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事實首倡“雙百”

父親學識淵博，對古典文學和歷史造詣較深，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他的英文水平也非常高。毛主席與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重要談話，就是由父親直接口頭翻譯的。

父親對待工作非常認真，他的文章從來不讓秘書代筆，幾十年來都是自己在“爬格子”。他筆耕勤奮而且謙虛好學，對不熟悉的領域和不懂的問題，都會虛心請教，學術上非常嚴謹。例如，上個世紀60年代，他對原子物理了解不多，就拜專家為老師，還專門請何祚庥來給他講課，一直堅持上課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贊嘆說：“這么大的領導干部，還如此學習的，沒見過。”

父親是中國“新聞”定義的提出者。早在1942年4月，父親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就撰寫了《從實際出發》等比較有影響的文章。同年8月，父親担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他撰寫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提出“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短短的13個字，是各種新聞定義中最短的一條，但卻涵蓋了新聞的所有特質。

他明確指出事實是新聞的本源，強調新聞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東西”。他始終堅持新聞的客觀真實性和及時準確性，反對那種以“政治性”為借口，以“政治”為理由而篡改事實的做法，認為這就失去了新聞的真諦。父親對新聞的定義雖被林彪、“四人幫”肆意批判，但深受廣大新聞工作者的支持和擁護，至今仍被大學新聞系的教科書沿用。

歷史上著名的“雙百”方針，其內容也是由父親提出的。他在1956年4月2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發言中，提出“雙百”主張，被毛主席在28日的總結發言中肯定，其“雙百”的名稱則是由陳伯達建議的。1956年5月2 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父親在中南海懷仁堂，向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

毛主席在1957年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3月l 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肯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主席明確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黨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主要管文教衛體宣，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在這個范圍內能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父親在50年代那種大政治環境中，提出“雙百”方針，提出要允許不同學術派別自由辯論，不要亂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壓一派，“要允許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的 “四大自由”，提出“要把學術和科學技術研究同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是十分不易的。

父親在晚年時曾對我講：“我國的政治民主化，還有待時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總希望在文化、學術領域能創造出一個自由研討、暢所欲言的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促其蓬勃發展。”這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狂濤急流中的堅定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因為母親反對葉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獄。當時父親正在外地視察，他回到北京在機場才被通知妻子被抓，而且全家已被搬離中南海的消息。

之后我們幾個孩子隨父親搬到安兒胡同一個有兩進院的房子。我們住里院，外院是警衛班，形同監禁。但這種看似平靜的日子也沒過多久。一天，中央文革小組來人，把孩子們叫到外院談話。沒多久我們就聽到里院很亂，感覺肯定是出事了。當我們沖出來的時候，父親的影子都沒了，連告別也不允許。后來我們才知道他被抓進了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個6平方米的單人囚室，里面沒有床,只有地鋪，門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68164”。它有特定的含義：68——入獄年份;1——特等犯人;64——這個囚犯的編號。父親的名字就被這個“68164”所代替，而且這一代替就是13年。

整整13年，父親被隔離關押。毛主席對“秦城監獄虐待犯人問題”批示后，被關押干部的親屬被允許定期“探監”，但我們卻13年都不能見父親—面。究其原因，是因為父親始終堅持不認“罪”，而且不揭發其他“黨羽”，是“態度惡劣”。—位參加公審“四人幫”陪審團的何訪拔同志(北京市高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后來和我談起父親的獄中情景時，非常感慨地說：“我看過所有被關押審查的中央領導同志的審訊材料，你爸爸真是個硬骨頭，一個知識分子被吊起來拷打審訊，態度依然那么硬。”

父親被抓后不久，江青又點了四個孩子的名：陸德、陳小魯(陳毅之子)、粟寒生(粟裕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小組要這四個人到公安部投案并接受審查。其中我是唯一從清華大學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后在監獄待了6年。在監獄中他們要我揭發父親，按著他們的調子說，不然就不給飯吃，還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一間黑屋子里，幾個人輪番踢打。我還在“學習班”挨批斗，遭毆打，最終被打斷了一根肋骨。

當時為了整掉父親，中央專案組采用的是“株連九族”的做法，不管有無問題，凡是主要親屬都抓起來，被關押的多達63人。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愿說假話的證人被專案組打死，一位副部長自殺。我媽媽被戴“背銬”5年多，兩手銬在背后，吃飯睡覺都不讓摘。但這都不能摧毀他們的意志。

我蹲監獄的時候，弟弟妹妹也被趕出家門。妹妹陸瑞君終日低頭沉默。弟弟陸健健在清華武斗的時候，連住的地方都沒有，要去火車站長凳上過夜。由于陳伯達批示只給陸定一家“最低生活標準”，故—個月弟妹只能領到12元生活費，每天4毛錢，只夠大學里的兩頓飯費。但是就這樣，得知我在獄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監時還會給我帶兩斤紅糖。出獄后我才知道，這是用他每天省一頓飯的錢買的

父親在遺囑中寫道：“我為共產主義奮斗一生。‘出入幾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過去，大至政治主張，小至個人品質、個人道德，都是沒有什么遺憾。古來志士仁人，老來都有‘悲慨’，我沒有這種悲慨，因為我親自參加的革命，推翻了兩千年的封建統治和一百年的帝國主義統治，把中國扶到富強的道路上。哪里還有什么‘悲慨’可言。我懷念革命中犧牲的無數有名無名的烈士們，相信中國人民將會永遠紀念他們……我已老邁，不能為革命和建設做更多的貢獻，相信必定后繼有人。共產主義的實現，是千年的事業……這個事業必定勝利，但它又必須經過長期奮斗才能實現。”

父親臨終時講：“參加革命幾十年，幾經生死，我無怨無愧。”他最后的一句話是：“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