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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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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935年6月，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應高爾基的邀請訪問蘇聯，在莫斯科逗留了一個月，這也是他此生唯一一次到訪蘇聯。在訪問過程中，他兩次見到了斯大林：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宮受到斯大林的專門接待，另一次是在高爾基家中共進晚餐。

下面這篇史料，是羅曼·羅蘭1935年6月28日接受斯大林接待后所寫的日記。從中可以看出，羅曼·羅蘭對斯大林的某些做法，例如嚴刑峻法和個人崇拜有著不解和不滿，但此時他對蘇聯的態度還是基本肯定的。正如他在另一篇日記中所說：“我維護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蘇聯，無論誰是她的首腦。我譴責對個別人的盲目崇拜，無論是對斯大林、希特勒還是墨索里尼。”

訪問莫斯科的行程是羅曼·羅蘭生平中的重要一頁，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次非常勇敢的政治活動。這段經歷對于羅曼·羅蘭一生的思想演變，以及他晚年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形成，也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6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預定在克里姆林宮會見斯大林，整個上午我都在思考，將對他說什么。

4點阿羅謝夫來接我們，接瑪莎和我。經過長長的走廊和無數里面坐著秘書的房間，我們——一共3人——被帶進斯大林的辦公室。辦公室位于面向克里姆林宮院子的大樓上層，大樓旁邊安放著從拿破侖手中繳獲的戰利品（在他從俄羅斯撤退時繳獲的大炮）。

談話于4點10分開始，于5點50分結束。要不是我怕濫用靳大林的耐心，談話本可以繼續延長。談話期間，吹來的陣風使窗子發出砰砰的碰擊聲。

斯大林不像自己在畫像上的形象。無論怎么想象，他既不是高個子，也不是矮胖子。相對說來身材矮小，面且很瘦。他的粗硬的黑頭發已開始發白。最近一兩年來，他大概變老了。但 他的目光依然率直而剛毅，他的笑容依然令人不解。這神笑容可能時而親切，時而深沉，時而淡漠，時而溫厚，時面堅定，時而嘲弄，時而顯得愿意快樂一陣。在所有情況下，他都能保持完全的自制力。他說話時不提高嗓音，音色不知怎么帶有鼻音，同時尖而刺耳（人們告訴我，這是格魯吉亞口音），說話時作很大的停頓，以便來得及考慮一切。他的聽要比說做得更好，他在聽時為自己記下我的談話的要點，用紅藍鉛筆在紙上寫下潦草的字跡。 （可惜的是，我沒有向他索要這張紙。）

我們在一張大桌子旁坐下：他坐在我們之間，我在他的右邊，阿羅謝夫在他的左邊，瑪莎在我的旁邊。阿羅謝夫想要參加談話，聲稱將充當翻譯（斯大林與其他所有人民委員一樣，不會說、也不懂法語），但他的法語遠不是完美無缺的，瑪莎則盡可能地糾正他。

在最初的問候后（對我來說是十分引以為榮的問候），斯大林把首先說話的權利賦予我，我照辦了。他沒有打斷我的說話，聽了20分鐘。

我的談話如下：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請允許我向您表示感謝，感謝您接見我。也許您已猜到，您的名字和您個人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意識到正是您處在新世界的這個我們為之自豪和寄予希望的偉大國家的領導崗位上，這會給在西方的我們增添什么樣的力量和信心。我幸福地握了您的手，并想說，在您的國家，對我表示的關注使我深受感動，尤其是您邀請我在您的別墅休息。”

（對我上面所述的事情，斯大林指出，別墅不是他的，他沒有任何別墅，而邀請出自人民委員會，即出自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他，他們把莫斯科近郊的國家別墅之一提供給我使用，來到莫斯科的客人都在那些別墅中休息。）

我繼續說：

“現在，如果您允許，我想和您談談，無論是作為蘇聯的老朋友和同路人，還是作為西方關注你們的國家的代表，作為青年和同情你們的法國人的代理人。

“您知道，蘇聯在西方很多人的眼里是什么。他們朦朧地想象你們的國家，但你們的國家體現著他們的希望和理想，形形色色的、有時甚至是對立的希望和理想。在震驚西方的深刻的經濟和道德危機的形勢下，他們正在期待蘇聯為他們指出道路的方向，確立主要的目標，澄清他們的疑惑。

“當然，很難滿足這種期待。蘇聯有其自己的任務——建設和國防方面的巨大工作，而國家應該全身心地投入這項工作，因為蘇聯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為自己的事業做出榜樣。你們的國家正在開辟道路，證明自己忠于所選擇的方向。但蘇聯仍然不能推卸當代世界形勢所賦予的責任，一種幫助其他信任你們的國家的‘帝國的’義務。光說說貝多芬的著名格言‘人啊， 自己救自己吧！’是不夠的，必須提供幫助，充當謀士。

“為了勝任這項任務，必須考慮每個國家的稟性和意識形態的特點——現在我將只說法國。不了解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或者無動于衷地對待這種意識形態，可能引起——而且有時正 在引起——嚴重誤解。

“不必期望法國輿論界、甚至是同情你們的奧論界具有蘇聯公民所如此習以為常的思維辯證法。根據其稟性，法國人是頭腦簡單的好說教者和空談家，而不是實踐家。如果想使他信服， 別忘了這一點。法國人民的大多數習慣于議論。必須耐心地對他們說明所做事悄的原因。

“如果允許，我想指出，在蘇聯，很少關心向外國朋友解釋某些行為的原因。當然，在這些行為中存在自己的邏輯，公正的和不可改變的邏輯。但是，政治家們似乎對揭示這種邏輯不感興趣。依我看，這是嚴重的錯誤，結果可能出現——而且正在出現——對某些行為的不正確的或者顯然是錯誤的解釋，這種解釋正在使西方許多同情者感到疑惑。而且，正是因為我本人最近在法國成了這種疑惑的見證人，我應該向您報告這一點。

“您回答我說，持同情態度的知識分子的作用也在于說明這些原因。我們不能勝任這樣的任務。首先是因為我們信息不通：我們沒有用于說服和說明的必要資料。

“我覺得，應該在西方建立法蘇思想相互諒解中心，有點類似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但政治目標更明確。由于沒有這么做，不理解正在日積月累，而且，在蘇聯的派遺機構中，包括大使館，沒有一個因為需要克服這種不理解而感到不安。也許這些人認為,懷疑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行消失。但懷疑沒有消失。懷疑正在加深。為了消除懷疑，應該一出現不理解就采取行動。 我希望您注意，對法國輿論必須采取與對待蘇聯輿論不同的方法。

“以下是幾個例子。

“蘇聯政府按照法院的判決和決定，或者按照不同于公認的司法實踐的特別法律作出某些決議，這是蘇聯政府不可剝奪的權利，但這些判決往往引起很大反響，判決的對象成為普遍注意的對象：出于這樣或那祥的原因，國外輿論對他們顯示出高于正常的興趣。在這種情況下，最好避免意見分歧。為什么做不到這一點？

“您堅決地制止反基洛夫陰謀的所有參與者，這是百倍地正確的。但是，在粉碎陰謀者時，請在歐洲輿論和世界輿論面前，公開提出對他們的不容置辯的、證明被判決者有罪的公訴！

“作家維克托·塞爾日被流放到奧倫堡3年。這是一件次要的事情，但是，為什么在兩年的時間里，誰都不去阻止，以致這件事在歐洲被夸大到嚇人的程度？為什么不明白，對這件事 的言過其實的或者虛假的解釋會導致何種不滿？為什么不是從一開始起就在法國輿論界面前說明塞爾日有罪的理由，或者證明有關他的遭遇的傳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為什么聽任傷口化膿，既然能立即把刺拔出？我把這個例子作為典型現象。我本人與塞爾日不認識。我只是他的一些朋友的朋友。我保持完全的客觀態度。但我堅決認為，在一個經歷過卡拉斯案件和德雷福斯事件的國家中，允許一個被放逐者進入公眾注意的中心并成為要求恢復公正的對象，這是非常危險的。

“還有一件與上面所說的不一樣的事：不久前，在你們國家頒布了關于懲處自12歲起的兒童的法律。法律的條文不很清楚，但甚至已知的條文也給人難受的印象。如果我理解得不錯， 兒童面臨死刑的威脅。我能夠理解你們的動機，你們希望使那些以前不能被追究責任的人，尤其是使那些把兒童作為犯罪幫兇的人感到害怕。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這一點。人們担心， 法律已經生效，而兒童可能成為城市當局濫用法律的犧牲品，城市當局會隨心所欲地處置他們的生命。這可能引起廣泛的抗議浪潮。必須在抗議浪潮沒有興起時預先防止。別忘了意識形態對西方人感情的影響！對事件的情緒性評價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意義。這種評價即使對意向堅定的政府起不到決定性作用，但對軟弱和不堅定的政府卻有強大影響，而這樣的政府為數不少。

“現在開始談當今最重要的問題，談戰爭與和平以及共產黨人對戰爭的態度問題。在法國，早已應該研究這個問題。許多前年我就已提醒巴比塞以及自己在《人道報》中的朋友，讓他 們注意防止起因中不考慮當代現實的反戰運動的危險（我想指出，在說這個問題時，我所持的是客觀的觀點，也就是說，所持的與其說是自己的觀點，不如說是他們的觀點，因為很久以來我就是在國際沖突中運用武力的擁護者）我覺得，他們看不到各種戰爭形式之間的區別，這是一個嚴重錯誤。因為戰爭可能爆發，他們必須公開確定在某種形勢下將不得不采取的立場。如果我的理解無誤，蘇聯根據自己的理想，需要和平，也向往和平。但你們的立場不能被看成是和平主義的。必須區分手段與真實目的。我們的誕生于1932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反戰大會的運動不能做到的正是這一點。正是現在，公眾迷失了方向：不僅是和平主義者，還有蘇聯在法國的持社會主義觀點、同情共產黨人的朋友。公眾對蘇聯與法國帝國主義民主政府建立政治密切關系和軍事聯盟的事實感到困惑莫解。這引起人心的慌亂。必須闡明辯證法和革命策略的重大問題。而且，最好是盡可能真誠和坦率地這么做。”

到這兒我中止了說話，雖然尚未說完事先打算說的話。我對斯大林說：“我想對您說的主要就是這些。請原諒，我說了那么久。”

斯大林回答說，他很愉快地聽取了我的發言。隨后他也開始發言。

他說：“您是否允許我回答你的所有問題？”

接著，他看著自己的紅藍兩色的潦草字跡和線條，開始說話，但不是按照提出問題時的次序，而是根據自己所關心的事情的思路。也許，我沒有十分準確地轉述斯大林的答復的次序，我 是根據記憶寫的。至于斯大林的議論的準確次序，則它保存在所附的官方記錄中。

完全而絕對的樸實，坦率，誠實。他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人。他說：“也許，我們錯了。”看來，始終準備重新考慮自己的看法：如有必要，通過經驗使問題變得更明確，讓問題接受經驗的檢驗。

他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辯白。關于在基洛夫被謀殺后匆匆處決上百人，他說，這么做超出了法制和道德的范圍，也許，甚至是個政治錯誤，但“我們受到感情的支配”。這上百人“沒有直接參與謀殺基洛夫”，但仍然是德國、波蘭、立陶宛（或者拉脫維亞？）的秘密奸細。必須懲處，殺雞嚇猴。而且我們決定不給這些兇手（其中許多人傲慢地吹噓自己的殺人愿望）在訴訟過程中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機會，他們可能把出庭當作講壇……”

接著，他補充說;“我們很不愿意判罪，處決。這是骯臟的事情。最好處身于政治之外，使自己的雙手保持純潔。但是，如果我們想解放被奴役的人們，我們就沒有權利留在政治之外。既然同意從事政治，你所做的一切就已經不是為了你自己，而只是為了國家；國家要求我們變得殘酷無情。”

斯大林說：“我們不得不不僅考慮蘇聯的外國朋友的意見，而且考慮我們本國同志的意見，外國朋友指責我們殘忍，國內同志則指責我們過于姑息。我們把死刑事件減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暗殺基洛夫的同謀者，那些知道陰謀、縱容陰謀、希望這次謀殺、但沒有積極參與謀殺的人，諸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我們認為有可能不判處死刑。而我們的蘇聯同志對此感 到氣憤。”

關于懲處未成年罪犯的法律，他說：“是的！這在西方不可能解釋。”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周圍的資本主義地區的敵人不知疲倦。他們到處滲透，把自己的奸細派入家庭和教堂藏身，把仇恨傳播給婦女和兒童。事實本身作了說明：不久前我們得知，幾個出身于貴族家庭的年輕婦女得以順利地鉆入黨的領導人周圍，為的是毒死他們。”（斯大林沒有更明確地說明，所說的是誰，但我不久前得知，這個故事涉及的是他本人。一個圖書館館員，一個沒有引起懷疑的婦女，在企圖毒死他時被抓住——這是由于人民委員葉努基澤的粗心大意而發生的。“敵人慫恿這些婦女犯罪，而這些婦女想象自己是夏洛特•科黛。兒童的情況更精糕。到處出現15人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幫；他們聯合起來，用刀子作武器，為的是殺死‘先進分子’——優秀的男孩和女孩 （而且不是出于政治原因，純悴是因為這些‘先進分子’是好學生）。教唆他們的是領取我們敵人的報酬的成年人。他們殺人，強奸少女，迫使她們成為妓女，以及諸如此類的各種事情。就在不久前我們才得知這種情況：什么時候殺死了某個少女，突然暴露了兩三年前的事實。政治上應辦的事情耗費了我們過多的精力，”斯大林繼續說，“我們關心的是集體農莊，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時間不夠……當我們知道時，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怎么辦？要徹底鏟除這些匪徒，我們需要兩三年時間。我們一定能達到 目的。但為此必須使人畏懼。我們應該通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嚇自12歲起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事實上我們沒有運用這項法律。但愿將來也不會運用它。當 然，我們不能公開承認這一點：將會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嚇的效果。不過，已下達了不公開的命令，只是嚴厲追究慫恿兒童犯罪的成年人。對他們我們將毫不留精……”

（聽著婦女和兒童的駭人聽聞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在西方所遺忘了那個事實：布爾什維克仍面臨與殘忍的、野蠻的、陳舊的俄羅斯的長期斗爭。）

至于蘇聯總的政策問題，斯大林否認對其他國家有什么發號施令的可能。他說：“我們完全意識到不同國家的特點和情況的差別。我們沒有力量控制它們。這么做會導致一系列不可避 免的錯誤。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曾是德國社會黨人的學生。如果我們在戰時和戰后仿效我們的老師，那會發生什么？必須讓每個國家的黨獨立作出決定。”

關于戰爭和政治聯盟問題，斯大林說必須指出，存在兩種義務：國家的義務和黨的義務。蘇維埃國家應該努力與共和制的法國結盟;如果這種聯盟得以實現，這應該建立在真誠的基礎 之上。雙方都應該武裝起來，并準備相互幫助。否則誰需要這種聯盟？隨著法西斯主義的上臺，歐洲社會力量的分布發生了變化。法西斯主義——這是一切自由、一切前進可能性的終結。它迫使共產黨人在目前仍有某種自由和行動可能性的時候，暫時與西方的‘自由派’資產階級聯合……但是，如果法西斯主義得不到這種力量，我們就會讓它們全都見鬼去！”

“法國共產黨，”斯大林繼續說，“不應該因此而停止對資本主義的國內斗爭。如果希特勒分子得以挑起戰爭，共產黨人將奔赴前線，并且將向希特勒分子開槍。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在回 來時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意愿。至于工廠和倉庫中的無休止的暗中破壞，則決不允許這么做！共產主義理論從來不把這種行為當作武器。十月共產主義革命沒有毀壞一個工廠；它占有了工廠。”

斯大林笑著說：“托洛茨基先生裝作似乎忘記了黨章的一條，這一條文說：共產主義國家可以與任何資本主義同家結盟……他忘記了這一點……不過，這一條文已被取消。沒有任何必要把它寫入章程，”他繼續說，“當形勢需要這么做時，我們將在實踐中運用這一條文，這就夠了。”

接著他問，我是否對他的答復感到滿意，我是否想再提什么問題。

我答道：“還想談談另一些題目，更愉快的和令人高興的題目：例如，有關新人道主義的問題使我很感興趣，是您，斯大林同志宣布了新人道主義。在您不久前的發言中，有一段聽起來非常好的話，就是‘世間一切資源中，最可寶貴和最決定性的是人——新人和他所創造的新文化。沒有什么東西能像偉大的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新道路那樣，如此迅速地使全世界的意識傾向革命——無產階級人道主義乃是全世界意識力量的綜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遺產的哲學部分的特點是革新和創造的性質，直到最近，這個部分在西方才最低限度地為人所知，而正是這個部分，才能對像我們這樣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民產生最強大的影響。”

斯大林作了回答。他感到滿意的是，我引用了他不久前的發言以及有關尊重人的話。他開玩笑地再次問我：“這么說您喜歡這種說法？……可我們的許多同志反對。300年來已習慣于 挨打，于是說：‘為什么尊重我們？用不著尊重我們！’”

斯大林回到有關新人道主義和馬克思恩格斯哲學的問題上，就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說了一些非常好的、親切的、令人信服的話，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就在于幫助人掙脫必然性的束縛并獲得自由。充分的個性——這是主要目的。而且，他建議我讀一 下《反杜林論》。

談話本可以繼續下去，要不是我做了一個輕微動作，表示想站起來，因為我不好意思這么長久地留住他。斯大林站了起來。 我對他表示感謝。斯大林不喜歡被人夸獎或感謝。關于這一點他嘲諷地說，表示感謝看來就像是料不到他會這么做。他建議我們再次見面。“在高爾基那兒如何?”“很高興。”

克里姆林宮的攝影師被叫了來，他替我們拍了四五張照片。

告別。

談話持續了1小時40分鐘。阿羅謝夫受托記錄談話，并為我們制作副本。

（以上史料摘自羅曼·羅蘭著、夏伯銘譯《莫斯科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