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豈可諱言

簡體傳統

　長期以來，一些論著，稱1856年太平軍最高層的互相殘殺為韋楊內訌。甚至，連內訌都不說，叫做“楊韋事件”，或叫做“天京事變”。
　　根據太平軍將領的供詞，清朝官方文書，當時文人記載，外國人調查目擊者的記述，加以綜合分析，就可以看出，這說法是很不確切的。
　　太平軍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即深居不出，軍政大權全在楊秀清手里。以至民間傳聞。洪秀全并無其人，只是一個木偶。其實，洪的心思，是要盡情享受天子的最高榮華富貴，諸如大興土木建造壯麗天王府，周旋于大量妻妾之問，還想作為教主營造洪氏教義，沒心思處理具體軍政事務。弄得連楊秀清有事要見，也要請旨批定時日。這就助長了楊的專擅和野心。
　　楊秀清本是洪秀全、馮云山提攜起來的人物，結伙時便權勢欲很大。太平軍攻占永安（今廣西蒙山縣）時，他地位本應在洪、馮之下，卻被封為正軍師、東王，不但排在馮之前，而且明確定為“節制各王”，分明是實際統帥。不僅如此，他還有借上帝附身、代天父說話的特權。這樣，洪、楊內訌的種子己經落地。在流動作戰之際，洪自己沒本領，也需要有人代勞；而且，清軍當前，勝敗生死未卜，只能一門心思對付清軍，去求得勝利，至少要站住腳跟，兩人便相安無事。然而，對于這兩個個****望高于一切的領導人，這種暫時平衡，遲早必然要打破。
　　進入南京時，對楊有一定制約作用的蕭朝貴、馮云山都已經死了，楊與洪爭奪寶座、爭享“天下”就此開始。那年首次考試，楊叫人出的考題居然是“四海之內有東王”。儼然以國王自居。讀過“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洪，雖絕不會高興，也認了。這年12月（夏歷11月），楊假借天父下凡，指斥洪苛酷對待宮中“女官”，隨便殺人，踢小老婆致其流產等多項錯誤，洪不但跪聽訓斥，楊還要打他四十大板，經眾人跪著哭求并表示愿代受杖，洪才免挨打。于是。矛盾公開和激化。雖然兩天后楊主動設法緩解矛盾，給洪留點面子，但洪是不能不記恨在心的。事隔十一個月，楊又一次以“天父下凡”，宣布自己“繼治天下，佐理萬國之事”，這個“繼治”就是明確要做洪的接班人。楊的衛隊門聯曰：“參拜天父，永為我父；護衛東王，早做人王”，更是直自地表達了急切心情。凡此種種，洪豈能不感到家天下之受威脅？
　　1856年，楊用“天父下凡”的辦法，召洪親到東王府封楊及其子為萬歲。此舉是要正式做并列天王，將大權獨攬的事實在名義上也加以確定。這就意味著，洪只作為純粹的傀儡暫時供養著，到合適之時連空頭名義也廢掉。為什么楊不以“天父下凡”名義，把洪廢掉，加封自己為天王，而要洪加封萬歲？簡單說來，一是為了免于或減少擁洪官兵的反對；二是制造洪自愿的假象，自己也不必担待篡位的惡名；三是讓全體官兵有個適應過程，循序漸進，減少震動；四是考察官兵尤其是握有兵權的將領的態度。總之，就是要循序漸進，減少阻力，順理成章。作為一個有野心有謀略的人，楊做這樣一些常識之內的考慮，是完全可能的。
　　世界上最個人、最自私、最不能允許他人覬覦的，就是皇帝的御座。在位則生殺予奪、極富極貴。下臺則成為他人刀俎上的魚肉，最好的結果也只能屈辱偷生。這是任何皇帝都會盡最大努力，用一切辦法去保衛的。何況，洪生性暴烈，必然會為到手不久的寶座，剛開始享受的帝王生活，而作殊死斗爭。中國歷史上，為了皇位，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叔侄無所不用其極，以刀劍、毒藥解決，太多了。洪既被楊逼到毫無退路，又深知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陳承镕等首事諸人，均被楊威壓欺凌，怨望日甚，完全可以團結他們與楊一搏的。
　　韋昌輝當時地位僅次于楊。而在楊的威壓下，拍馬屁如同奴才。又受楊凌辱最甚，曾為小事被迫將其兄五馬分尸來討楊喜歡，自己也被打過數百大板以至于站不起來，但楊知道韋表面謙恭、內心險惡，所以總是放在自己直接控制下。韋負責傳令轉稟，楊見他有權，就用一個不成其為理由的借口，說韋“勞心甚”，從外地召石達開來分其權。洪明知韋最恨楊，所以就將殺楊之事交他擊辦。
　　如果沒有洪的密令，韋不敢也不能殺楊。韋的權力、威望、下屬、親信、侍衛，與楊都相差太遠，況且內訌前被楊派到江西，無法在南京策劃殺楊。只有奉洪密令，才敢連夜進京。部下三千余人，才敢跟從他去干這種等于造反的事。向來侍衛眾多，防范嚴密，尤其是對韋昌輝最為警惕的東王府，也只有持天王詔書才能夜里進入，不遭抵抗，輕易將偌大東王府斬盡殺絕。
　　假傳圣諭是完全說不通的。東府被血洗之后，外邊楊的親信部下還有五六千人，反攻殺韋綽綽有余。有些親信巳集結反抗。但他們被洪、韋的雙簧所欺騙了。這么多人被洪的圣諭召到天王府前，看韋因濫殺東府無辜而受笞刑。當他們被請進兩座大房內后，成了籠中鳥俎上肉，被統統殺掉。只有將楊的所有親信都殺光，韋才能免于報復，洪也才能免于楊余黨再次陰謀篡權的威脅。沒有確實無誤的天王圣諭，楊的部下哪會集中到天王府前，從而被集體屠殺？如果說大屠殺完全是違背洪的意思，那么，就在他面前發生的事，他何不馬上下諭制止？只要一下圣諭，即使韋不聽，韋部下必遲疑慌亂，楊部下必拼死抵抗。再加上天王府侍衛相助，大屠殺是難以得逞的。根據是，韋既無多大實力，“附從者只極少數”，向來又不得人心，所以不久之后洪為推卸責任，下詔誅韋時，并沒有費多大力氣，“所殺不過二百人，且交戰僅兩日耳”。這還是在韋最為得勢，殺盡公開的反對派兩萬多人之后。洪之敢于下詔誅韋，也是明知韋無實力、無威望，只要用天王名義，南京城內的反韋力量足以完成任務。
　　洪利用韋出面殺楊，隨后很快就要誅韋，原因很明顯。最直接的是，石達開已起兵靖難，洪知道誰也抵擋不住。讓它打進南京，局勢就不可收拾。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韋的首級，釜底抽薪。二則是，韋不肯代為承担大屠殺責任，使洪影響不好，會留下后遺癥；誅韋可以滅口。將責任全推到韋頭上，好收拾人心與動蕩至極的政局。三是，從韋不肯代為承担責任，表明他不聽話、不忠誠，不除掉會馬上來一個比楊更可怕的威脅。四是，要欺蒙與安撫同情楊之人，尤其是他在外地的親信將領，包括握有兵權的楊輔清（櫥秀清之族弟）。核心是為了維護天王寶座和洪家天下。雖然洪才能平庸、識見淺陋，這么一些政治斗爭知識還是有的。1859年，洪接受堂弟洪仁玕的建議，為進一步安撫楊的老部下，彌補信仰危機，挽回人心，將9月2日（“天歷”7月27日）楊被殺日子定為“東王升天節”，用來紀念楊。這個“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做法，一方面更加證明上述分析與判斷，另一方面也表明洪還念及楊的一些功勞，還表示對大屠殺的一點懺悔。
　　以前一些論著、史書、辭典，將這一場內訌稱為韋楊內訌或楊韋事件，有些是從表面現象而言，大多則是為了維護“農民革命領袖”、“向西方尋找真理”代表者出發，諱言事變實情、實質。有些不合事實與情理的“考辨”，多半從維護洪秀全的角度，找些門面話作為依據，根本談不上科學態度。
　　總之，1856年“天京”內亂，正確的說法應當是：洪楊內訌。一字之差，關系到事件的實情、實質，不可不辨。這場內訌，對于探究洪、楊的思想心理，太平軍的性質，都有重大的意義，豈可為替洪秀全貼金，而諱言歷史真相？須知，最高的權威是歷史真相與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