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是如何一步步成為民國女神的？

簡體傳統

| 編者按：“民國女性”已然成為閱讀時尚。不論是因“綠茶婊”一詞而躺槍的林徽因；還是被視為“最后的閨秀”的合肥四姊妹；或是張愛玲遺作陸續出版引發的閱讀熱潮；在“民國范兒”、民國教材、民國史等更大范圍的“民國熱”帶動之下，民國女子們的才情和感情共同成為“八卦”的對象，而被稱為“三十年代文學洛神”的蕭紅的一生，恰恰不缺少這類“談資”。電影《黃金時代》即將上映，蕭紅再次成為消費熱點，她，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為民國女神的？|

文/凌云嵐

建國后到八十年代，蕭紅是文學史上那個進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訪問魯迅，當她問及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時，魯迅列舉了茅盾、丁玲、張天翼、田軍（蕭軍）等人，又說：“田軍的妻子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為丁玲的后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六年后，蕭紅于香港匆匆辭世，戰爭和疾病沒有給她留下足夠的時間“接替丁玲”。

不過，即便上天假蕭紅以時日，魯迅的這一預言也終將落空。和丁玲不同，蕭紅很少直接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她被納入左翼陣營，多是基于她與左翼作家的關系：她的愛人、朋友、導師，都屬于這一陣營。蕭紅早期的創作，從主題上而言，關注底層，呈現東北淪陷區人民的死生掙扎，當然符合1930年代左翼文壇的期望。但即使如此，蕭紅在這一時期的創作仍帶給左翼批評家們不少困惑和遺憾。胡風在肯定《生死場》的同時，也強調蕭紅的弱點，一是對于題材的組織力不夠；二是人物性格不夠突出；三是語法句法太過特別。換言之，就是蕭紅的創作主題不夠突出，缺乏典型人物，語言不夠精確，前兩點恰恰是當時左翼文學主流最為看重的東西。

對于讀者而言，蕭紅的個性化寫作確實容易讓人無所適從。梅志回憶當時讀蕭紅的小說，感動喜歡之余，總覺得她的小說不連貫也不完整，不像小說的寫法。這說法大概可以代表許多人初讀蕭紅時的感受，《生死場》之后，蕭紅并沒有依照左翼文壇的要求來改變自己，她對此的回應是：“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作，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要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在民族戰爭興起的1930年代，左翼文壇的中心詞必然是政治、救亡、階級、宣傳、群眾……而蕭紅卻在紛飛戰火中從《生死場》走向更為詩意、更為個性化、散文化的《呼蘭河傳》。難怪在抗戰期間，批評家要指責蕭紅的創作消極、苦悶、與抗戰無關。可以想見，這樣的蕭紅，多半會與丁玲“擦肩而過”。

▲1935年底，蕭紅的《生死場》作為“奴隸叢書”之三出版。魯迅在序中推薦說“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封面為蕭紅設計。

雖然未能取代丁玲成為左翼陣營中最有分量的女作家，但在建國之后的文學史寫作中，蕭紅毫無疑義地被納入左翼作家的進步陣營并受到肯定。她的作品中，最符合左翼文學標準的《生死場》被視為其代表作，而《呼蘭河傳》和《小城三月》等名作此時則遭受冷遇。至于她的《馬伯樂》，從誕生至八十年代初，長達四十年間，只有一篇評論。

建國后到八十年代，對于普通讀者而言，蕭紅除了是文學史上那個進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東北作家群中的一員。蕭紅的名字最容易和她描寫“火燒云”的一段文字聯系，雖然他們未必知道這段文字的出處是《呼蘭河傳》。自1950年代初，這一片段便入選小學語文教材，成為幾代人的童年記憶。

漢學家葛浩文在翻譯完《呼蘭河傳》后，曾拜訪蕭紅筆下的龍王廟，那是1980年，龍王廟還是呼蘭河的一所小學校所在，他在一個班上講了幾句話后準備離開，一個小朋友走來把他有多處磨損的課本遞給葛浩文看，里頭正有“火燒云”一文，這課本葛浩文一直保存至今。

▲1934年夏，蕭紅在青島櫻花公園

從九十年代始，身為“女性作家”的蕭紅突然引起關注

1938年，聶紺弩在與蕭紅分別時，做了個飛的姿勢，并用手指著天空。這動作緣自兩人幾天前的一場對話，聶紺弩鼓勵蕭紅像大鵬金翅鳥高飛，蕭紅卻回答：“你知道嗎？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也有她的友人曾說過，蕭紅這一生最大的悲劇，就在于她是個女人。

自1990年代初起，身為“女性作家”的蕭紅突然引起關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蕭紅的“女性”身份與其寫作之間的關聯。1989年，大陸學者孟悅和戴錦華在《浮出歷史地表》中，將《生死場》解讀為發自女性的歷史詰問和審判，并認為至《呼蘭河傳》時期，蕭紅的女性主體思想已然成熟。對于學界而言，從女性寫作、女性立場、女性主義等方面，重新闡釋蕭紅成為熱門，這一研究熱潮持續到2002年劉禾的《跨語際實踐》出版達一高潮。劉禾對《生死場》基于某種女性主義立場的精彩解讀，展示了男性文學批評如何抹煞了蕭紅對主流話語的顛覆。

對蕭紅的女性身份的解讀確實重塑了一個蕭紅，她的文字、她的家庭、她的情感、她的命運，在這一視角的關照下都有了新的解釋，然而面對鋪天蓋地的女性視角的蕭紅解讀，也許蕭紅自己并不會滿意，畢竟，她在文學上的“野心”還不在此，她曾經為蕭軍、端木蕻良將他們的創作放在自己的之上而感到憤憤；也曾和友人談起自己想要超越魯迅，創作出比《阿Q正傳》更了不起的小說。恰如她自己所說：“‘人生’并沒有分別著男人或女人的。”

▲蕭紅1938年春在西安公園

與學界的蕭紅研究熱相反，1990年代熟悉蕭紅的普通讀者卻似呈減少之勢。批評家摩羅在一次學術講座中詢問在座學生有多少人看過蕭紅，發現舉手者寥寥。摩羅覺得“這正說明蕭紅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大家的距離確實大了一點，要是在20世紀80年代，來關心蕭紅講座的人肯定大部分都讀過她的小說。“出現這一狀況，或許與1980年代漸漸興起的新的文學評判標準有關。隨著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經過“重寫”的現代文學史選擇在“擱置”或“淡化”政治標準，突出“藝術”。此前備受冷遇的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出口轉內銷”的成為熱門作家，而左翼作家的創作則受到質疑。引發這一“轉變”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偏偏“遺忘”了蕭紅，“蕭紅的長篇《生死場》寫東北農村，極具真實感，藝術成就比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高”，是他這本文學史留給蕭紅的僅有的評語。

事實上，在寫作這本書后不久，夏志清便在《中譯本序》中補充說明自己對蕭紅的疏忽是個錯誤，并在此后提到“我相信蕭紅的書，將成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閱讀的經典之作。”盡管如此，蕭紅仍然錯過了這一次重寫文學史帶動的閱讀熱潮，在林賢治看來，和在左翼文學陣營中被低估了一樣，蕭紅又一次成為這輪文學思潮的犧牲品。

但不可否認地是，從九十年代始，蕭紅在文學上的獨特性越來越受到關注和理解，她創作中那些個性鮮明、曾被視為不合時宜的作品如《呼蘭河傳》，漸漸被推上現代文學經典的位置；而在張愛玲紅遍兩岸三地并被推為民國女作家第一人的同時，蕭紅的魅力則在較為小眾和文藝的閱讀圈中悄悄擴散。

▲電影《蕭紅》劇照

民國熱興起后，蕭紅感情世界的復雜曖昧及相關史料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引發了“蕭紅熱”

“蕭紅熱”的出現，多少有些突然。

2011年，蕭紅誕辰一百周年，各種學術會議的召開、論文資料的出版，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同年，為紀念蕭紅而拍攝的電影《蕭紅》關機。2013年，這部電影選在三八節上映，雖然是標準的“冷門片”，上映前還是做了些宣傳工作，宣傳熱點之一便是“文學洛神”蕭紅的浪漫情史——一她如何“點燃了六個男人”。

在此前后，“民國女性”已然成為閱讀時尚之一。不論是因“綠茶婊”一詞而躺槍的林徽因；還是被視為“最后的閨秀”的合肥四姊妹；或是張愛玲遺作陸續出版引發的閱讀熱潮；在“民國范兒”、民國教材、民國史等更大范圍的“民國熱”帶動之下，民國女子們的才情和感情共同成為“八卦”的對象，而蕭紅的一生，恰恰不缺少這類“談資”。

身為女性的蕭紅，感情世界的復雜曖昧，和相關史料的缺失，為這一輪蕭紅熱提供了無盡的想象空間。宋佳版《蕭紅》中蕭紅與汪恩甲、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之間的情愛關系本就充滿戲劇感，再加上電影中對蕭紅與魯迅關系充滿曖昧的“表述”，使得蕭紅的私生活儼然成為消費熱點。

事實上，在對蕭紅的言說、書寫中，相關的質疑和猜度一直存在。就魯迅和蕭紅的關系而言，在1980年代之前的蕭紅研究中，著重于肯定魯迅對蕭紅在文學創作上的指點或精神層面的感召，多將其兩人情誼定位為“師生”關系。而此后，對兩者關系的闡釋則更為復雜。余杰在其文章中聲稱自己懷疑魯迅和蕭紅的情感超越師生，“還有別的精神和感情上的撞擊”；虹影也在其中篇小說《歸來的女人》中以文學的方式對兩人的關系進行大膽猜想。所持的依據也多來自蕭紅對魯迅的回憶和許廣平等人回憶中的“蛛絲馬跡”。

也正是在這一輪蕭紅熱中，對蕭紅私生活的不滿與斥責之聲越來越大，張耀杰在《民國紅粉》中直接用“智商極高而情商極低”總結蕭紅，并稱之為“命賤”；端木賜香則宣稱要“扒開蕭紅的洋蔥皮”，認為蕭紅“只有叛逆的心與放縱的欲，就是沒有自立的技能與自尊的身心”；靳以的女兒章小東，對《南方周末》記者稱自己羨慕蕭紅的文筆，但“作為一個女人一個媽媽，我非常鄙視她”，因為蕭紅曾在無奈中放棄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