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時間 繪圖/邦喬彥《穹頂之下》觸動了多少人？能對治理霧霾問題起多大作用？這都不好說，但是這樣的片子總能讓我們去思考些什么。以下是一位普通記者想說的話。做一個記者該做的by職燁在我三十三歲生日的前一天，朋友圈被一個女記者——柴靜刷屏了。有人在微博上統計，“《穹頂之下》早上10點推出，截止晚上20點13分統計，優酷401萬，9088條評論。騰訊2620萬，32760條評論；搜狐76萬，172條評論；樂視305萬，36條評論……一輩子做這一件事足矣。”我看了完整的兩遍視頻，最開始是不經意得打開，之后是震驚，隨后坐立不安，整個晚上都輾轉難眠。我2005年開始做記者，到今年剛好是第十年。作為一個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志愿就是當記者的人，我的職業曾經一直是我引以為自豪的。這個片子深深得觸動了我——柴靜做得很棒，她做了一個記者應該做的，她做了許多記者想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我從業的這十年，所有人都看到了，傳媒業在走下坡路，記者不再是從小以為的“鐵肩担道義”的形象了，他們成為拿紅包者成為利益集團的幫兇成為公關公司的軟文寫手，這個頗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變成了眾多職業中的低層次。作為其中的一員，心中一直不是滋味。尤其是這幾年，我自己反復猶豫過，是不是到時間下決心，徹底離開這個行業。2005年，我剛剛進入報社。我寫的第一個深度報道是在火車站發現一個河南來的10歲男孩，他不乞討不偷竊，靠幫人在火車站拉行李每次三元掙取自己的生活費。我在火車站待了一個月，每天觀察這個男孩的生活，也從而得以窺見在火車站這個魚龍混雜的小世界里，一大群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報道出來之后，有許多讀者給這個男孩寄來錢，希望他能夠回去好好念書。當時，我和攝影兩個人，帶著這個小孩帶著大家的捐款，將他送回老家河南省的南陽市。南陽市的市委辦公室主任接待了我們，當地的電視臺對這件事情很重視，來了很多記者跟蹤拍攝。政府的人安排我們住在當地的招待賓館里。到達南陽市的第一餐，我就震驚了。賓館的邊上就是一個高級餐館，說它高級是因為充滿了那種小城市想當然卻審美低劣的奢華——水晶吊燈、大理石地板，歐式沙發和座椅，全部都是包廂，包廂里的圓臺面是我當時見過最大的，桌上已經擺滿了菜，還有三瓶五糧液。我們只有兩個人，一進屋就被迎入主位，當時陪同就餐的有市委辦公室主任、主任秘書、司機，當地福利院的院長、辦公室主任、司機。而我們一坐下，他們就把桌上的前手臂長的桂魚轉到我面前，讓我先喝三杯，以表示對我們從上海來的“大記者”的尊重。那一年，我剛畢業，只有22歲，扎著馬尾辮，就是一個小姑娘。我見識到了什么叫做擺排場，什么叫做三公消費，那些人各個都大腹便便，他們喝光了桌上的酒，他們每天都要喝得醉醺醺才回家，幾乎不和家里人吃飯。我記得那一家類似于政府招待所背景的豪華餐廳，有整整四層，是北方那種三面都有裙樓的環抱式建筑，每一扇窗戶都是一個包廂，每一間包廂都燈火通明——有一張大圓桌，桌上鋪滿貴菜，放著很貴的酒。那個小孩從小長大的村子讓當時的我落淚。在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偶爾去外地也是去山水風景不錯的地方旅行。我第一次切實得看到什么叫做貧窮，土墻、土床，除此以外，連一張木椅子都沒有。村子外面都是光禿禿的土路，沒有遮擋的卡車呼啦啦得開過去卷起的塵土叫人睜不開眼睛，整個村子里沒有一棵樹，到處都很臟。男孩的爸爸在他十歲時被人砍死了，媽媽是一個嚴重智障人，生活在福利院中，完全不認識自己的孩子，男孩還有一個妹妹，生下來就是雌雄同體的雙性人，現在也收養在福利院中。爸爸被砍死之后，沒有人照料自己的起居，男孩就扒火車一路來到上海，他聽說上海是大城市，可以養活自己，于是他就留下來，直到我發現他。我當時突然意識到，這個作為隨機樣本的家庭也許在中國廣闊的農村中并不是極少數或者偶然，在后來許多年的采訪中，我發現這些很窮很窮的地方，那里的人得很嚴重的病，并沒有錢醫治，更不要提什么教育。我們去了那一家福利院，同樣都是簡陋的磚房，殘疾人的比例很高，他們很多就坐在外面的土地上曬太陽，看上去什么想法也沒有，只是那么坐著。福利院的院長和辦公室主任在我們采訪的全程一直貼身跟隨，他們有兩輛車，有兩個司機，每次吃飯司機都會陪坐在場喝酒，沒錯，我們被安排每天吃三頓飯，每天從早上開始就有五糧液放在桌上。這個故事后來有一個很無奈的結局。我們送男孩回去時，讓福利院的人在村里給男孩找一戶監管人家，每月將錢款打入這家人的賬戶。錢打了一年，男孩后來給我打了幾次電話，他說他后來重新跑出來了，因為那戶人不給他吃東西，他每天都很餓。我當然打電話去問是怎么回事，那個監管人是福利院的人幫我們落實的，后來我才知道他其實是福利院的職工，我們匯去的錢大部分都交給了福利院，并沒有真正用在這個男孩的身上。我們打過幾次電話，我甚至自己掏錢回去那里重新落實，同樣是豪華的接待規模，令人瞠目。我們當然發過火，我們后來拒絕跟他們一起吃飯，他們在我們住的招待所門口等著，我們一下樓就跟上來，幾乎是貼身跟隨——我不知道他們在担心什么。這只是一次普通的采訪，是我記者生涯的開端。那一年我去了四川的大涼山。我們的攝影老崔是個熱血的理想主義者，98年他去大涼山采訪的時候，發現那里的人太窮了，那里的孩子都沒有書讀。老崔自己掏錢給孩子們捐款辦學校，他每年回去一次。那一年他帶我同去，我們發現有一個十多歲的小女孩關著門怎么都不肯開，后來我了解到因為她和弟弟兩個人只有一條褲子，弟弟穿著褲子出門了，她就光著屁股在家里，沒有辦法見人。就在前年，我和同事去了云南的高黎貢山，當地的少數民族窘迫到什么程度，女主人當著男主人的面要求跟我的男同事“睡一覺”，她說，“給我20塊就可以了。”他們一年都沒有看到過什么現金，難以置信是嗎？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實。我所在的報社是上海的一家以消費、娛樂為主的都市類休閑報紙，以行業內的標準來看，我們這個層面的記者所能接觸到的事實非常有限。我曾經有幾次與中央電視臺、新華社這樣的核心媒體人員一起采訪，能出來與他們對話的人物顯然更加重量級，他們的采訪會得到更多的重視，他們也更有機會通過平臺更接近事實的中心。但即便是這樣，這些年，我還是看到了許多許多無法寫出來也無法說出來的令我心中憋悶的事情。柴靜在這個片子中觸及到了很多敏感的問題，環境問題這些年已經嚴重威脅到了每個人的健康，而藏在后面的壟斷、腐敗、監管法律的缺失、執行的問題，都有了切實的觸及，而且有確鑿的數據和證據支撐。作為一個一線的采訪人員，我知道她沒有夸張，但是怎么辦呢？我一度非常絕望，不知應該從哪里開始改變，一個人又可以做些什么。2008年汶川地震，我在地震發生之后的第三天就去了北川采訪。看到了什么？我當時寫過一組報道，寫下的采訪札記得到那一年的全國報人散文獎的首獎。一年后我重新去采訪，當地已經造起大量的簇新商品房，原本務農的農民都開始搞起了旅游，到處都是拉著橫幅的災難游。我的作家朋友阿來先生是一個藏族人，他說北川縣城重建的時候，他和很多專家一起被邀請去參加座談，許多人提出這個地方不適合重新搬回住人，但是建議被采納了嗎？沒有。那些不建議造房子的地方蓋起了大片的商品房，那邊的每一個人都得到了大筆的賑災款項，許多羌寨民俗園被建起，阿來說，羌族的房子才不是這樣，那些也不是羌族的文化，都是假的。這樣的東西全國各地都是。08年我去龔灘采訪，因為要建設烏江水電站，這個存在了近千年的絕壁上的古鎮要被整個淹掉，當地的村民已經搬得差不多了，他們就像當年三峽的居民一樣要離開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我還記得當時我們坐在當地人屋子外面的空地上喝茶，腳底下就是碧綠湍急的烏江水，那家主人有點不舍的，“雖然我們拿了幾萬塊，但是還是不想離開啊。但是沒辦法呀。”后來呢？后來龔灘當然被淹了。再后來，在邊上簇新的水泥地上，當地政府建了一個新龔灘，是國家級風景區，收取門票。當時跟我一起去采訪的是一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他去了一次新龔灘，他給我發來了那些仿造的吊腳樓的照片，說實話，看了真的挺想罵人。就在上個月，我去成都采訪。當地有政府官員背景的一個上市公司，在成都郊縣的老君山風景區投資了一座現代美術館。請來日本知名設計師隈研吾建造，花了多少錢我沒有調查。但這個建筑面積3500平米的房子四面通風，掛滿瓦片，相當前衛，卻只有400平米可以作為美術館的展廳。許多建筑系的學生專門去參觀這個觀念性很強的建筑，但美術館布展的工作人員卻說，這太難了——展廳面積太小，無法施展；運營成本又太高，空調無法打足能耗巨大，整個報告廳像個冰窖。當地的百姓不理解這座建筑是干嘛的，只覺得外形看起來是一個棺材。我當然不想評論這個建筑本身怎么樣，只是原本風景秀麗的老君山如今漫山遍野都是簇新而無人居住的別墅群，我站在那兒，只覺得心痛。說實話，作為一個最普通的記者，我不知道應該要怎么做。寫報道嗎？然后呢？真的有用嗎？會有改變嗎？這幾年我時常覺得自己在做毫無意義的事情，我寫需要我寫的無關痛癢的文章，與當初的畢業時意氣風發想做的事相差甚遠，我常常在夜里反復思考，為什么還在寫，為什么還沒有辭職離開。但柴靜的這個視頻，她在這一年里做的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觸動。很多人覺得最后的結尾部分很無力，是一種徒勞，但不管再怎樣微弱，至少她做了，她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樣是有問題的，讓更多人的人停下來思考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每個人如果從自己出發的話，應該要往哪里走。作為業內人士，我一直不是很贊同柴靜作為一個記者的工作方式。因為她習慣性將“我”放在最前面，這從我們新聞專業的角度來說是值得商榷的。優秀的記者應該隱身在現場，盡可能多得減少主觀介入的成分，記者并不是明星，他應該是一個記錄者和旁觀者，過多的曝光度可能會影響或者去削弱你在現場獲取到的信息。但是這一次的霧霾報道，她的個人影響力應該說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如果不是“她”在鏡頭前講述，可能關注度不會那么高，傳播速度也不會這么快，她做這件事的目的顯然是希望盡可能多的人能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從而共同督促政府做些改變，哪怕只有一點點。我是一個常常會被負能量籠罩喜歡抱怨的人，西西弗推石頭般的徒勞感與絕望感常常籠罩我，最終導致什么都不做只是自怨自艾，但這個片子讓我意識到即便是最小的努力，如果所有人都一起做，也許就會往好的方向轉變。片子中有一句話讓我幾乎涌出熱淚，“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這樣活著。”為這位勇敢的記者點贊，她做了一個記者應該做的。
抵抗時間 繪圖/邦喬彥
《穹頂之下》觸動了多少人？能對治理霧霾問題起多大作用？這都不好說，但是這樣的片子總能讓我們去思考些什么。以下是一位普通記者想說的話。
做一個記者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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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燁
ONE·文藝生活 2015-08-23 08: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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