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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共識網  作者:理啟良世

如果把具有完全的理性科學思維能力定為100分，以我的觀察，美國人可得60分，西歐人可得65分，中國人可得15-20分。因此，當大家已經把賽先生的‘科學知識’請進來之后，現在把賽先生更基礎更重要的一半，即理性的‘科學思維’，真正請進來就變得刻不容緩了！

幾千年以來，中國人認為自己地處’天下’之中央，又居文化之顛峰，具威震四方之武力，天朝乃中央之國，是各蠻夷來朝拜之圣地。不幸，差不多170年以前，幾千里之外的西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舉國上下，又驚又恨，又恐又疑，真不知為何天下會發生如此不可思議之事。但門開了，就有進有出。進進出出，各式各樣，其中進來的有二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另一位是賽先生。起初，大家并不熟悉這二位先生。經過七，八十年的反復，最后，大約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家基本上達到了共識：我們應該請德先生和賽先生來教我們一些什么東西，中國才能從病弱中恢復過來，強壯起來，在世界之林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關于德先生，大家都熟悉，也知道他是一位頗有分歧的人物。表面上大家對他都很客氣;偏右的家伙不用說，左派也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實際上分歧之大猶如水與火;有原教旨的民主，也有為民作主的‘民主’，反正你懂得。相反，關于賽先生，大家沒有分歧，無論左派或右派，對他都很敬重;除了某個時期，某些帶有不正常腦神經的人是例外，現在誰也不會說要把賽先生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腳。正相反，政府正把大把大把的錢投進科學研究，要培養出自己的諾貝爾獎獲獎者。我相信中國(大陸)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是遲早的事;至于多遲多早，可能政府已有精密的規劃，不是我們平頭百姓要操心的事。

但是，我們真的已經把賽先生請進了中國，并安家落戶嗎?我認為這是一個還需要認真討論的問題。

我們知道賽先生所代表的是一種完整的科學體系，包含科學知識和科學思維二個方面。對大多數國人而言，一提到‘科學’我們就會想到科學知識和技術發明，例如數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或計算機，互聯網和航天登月等等;廣義來講，也包括社會科學和一部分人文科學。我們從小學到大學所學到一切，包括文科和理科，都是現成的科學知識;但老師很少或沒有告訴我們的是：學者們如何從現象出發，通過嚴密的科學思維，得到正確的結論，最后成為我們今天所學的科學知識;也就是說，我們同胞中的絕大多數僅僅學了科學知識，不一定學到了科學的思維方式;而正確的科學的思維方式正是獲得科學知識的前提。我們都在反思，近代中國為什么沒能產生出原創性，突破性的新知識;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我認為，普遍地缺乏正確的科學思維訓練恐怕是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缺乏一種自由的氣氛以有利于鼓勵和培養青年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另文論述。)

在科學思維中，最主要的三個要素是：思維的理性化，推論的邏輯化和結論的實證化。

自古希臘以來，理性思維與知識之獲得這之間的關系是哲學家們反復思辨的對象。撇開哲學家的深邃理論，對我們平頭百姓而言，科學思維包含了二個方面：一個是方法，一個是態度。理性的科學方法就是指要應用合適的現象和事實，以符合邏輯的推理方式，導出相應的結論。理性的態度是指在材料收集，推理過程和作出結論的各個環節中能保持客觀，審慎，理智和深思熟慮，更不能感情用事。這些思維上的要求好像都是不證自明的常識。所有受過一些教育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認為自己能進行理性的思維。但是仔細觀察，我和我周圍的人的思維都或多或少會偏離理性化的要求。

譬如，最近一位朋友轉來了一篇關于維生素B2的文章，著者是北京大學醫學院聶松青教授。我不是醫學專家，對此文章我本無緣置啄，但對文章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作一些分析。一開始著者給了我們幾個結論：“1、身體長期、嚴重缺乏維生素B2是導致癌癥、腫瘤的根本原因;2 、各種消化道潰瘍、出血、腫塊、息肉、肌瘤、肝硬化也都是因為缺乏維生素 B2所引起的;3、痔瘡也是因為缺乏維生素B2引起的;4、女性的宮頸糜爛也是因為缺乏維生素 B2引起的;5、通常所說的“上火”就是維生素 B2 短期、急劇缺乏癥。” 這里，著者是在敘述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系。原因是缺乏維生素B2，結果是導致癌癥，腫瘤，消化道潰瘍，出血，腫塊，息肉，肌瘤，肝硬化等等疾病。我相信聶教授在臨床上一定見到過有些腫瘤或其他疾病的患者缺乏維生素B2。但我不知道她(或者其他學者)是否做過流行病學研究，并發現了這二者有正相關性。

另外，聶教授不僅說有相關性，還主張有因果性，也就是已經有研究結果能證明長期嚴重缺乏維生素B2至少會在實驗動物上導致癌癥的發生。如果聶教授擁有自己或別人的流行病學和科學實驗結果，那么她的結論無疑是理性的。但是，當我就此向醫生和因特網求證，回答都是否定的，即不存在相關的流行病學或科學實驗的研究結果。如果聶教授僅僅根據自己的臨床觀察而作出這些結論，那么說明她還沒有掌握理性的思維方式，因為她收集的資料是零碎化的，推理的邏輯是跳躍式的，結論是缺乏實證的。

專家教授都掌握一定的科學知識，如果他們把學到的科學知識來支持他們不科學的‘科學’結論，那就會把事情搞得更復雜。譬如上面提到的那位聶教授，她想用她的病理學知識來證明上述結論是有‘科學’道理的。聶教授論述道：“當缺乏維生素 B2 時，血管壁 (主要是毛細血管 ,管壁本身就很薄)開始變薄，在血壓的作用下，血管開始向外凸起，當局部的血管都開始鼓起時，就形成了腫塊，最后血管開始裂開出血，如果發生在腦部……這就是腦溢血……發生在食道，就是食道潰瘍;發生在胃里，就是胃潰瘍;發生在腸道，就是腸道潰瘍;發生在女性的子宮頸，就是宮頸糜爛……充血、腫脹要是長期、持續發展下去，就會凸出組織、器官的表面，形成腫瘤，腫瘤發展到最后階段，表面糜爛，反復感染、化膿，內部細胞瘋狂增生，這就是癌癥。”可惜的是這些貌似‘科學’的 病理學描述并沒有實驗數據的支持，更不是醫學界的共識，而只是聶教授應用她學到的病理學知識用非理性的思維方式作出的似是而非的推論。但這些帶有醫學詞匯的論述用來鎮住普通百姓是足足有余的;因此，如此之類的文章和鋪天蓋地的養生謬論能在網上廣泛傳播就不奇怪了。

聶教授可能是一位醫學知識很淵博的好醫生。我只是想用這個例子來說明，科學知識和科學思維不是同一件事情。學了一些科學知識并不意味著學會了科學思維。另外，有科學理性思維能力的人并不意味著他都能在任何情況下應用這種能力。這在科學家中也并不罕見。英國科學雜志‘自然’對美國科學院院士做過一個調查，在生物學家中不信神和不信永生的比例分別為65%和69%，在物理學家中分別是79%和76%。換句話說，還有一小部分科學家相信神和永生。毫無疑問，這小部分相信神的科學家之所以能作出杰出成就而被選為科學院院士，就是因為在他的研究領域中有能力進行科學理性的思維。這個現象說明一個人可以在一些領域中具有應用理性思維的能力，而在另外的一些領域中則不能。

科學研究，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從對客體的觀察和感知開始，并形成定義和概念;有了精確的定義和概念才能進行邏輯性的思維和推理。一般而言，自然科學研究對象，譬如上面提到的維生素B2和腫瘤或癌癥，定義和概念都是十分清晰。對社會科學 研究而言，精確的定義和概念當然也是同樣重要的，雖然由于社會現象的繁復性而會帶來一些困難。但是，如果對一個社會研究的對象定義模糊，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岐義。

對一個定義模糊社會現象，就不可能做任何有意義的討論。最近看到劉軍寧先生一篇文章，題為 “好的政治秩序需要尊天紀”。此文的中心思想是“……一個好的政治秩序非常依賴于我們對天道的理解并把這個天道轉化成制度。在此之前，我們首先必須一定要承認天道的存在，對它表示很大的尊敬，而且不試圖用人的意志去任意的取代它或者任意的界定它……”。我把文章讀了三遍，仍未找到著者對‘天紀’或‘天道’下的定義。

文中最接近‘天紀’或‘天道’的定義是“……來自于一種超越性的這種來自于造物主的一種秩序的理念，就是持久的、超越的道德原則，我們可以把它叫做“天紀”。但這是一套什么樣的“秩序的理念”或“道德原則”，至少就我而言，仍是云里霧里;因此我就不知道為什么一定要“對它表示很大的尊敬”，為什么要“把這個天道轉化成制度”，為什么不能“用人的意志去任意的(地)取代它或者任意的(地)界定它”?由此可見，同自然科學一樣，社會科學研究的第一步，是對研究對象的定義和概念作出精確的界定;然后才能進一步作出理性的有說服力的推論。

定義和概念被精確地界定之后，詭辯就比較容易被識破。譬如，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人生而平等’是一條公理;它是指在一個群體中每一個人都享有若干平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根據這條公理我們就可以推導出以下結論: 譬如，如果選舉權是男性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那么選舉權也應該是是女性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根據這條公理我們也可以下結論，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戶籍制是一種不公正的立法。一個人由于出生于農村或城市之不同的而享有不同的教育權，醫療權，居住權，這明顯違反‘人生而平等’的原則。

因此，‘人生而平等’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十分清楚的，它指的是‘權利’，而非其它。陳天生先生在光明網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人生而平等嗎?”。該文章的核心論點是“(人)從一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一個生命，誕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地區(城市與鄉村)、不同的家庭，就有不同的差異，就其生命的個體來說，是男是女，體質好壞、智商高低，也存在著差異。

可以說，這種“天賦”的與生俱來的差異，決定了一個人不平等的社會位差和不同的生存方式。” 陳先生在這里很正確地敘述了一個人一生下來就可能具有的‘狀態’的差別。但是，很明顯，陳先生在這里使用了偷換概念的詭辯技巧來討論‘人生而平等’這命題。在‘人生而平等’這命題里，它所定義的概念是‘權利’的平等，而不是指‘狀態’的平等。陳先生就是想用人生而具有的 ‘狀態’的 差別，來證明一個人生而具有的‘權利’也是有差別的。這種在‘權利’和‘狀態’二個概念上偷梁換柱，既不是嚴肅的學術辯論，更不可能傷及‘人生而平等’這一現代文明社會的共識。陳先生可能就是想為文化大革命中的‘龍生龍，鳳生鳳’的口號找到一些理論基礎。

在應用理性思維的能力上，總的來講，自然科學家要比社會科學家強一些;這可能和研究對象的差別有關。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是獨立于研究者之外，而且研究方法大體上也有一個程式，從現象或實驗的觀察和記錄，經過分析，總結，歸納和推斷，最后到結論的驗證。在這過程中一個人比較容易保持客觀和審慎。

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和由人組成的群體的特性和運動規律，因此研究者本身也處在研究對象之中。人和人的關系，人和群體的關系，群體和群體之間的關系涉及到感情，信仰，道德，文化，種族，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因此，要求社會科學家以客觀，審慎，理智和深思熟慮態度來進行理性的思維，就成了一個很高的標準;更何況人是社會動物， 研究者還會考慮自身的利益和安危等問題。

但是，若社會科學家沒有客觀，審慎，理智和深思熟慮的態度和精神，又如何能求得真理呢?我們平頭百姓又如何相信你的觀點或研究結果是正確和客觀的呢?基于此，我對一星期來我瀏覽過的政論性文章作了統計，結果是80%以上的文章在科學思維上，至少我認為，都可以找出大大小小的問題。這些問題中，有些是因為自身理性思維能力不足;而更多的是觀點立場先行，然后羅列一堆理由，即使這些理由在邏輯上并不能支撐他的結論也在所不惜;或者有意模糊定義和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來進行文字游戲;還有一些完全是不講邏輯，不講理性的強詞奪理。無疑，同自然科學家一樣，社會科學家需要掌握科學理性思維的方法和態度;而非功利性，非情緒性的態度對社會科學家而言尤為重要。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毫無疑問，錢學森先生是一位大科學家。可是，當錢先生也會去論證‘畝產萬斤’，去論證‘大煉鋼鐵’，去論證‘糧食吃不完怎么辦’的環境下，人們如何能進行理性的科學思維呢? 極具科學思維能力的錢先生也不能處處堅持他的科學思維，這又說明了什么呢?缺乏一個自由的科學思維環境和缺乏科學思維能力一樣，不可能產生出原創性突破性的科學成果。

因此，回答‘錢學森之問’的線索就在錢學森先生身上。如果把具有完全的理性科學思維能力定為100分，作為一個整體，以我的觀察，美國人可得60分，西歐人可得65分，中國人可得15-20分。因此，當大家都一致同意，而且已經把賽先生的‘科學知識’這部分請進來之后，現在把賽先生的另一半，也是更基礎更重要的一半，即理性的‘科學思維’，真正請進來就變得刻不容緩了。如果把理性的科學思維方法和精神融合到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中，那么，過了二代三代之后，我想我們整體的科學思維能力可能會提升到30-40分。到那時候，能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中國人就不是一個二個，而會是一批人。到那時候，從世界看中國，它將是一個顯得更有理性的民族。

賽先生，再請!

網載 2015-08-23 08:4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