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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圖書：《小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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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瑟夫·布羅茨基

譯者：黃燦然

版本：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10月

入圍理由：是的，關于這本書我們已經等了太久太久。當年《文明的孩子》里收入的文章已經讓熱愛他的人反復閱讀爛熟于心，只求能再有布羅茨基的其他文章加入進來幫助解渴。十多年后，黃燦然譯本的《小于一》出爐，這是曾經并且現在依然是文青的一批人的集體回憶，當然讓人渴望又激動，而書里的內容也并沒有讓我們失望。

嵌入音韻縫隙里的道德

文 | 書評人  凌越

原載于2014年11月1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等了近30年《小于一》中譯本

有段時間，布羅茨基第一本隨筆中譯本《文明的孩子》是我的枕邊書。這是一本我反復翻閱的書，翻閱的頻繁程度可能僅次于艾略特和伍爾夫的文論，不過我得馬上再說明一下，這種比較僅限于批評性隨筆，如果說到詩集，所有文論的閱讀都算是“稀疏”的。

憑著《文明的孩子》里的十篇文章（五篇選自第一部隨筆集《小于一》，另外五篇則選自另一部隨筆集《悲傷與理智》），布羅茨基在中國當代詩人圈里建立了極高的口碑。我甚至認為布羅茨基在1987年獲得諾貝爾獎，《小于一》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助力，前一年（1986年）《小于一》剛剛贏得全美圖書評論獎，這一獎項顯然將布羅茨基推到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的面前。

十幾年來，至少有兩本書一直在勾引中國當代詩人們的味蕾，讓他們垂涎，一本是《曼德爾施塔姆夫人回憶錄》，這本書去年終于出了中文譯本；另一本就是布羅茨基的《小于一》。年前知道黃燦然已經著手翻譯這本書，于是近年每次見面有關《小于一》的翻譯進度自然是一個免不了的話題。現在，裝幀精良的《小于一》中譯本終于擺在我的面前，不出意外的，我首先將《文明的孩子》里未收入的文章先看了一遍。可是饑餓的胃大概一下很難消化這么多美食，讀這些文章的感受到底不如當初讀《文明的孩子》里收入的那幾篇。

造成這種閱讀感受落差一定還有別的原因，讓我們看看先行翻譯成中文的《小于一》里的文章是哪幾篇：《小于一》（帶有自傳色彩的記述）、《文明的孩子》（評曼德爾施塔姆）、《哀泣的繆斯》（評阿赫瑪托娃）、《詩人與散文》（評茨維塔耶娃）、《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除了第一篇，其余四篇都是寫布羅茨基熱愛的詩人，前三位是白銀時代的大詩人，他們在血脈上和布羅茨基就有著天然的聯系，更別說布羅茨基原本就是阿赫瑪托娃晚年的密友，而奧登則是布羅茨基極為推崇的英美詩人，并在布羅茨基被迫流亡后給予他許多幫助。布羅茨基的這幾篇文章是在那個特定的時空中給予我永久的印象。就像對某個人一樣，你愛他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出色，而是因為這出色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和你發生了真實的不可替代的聯系。

將詩藝和音韻融入文本

就文本而言，三篇論述白銀時代詩人的文章也是無可挑剔的。這是《文明的孩子》的開頭：

基于某種奇怪的理由，“詩人之死”這個說法聽上去總有點兒比“詩人之生”更具體。也許這是因為“生”和“詩人”作為詞語，其正面含混性幾乎是同義的。而“死”——即便作為一個詞——則差不多如同詩人自己的作品例如一首詩那樣的明確，因為一首詩的主要特征是最后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什么，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并拒絕復活。在一首詩的最后一行，接下去便什么也沒有了，除了文學批評。因此，當我們讀一個詩人，我們便參與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就曼德爾施塔姆而言，我們參與了兩者。

這一段話很有名，引用者甚多，作為建構布羅茨基文章的原子片段，我們也可以從中分析他的文章魅力的源泉。從死亡議題進入具有悲劇性的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和生平既準確又醒目，立刻把讀者帶入莊重的氛圍。更關鍵的是，布羅茨基沒有在文章中過于具體地交代曼德爾施塔姆在遠東勞改營慘死的種種細節，而是較為間接地從對“詩人之死”的概念入手，這立刻賦予文章思辨色彩，減弱了可能的傷感氣息，而將文章主體留給詩藝的分析，這詩藝在布羅茨基看來主要意味著詞和音韻的微妙作用。

流亡經歷隱藏在寫作中

在這里，我們必然要觸及到布羅茨基作為流亡作家的身份。布羅茨基來自20世紀最大的警察國家，在這個國家他荒誕地因為“社會寄生蟲”的罪名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切切實實地接觸到專制之惡，“你躺著在閱讀，突然來了兩個護理員，從床上拽起你，用床單捆上浸到浴缸里，然后把你從浴缸拽起，但不解開床單，這種床單就在你身上結成硬塊。”引號里的話出自布羅茨基訪談錄，但在《小于一》中，因為可以理解的自尊，布羅茨基沒有展示自己的傷口。

但一個寫作者怎么可能完全抹去這噩夢般的經歷呢？雖然對于流亡作家的標簽布羅茨基有著足夠的警惕（他不想以此為自己贏得憐憫乃至于好處），但是專制之惡難以避免地成為他寫作的整體背景，以至于他無論寫什么，似乎都隱藏著一個反抗的拳頭。他甚至在《畢業典禮致詞》一文中，以一個過來人的口吻，教年輕的畢業生們如何有效地對抗惡之侵襲：“最切實的辦法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獨創性的思想、異想天開，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即是說，某種難以虛假、偽裝、模仿的東西；某種甚至連老練的江湖騙子也會不高興看到的東西。”所以，當我們在布羅茨基的文章中經常看到“惡”這個詞也就不足為怪了，我們很清楚這里的惡不僅僅是一個抽象詞語，它對應著許多具體的戕害。

同時，布羅茨基又是一個卓越的詩人（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惡為布羅茨基反倒搭建了一把攀登卓越的梯子），他知道詩歌本質上就是聲音和意義之間相互復雜而微妙的作用的結果，在文章中，他許多次提到聲音、聲響、韻律，而且每當這個時候，總會帶出對于詩歌極為精彩的議論。在《哀泣的繆斯》中，他評論阿赫瑪托娃的詩：“詩中的聲音，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于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在《文明的孩子》中，他評論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它反而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具歌唱性，不是吟游詩人似的歌唱而是鳥兒似的歌唱，帶著刺耳、難以預料的措辭和高音，有點像金翅雀的顫音。”

美學是倫理學之美

布羅茨基放開手腳，極為細致地去描摹詩歌那精微的聲音，是因為他一直堅定地認為倫理是依附于美學的，請注意在這里，布羅茨基并沒有將這兩者割裂，他雖然深諳象征派詩學的精髓，但是對于象征派耽于形式游戲的通病他也有足夠的警惕。因此，對于聲音的辨別和對于善惡的討論構成布羅茨基文章飛翔的雙翼，它們多半在不同的紙頁上展開，卻恰到好處地成就了杰出文章的底色。當然，對于二者最終的精巧聯合或者彼此融入，布羅茨基永存一份恒久的期待，正如他在《詩人與散文》中精彩的論述：“文學語言學會了呼吸抽象概念的稀薄空氣，而抽象概念則獲得了語音學和道德感的軀殼。”

美學和倫理學的關系長久地縈繞在布羅茨基的心頭，聲調和惡似乎一直在他意識深處上演拉鋸戰。而這些恰恰說明，布羅茨基思和詩的狀態始終處在亢奮之中，它們翻滾著像被抑制在九十度的水，一直期待著沸點的到來。我們知道，這沸點對于布羅茨基就是1987年10月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刻，在受獎詞中，對于美學和倫理學這二者的關系，布羅茨基做了一個了斷，“每一新的美學現實都為了一個人明確著他的倫理現實。因為，美學是倫理學之美；‘好’與‘壞’的概念——首先是美學的概念，它們先于‘善’與‘惡’的范疇……個人的美學經驗愈豐富，他的趣味愈堅定，他的道德選擇就愈準確，他也就愈自由——盡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這段話太精彩，使得布羅茨基的受獎詞在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的受獎詞中也當仁不讓成為上乘之作。更為重要的是，以這段話為視角反觀布羅茨基自己的詩和散文，我們可以獲得理解的密碼。我們終于知悉那秘密：為什么布羅茨基談論聲音和音調卻可以成功擺脫輕浮和炫技的干擾，為什么布羅茨基在談論道德談論惡和專制時卻有一種難得的輕盈——一種揭露的輕盈，一種讓惡無地自容的威力。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