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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學習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問題時，我認為，法治、憲政也是一般規律。既然是一般規律，我們必須要重視它，必須要借鑒好，不能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為一般規律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必須在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結合特殊，不能把一般與特殊對立起來。

作者簡介：高尚全，高級經濟師。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1982年起任國家體改委處長、副局長、中國體改研究所所長，1985-1993年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從1999年起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一、關于企業自主權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1956年發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當時用了一定的自主權，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點保守了。企業應該要有完全的自主權，但是在當時提出一定的自主權，也是非常不容易。當時為什么考慮要寫這個文章呢?計劃經濟體制它的弊病不是現在才暴露出來，在1956年的時候就暴露出來了。因為計劃經濟是高度集中的體制，是審批經濟，什么事情都要經過政府審批才能干，沒有政府審批你就不能干。當時有幾個案例，我記得非常深刻。

一個案例是，我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沈陽有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叫沈陽變壓器廠，一個叫沈陽冶煉廠，這兩個都是政府行政主導，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由主管的一機部從云南等地調到沈陽。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從沈陽調往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個廠由于行政主導，沒有市場，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就是這種體制，企業沒有自主權。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個案例，1956年上海天氣很熱，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要買鼓風機，當時還沒有空調，企業因為沒有權買鼓風機需要打報告申請。經過7個部門審批，最后一個部門批下來，夏天已經過去了。這是我經歷過的兩個故事，覺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經常會思考一些問題，一機部開會的時候問了一機部招待所，我說你們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說住了1400多人，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為企業沒有自主權，沒有任務了要找部里，沒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沒有電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業那個時候就要“跑部錢進”，部里誰管呢?部長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寫是“小二當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沒幾個人要管全國，怎么管的過來呢，管不過來。這樣子引起我寫了一個調研報告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文章提出：“中央集權過多了，企業自主權過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給國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費……;第二，限制了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潛力不能充分發揮……;第三，助長了中央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事務主義……”。

當時從實際出發，有感而發。我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出來以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了轉播，當時我正好跟一機部的副部長、后來當了上海的市長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陽。早上聽廣播，他說，“小高廣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贊賞的口氣來說的。當時因為傳統的經濟體制，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政府就得統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企業有了自主權還了得嗎，社會主義企業就應該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業要自主權就變成南斯拉夫修正主義了。這個故事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來了。大家記得毛主席在《十大關系》一文中指出，兩個積極性比一個積極性好，要更多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一切統一到中央，把企業卡的死死的，不是好辦法。我想這個故事對我國改革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二、廣東人吃魚的故事

大家知道廣東人愛吃魚，但是搞了計劃經濟就很少吃魚了，為什么吃?因為計劃經濟是統治經濟，價格管死了，養魚的人沒有積極性了，因此魚就少了，價格就貴了。廣東吃不到魚了，后來價格逐步放開了，養魚的人有積極性了，競爭以后，因此魚多起來了，魚價也就下降了。

廣東人吃魚的例子說明，不搞商品經濟是不行的。哪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哪個地方經濟比較有活力，哪個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錢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時候，我主張要把商品經濟寫到《決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贊成，主要担心是把社會主義混同與資本主義;有的同志不同意寫商品經濟，只同意寫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我認為，有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有商品經濟。但是在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當時我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調研組的組長兼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所的所長，官不大，人家反對的官比我大，我沒辦法，就找了負責體改研究會的童大林同志，我說建議體改研究會和研究所開個會，討論該不該搞商品經濟。他說好，我們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現在叫西苑飯店)開研討會。童大林、董輔礽、蔣一葦等知名學者參加了會議。我首先講：“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這是當前經濟改革要求在理論上的一個關鍵突破。”大家思想比較活躍，討論的結果，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的階段。我們也討論“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認為，這個提法也不合適。當時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市場調節為輔作為一個方法，一個制度一個方法，兩個結合起來，不對稱。要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要么計劃與市場，對稱起來。

我把大家討論的結果反映給中央決策者，報告的主要內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

第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絕不會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

第三，發展商品經濟是我國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改革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

這個報告引起中央決策者們的高度重視，由于中央領導同志的智慧，和中國社科院更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經濟的概念被吸收進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中。1984 年10 月20 日，在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高度贊揚《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

三、關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

當時為什么要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因為第一，要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準備，這是主要目的。同時，考慮到匈牙利、南斯拉夫是首先搞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去的人很多，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也派人，企業也派人，學術機關也派人，匈牙利是一個小國，看見中國人來那么多，他們說：“我們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因為重復考察，提問的問題差不多，考察結果本單位匯報一下，就把材料放到抽屜里了。當時我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我認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不能這樣重復考察。經國務院批準，就帶了18個人的代表團去深入匈、南考察，代表團成員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包括馬凱、杜鷹、李劍閣、劉澤鵬，這幾個人后來當了部級領導，后來馬凱升為國務院副總理。

我們重點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兩國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的摩擦、矛盾問題、發展趨勢和解決問題的方向。分別與兩國領導人、黨政有關部門負責人、著名學者、學術研究機構和企業各界人員座談100多次，形成座談紀要30多萬字。

我國駐匈、南使館對這次考察十分支持，會見有關國家領導人都由大使館陪同，代表團吃、住基本上在使館，每天夜里我們聚集在一起，交流考察情況，重要信息在當晚通過使館密電發回中央有關部門領導。馬凱副總理在我從事經濟工作六十周年賀詞中說：“記得1986年我隨您作為團長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考察團對匈牙利、南斯拉夫為期40天的考察，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繼日地看、問，熱烈深入地討論，至今歷歷在目。”

考察結果，形成了《關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報告》。并匯集成書：《艱難的改革探索》。考察報告主要內容分三部分：對改革的基本認識;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幾點值得借鑒的經驗。1986年6月26日我向國務院主要領導匯報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對我國的啟示，這次考察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的充分重視和肯定。

四、關于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故事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提出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負責《決定》中市場體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資本了，更不能提資本市場，只能提資金，資金怎么應用，為什么?提資本好像跟資本主義聯系起來了，所以回避資本兩個字，更要回避資本市場。1985年，我同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聯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當中，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問題”，主要觀點，一是，社會主義經濟中提出資本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國家資金怎么轉為國家的資本，通過資本運作來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

在《決定》草稿中，只提出“勞動就業市場”，提勞動力市場阻力很大。有的人說不能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只能提勞動就業市場。我說這個不行的，勞動力市場肯定要提，我們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勞動力和資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進入市場，不能搞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么建立起來。但是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因此《決定》修改稿上仍寫著“勞動就業市場”。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修改稿，溫家寶組長作了匯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有個別政治局委員參加，起草小組組長、下設的分組組長也列席了會議，我作為市場體系分組組長，也有幸列席了會議。

中央常委會討論的問題，政治局委員一般也不發言。本來這樣的會議輪不到我發言，但是我當時憋不住了，因為如果我不站出來發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肯定出不來，一定是原稿上的“勞動就業市場”。所以在我鼓足勇氣舉手發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講了五條理由。一是勞動力市場是勞動能力進入市場，而不是勞動者本身進入市場。過去為什么做茶葉蛋的跟造導彈的收入沒有很大的區別?因為沒有勞動力市場，沒有市場來評價。每個人的能力不同，貢獻不同，它的收入應當有差別，只有通過勞動力市場能夠體現出來。

二是，確立勞動力市場的概念，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我們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缺失了勞動力市場，市場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三是，勞動力市場是我國經濟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事實。

四是，現在勞動就業壓力那么大，靠政府來分配勞動力資源效果是不會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場來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五是，確立勞動力市場不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可以得到市場的尊重，勞動力有自主權了，所以不會影響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我又說李光耀對我們中國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條他說你們的汽車司機態度欠佳。

為什么呢?因為司機認為我是工人階級，我是主人，你坐車的是仆人，主人怎么會給仆人服務呢?我講了五條意見以后，總書記問了你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我說只要中央提出來肯定能接受。會后溫家寶總理找我，他說你把材料給我，我轉給總書記。總書記看了以后批示：“復制請常委同志參閱”。常委沒有意見了，就這樣勞動力市場就進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

五、關于一般和特殊關系的故事

為什么要講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因為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里面提出來，我們的改革目標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必須要有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二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第三要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第四要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

對于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兩種不同理解。第一種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另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不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版社》為我出的《中國經濟的創新——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中是這樣寫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謂市場經濟，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國際化這個客觀需要，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經濟運行的形式和方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是特殊。”市場經濟是一般規律。價值規律，競爭規律，都是一樣的，不能因為搞社會主義就不一樣了。一般規律是人類經過長期探索形成的共同價值、理念和經驗，是人類的文明成果。所以這個一般我們必須要重視，我們不同的就是我們是搞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社會主義是特殊。我們必須要在把一般的規律學習好，掌握好。同時在一般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特點和條件來運用好，把一般與特殊要結合起來。不能因為特殊來否定一般，也不能重視一般排斥特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時隔22年了，我至今仍堅持這個觀點，最近在學習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問題時，我認為，法治、憲政也是一般規律。既然是一般規律，我們必須要重視它，必須要借鑒好，不能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為一般規律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必須在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結合特殊，不能把一般與特殊對立起來。

為了建設法治中國，為了體現對《憲法》的尊重，體現《憲法》的權威，我國要實行《憲法》宣誓制度，這也是根據一般來的。世界上90多個國家都規定公職人員任職要對《憲法》進行宣誓。關于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問一下是不是三個有利于，而不是首先先問一下姓“資”還是姓“社”。

一般規律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人餓了要吃飯，這就是一般規律。只是外國人吃西餐，中國人吃中餐，武漢人愛吃熱干面，北京人愛吃炸醬面，這就是不同地區的特點，但是這是一個一般規律上的特色，你不能把特色否定一般。簡單的例子也可以說明一般和特殊的關系。你餓了要吃飯，這是一般規律，至于你吃西餐吃中餐，吃炸醬面吃熱干面，這是特殊的問題。

我們為什么要把權力關在籠子里呢，因為權力如果沒有制衡必然腐敗，權力越大腐敗越多，這是長期積累的一般規律。權力為什么腐敗，因為權力沒制衡，所以要提出把權力關在籠子里。

六、關于自由和人權的故事

1997年，我參加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時，我是負責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負責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我們起草小組可以互相提意見，我看到這部分沒有寫自由，也沒有寫人權，我說為什么沒有呢?他們回答說沒地方了。我說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組大會上我就提出，必須要把“自由”和“人權”寫進去。當時講了三條理由：

第一，我們每個人都想一想，問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權?我相信如果不說假話的話都要，都要人權，都要自由。說假話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憲法》上提出要有這樣或那樣的自由，為什么十五大就不說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我們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繼續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要繼續執政，就必須把這個旗幟舉得高高的。

這個建議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組工作的溫家寶同志的贊同。所以在十五大報告中家寶同志親自寫上了“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后來溫總理在兩會回答記者的時候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后來把“人權”都進了《憲法》。把“自由”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寫進去了，我覺得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進步，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七、關于華為創新的故事

我在參加15大報告起草時，有人向中央寫信說，華為科技公司姓“資”不姓“社”。主要理由是，華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業，而且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我認為，這是改革中必須弄清的重大問題，為此，我主動要求到深圳實地作了調研。時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他說：“我陪你一起去作調研”。經我們調研，華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時，創始人任正非只有2.1萬人民幣原始資本起步，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華為已成為立足于世界的領先企業。雖然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但她為國家和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稅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職工分享了改革發展成果。這樣好的企業，應該作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

現在，華為公司已成為世界500強企業中285的知名企業，不久前，世界最大的品牌咨詢公司Jnterbrand發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華為成為首次上榜的中國品牌，排名第94位。2014年銷售收入達46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通訊設備供應商，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廠。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華為的秘密：為何整個世界都怕它?》引起了我對華為的思考。華為公司為什么能成為世界通訊設備產業的領先企業?靠的是什么?我考慮有以下幾點：

一靠“領頭羊”的引領。“領頭羊”是誰?就是創始人任正非。他畢業于重慶建筑工程學院，1974年為建設從法國引進的遼陽化纖總廠，應征入伍加入承担該工程建設任務的基建工程兵，歷任技術員、工程師、副所長(技術副團級)，曾因作出重大貢獻而參加全國科學大會，1983年復員轉業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務基地，于1987年辭職創立了華為公司。任正非為人低調，實干興業，內心沒有“安然感”，他認為“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任正非是一個自我否定并把自我否定作為一種領導者關鍵氣質的人。時刻考慮的是“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這種危機感，促成了華為的核心競爭力。任正非認為華為有今天是因為“15萬員工，以及客戶的寬容和牽引”，而他不過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將他們的才智粘合起來”。

二靠體制機制。審批經濟是出不了華為這樣的企業。華為是在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改革為華為創造了寬松的體制環境，華為在20多年中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高科技企業，是因為有了比較充分的自主決策權，所以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去拼搏，在競爭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進，在競爭中學會了競爭的規則，在競爭中學會了如何贏得勝利。華為堅持以奮斗者為本的理念，有好的機制，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華為實行了員工和客戶利益分享制度，98.6%的股份為員工所有，而創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這叫什么所有制的企業?按照十五大報告所說，是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的新型集體經濟，這樣的企業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實行員工和客戶利益分享機制，形成了“生命共同體”就是把企業的發展和員工和客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創造了無窮的潛力。

三靠國際視野和國際戰略。華為的國際市場銷售額占到總銷售的70%以上，華為的電信網絡設備、IT設備和解決方案以及智能終端已應用于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全球1/3的人口。華為已成為中國“走出去”的典范。

四靠創新驅動力和巨額研發投入。華為的激勵機制，引發了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華為每年將銷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究，在15萬員工中超過45%的員工從事創新研究與開發。華為在170多個個標準組織和開源組織中担任核心職位，已累計獲得專利授權36511件。華為對電信基礎網絡、云數據中心和智能終端等領域持續進行研發投入，以客戶需求和前沿技術驅動的創新使公司處于行業前沿，引領行業的發展。

八、關于“陳賣光”的故事

諸城是山東省的一個縣城。在大躍進時期，建立了一批國有小企業，如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紡織、小農藥等“五小”企業。這類國有小企業不能適應市場需要，困難很多，虧損嚴重。時任縣委書記陳光下決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辦法，以解脫困難。但當時就有人起來反對，把陳光帶上“陳賣光”的帽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92年我應山東省委書記，省長的邀請給省級和廳級干部作一次改革報告，我講完后由一位同志起來提問：“諸城的改革議論紛紛，你認為諸城的改革是姓‘資’還是姓‘社’?”我回答是，諸城的改革姓‘資’還是姓‘社’，判斷的標準，只能按小平同志說的是否符合“三個有利于”。我看到一個對300個諸城青年職工的問卷調查，問卷的題目是：“假如有人偷國家工廠的東西，你怎么辦?”答案有三個選擇：(1)與小偷作斗爭;(2)裝作看不見的;(3)你偷我也偷。問卷回收的結果：選擇與小偷作斗爭的只有14人;選擇裝作看不見的220人;選擇你偷我也偷的66人。這說明，這種企業財產的組織形式，職工并不關心，所以有人說：“國外有一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從以上兩個案例說明，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沒有完全搞清楚，總認為，國有化才是社會主義。其實，恩格斯早就說過：“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海外皇家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資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動，這是經濟規律所決定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應該是常態。但我們有的同志習慣于國有資本固化，一說要退出就認為這不是搞社會主義了。其實，原來國有資本是實物形態，現在變賣后成為貨幣形態，再投入到急需的領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務、改善民生方面，這不是資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動，也是結構調整的需要。在流動中低價賤賣或權錢交易，不僅是流失，而且造成貪污浪費，在改革中，要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

九、關于“三個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個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時候，我在起草小組大會上做了一個發言。主要講了國有企業的定位問題，我不贊成把國有企業定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執政基礎，我當時講了四條。如果這樣定位，四種現象怎么解釋?

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它沒有私人經濟。為什么垮了，強大的國有資本為什么沒有支撐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

第二，二次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國有經濟比重都是比較高的，30%到35%。但是沒人說他們是搞社會主義。

第三，浙江的現象，浙江地處沿海，過去國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國有經濟比例很低。但在改革開放中，激發了老百姓創業、創新的積極性。所以財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稅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要低的多，但是沒有說越南是資本主義。如果按照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四條是不好解釋的。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關于黨的十八大的三點建議》，一、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二、黨的執政基礎在于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三、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三點建議中，重點是三個民。我說我們歷史的經驗也好，國際經驗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核心問題。為了得民心，必須要把民生搞上去，我們黨為什么很注重民生問題呢?改革為了什么，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問題要搞好。

為了得民心，必須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權，要有參與權，要有監督權，要有尊嚴。有了這“三個民”，共產黨執政基礎就牢固了。十八大召開前，我特向中央提出了建議，表達了這個看法。中央主要領導非常重視，及時作了批示。

十、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兩次建議的故事

有人問我，你那么高齡了，對改革還操心干嗎?我覺得改革是無止境的任務，思考改革、參與改革這是我的責任，尤其是當改革碰到困惑的時候，更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過去中央做出的綜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200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三次改革的《決定》，我有幸都參加了。2003年到現在也是十年了，中央應當做出決定的時候，我給中央提出兩次建議，第一次，于2013年5月份給中央提出《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

建議有三個內容：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名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二是，《決定》的主要內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個路線圖。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建議把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為了減少阻力，我提出來“三個率先”：第一個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員當中建立這個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員當中的領導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動產，因為動產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動的，不動產你多少房子，一聯網馬上就顯示出來。

三是，建議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改革領導小組。過去中央起草三個改革文件都很好，但是落實不到位，為什么呢?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重要機構。2005年我曾向國務院提出三點意見，第一恢復體改委，第二國務院成立一個改革領導小組，第三要加強發改委改革的職能。這次為什么沒提出國家要恢復體改委呢?因為現在改革是五位一體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就是恢復了體改委也不行，因此，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總書記任組長，國務院總理任副組長。

第二次，7月份我向中央提出《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議》，主要有兩點：一是發揮智庫的作用，建議中央選五個智庫，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這樣，起草小組和智庫兩條腿走路，可以豐富中央文件的內容。二是，激發廣大干部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建議中央設立一個網站，廣大干部群眾來參與，獻計獻策。同時，呈送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關于全面深化改革30條建議供中央參考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我的兩次建議，上報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去，這是作為一個改革者夢寐以求的事情。

網載 2015-08-23 08:4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