體經濟和貿易的增加而增加，容易造成通縮，林教授的建議是建設與實體經濟掛鉤、信用貨幣性質的國際儲備貨幣——“紙黃金”。凱恩斯提出過與一攬子大宗商品掛鉤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想法，但由于當時美國一家獨大且大家對美元前景有信心，所以擱置下來，隨著時代的變遷，所有的主權貨幣國家，包括美國、歐元區和中國都將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結構性問題，給予國際炒家無限的炒作空間，威脅實體經濟，這對作為儲備貨幣國家和全世界都是不利的，接受新的更好的方案是可能且必然的。

關于西方主流理論，所有發展成功的案例，沒有一個是符合西方主流理論的

西方主流理論都是理想模式的結果，但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落后性和扭曲性，背后都有原因，不了解原因，想一步到位地扭轉和取消這種落后和扭曲，是必然南轅北轍的，這就是西方主流理論的缺陷所在。理論的適用性取決于條件的相似性，讀書不要讀得意識形態化，越讀越不明事理。思考問題，關注事實的機遇、挑戰、資源，就將得到原創性的理論和實用性的建議，并對全世界85%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有更大的借鑒意義。

網載 2015-08-23 08:4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