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 余世存:我為何拒絕進入一切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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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簡介

余世存,詩人、學者。199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國男》、《老子傳》、《大民小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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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凈精微,喜心退藏”,這是余世存喜歡的一句話,退藏一詞,在他眼中,就是從世俗中退出,讓心靈獲得某種安頓和力量。縱觀他的人生履歷,也大抵可以看到三次退藏,北京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做了一名中學教師,兩年后他自動離職,下海經商,這一次的人生選擇,或許可以算作余世存經歷中的第一次退藏,從一份安穩的教師工作中退出,跳進了更廣闊的人海中,獲得了一份新的力量;年過而立,他離開了曾給他帶來過巨大改變的《戰略與管理》,又一次過上了體制外的自在生活,這一次退藏持續了五年,2005年,《非常道》面世,幾乎在一夜之間,余世存名聲大噪;兩年后的2007年,38歲的他離開了繁華都市、喧囂人群,去了大理,在幾乎與世隔絕的日子中,給了思想更廣闊的馳騁空間。每一次的退藏于他或許都是一次新生,他承受著自由的代價,享受自由。從一個中學教師到一名思考者、寫作者,和余世存面對面,我們試圖去探尋這退藏背后放棄的智慧

 

用專家會診的眼光去讀史

 

許戈輝:您2005年出版的作品《非常道》可以說是以一種顛覆的方式書寫中國歷史,您所創造的文體也被稱為“微博體”,短小的碎片式文體挖掘了歷史的邊角料,給了讀者走近歷史的新途徑、新角度。我也特別想請教您,讀史需要掌握方法,您又是怎樣去讀史的呢?

余世存:我的興趣點主要是人的話語,這可能是一個方向,比如說有人問鄧小平,他在長征的時候做了什么,鄧小平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這個很有意思,一問一答,意韻豐富。還有我記得我最初有那個動機的時候,是看文革的資料,比如說毛主席開會,如果他不發言,然后康生他們發言,會怎么講。那些講話有時候我都覺得像小孩兒在一起過家家一樣,比如康生說,我們只有毛主席能做大英雄,還有毛主席在“二月逆流”的會議上,批評譚震林、陳毅,說他們不應該去頂撞中央文革小組,康生等毛主席說完話之后就說,“毛主席發怒了,這是無產階級之怒”,我覺得這個特別搞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我被雷到了。我就想這么有趣的話,為什么教科書上沒有,那么我能不能把它們捋出來。

許戈輝:是不是看多了,也會養成一種敏銳的判斷力?

余世存:沒錯,是有了分辨能力,而且我說即使是我余世存寫的書,你也不應該把它當做唯一的一個認知體系。就像現代人看病,要請專家會診,不能只請一個專家。我們讀《論語》,看了錢穆的本子,也得看李零的本子,有的人甚至去看于丹的本子,但你不能說我看了于丹的就認為那是真正的《論語》,這是錯誤的,你還應該看李澤厚的《論語》,南懷瑾的《論語》,要多看幾家,這樣才能對《論語》有一個真正的認知。我覺得這是我讀史讀出來的一個觀念,就是一個專家會診的眼光。

許戈輝:有不少讀者從當年《非常道》讀到今天您的《人間世》,發現了一種改變,覺得您從尖銳敏感變得豁達圓潤,您同意嗎?

余世存:確實有這個轉變,我覺得這是人到中年的一個必然過程,“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二十歲時不狂妄,你就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三十而仍狂,亦非吾子也”,過了三十歲之后還那么狂妄、憤怒,那你也不是我的孩子。人年輕的時候,可能是一個激進的,用理想這把尺子去衡量一切的人,但是當人到中年的時候,可能會有種種現實的考慮,會更寬容地打量這個世界,所以《人間世》比《非常道》可能在某種意義上要溫潤了許多。

 

拒絕進入一切體制

 

許戈輝:您出生在湖北隨州的一個小鄉村,當年您考上北京大學應該是家里學識最高的人了,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吧?

余世存:當然,我有好多文章寫過這件事,包括我父親當時就帶著我到村后面的山上去燒紙錢,感謝祖墳冒青煙了。這會讓你覺得你活著是有任務的,有使命的,你應該去尋找你的使命,完成它,才不辜負這個家族、這個村、這片地區的一種厚望。

許戈輝:1992年,您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了北京一中教書,當時對這份工作滿意嗎?

余世存:當時對我來說是一個打擊,因為80年代的大學生,在制度安排上是屬于國家干部,從我們農村的孩子的角度,就覺得出來應該分機關,應該去吃香的喝辣的。從我自己內心的角度,我從小學讀到大學,一直在校園里生活,應該走出校門才好,結果還是進了校園,所以那個時候也有點不甘心。在中學教了兩年就離職下海,那時的社會氛圍也是大家紛紛下海和出國,想要去尋找更大的機會,實現自我價值,跳到海里做了兩三年,好像也不成。

許戈輝:下海經商了兩年之后經朋友介紹,您進入了《戰略與管理》雜志,從普通編輯一直做到執行主編,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對您又有怎樣的改變?

余世存:《戰略與管理》當時的定位很吸引我們這些年輕人,要辦一份什么樣的媒體,《戰略與管理》的老板覺得社會上文人清議很多,清議誤國,用清議來研究治國的這個時代應該過去,會有一個專家治國時代到來,另外他覺得中國的現代化有一些硬指標,比如要完成城市化,大半農村人口要從城市轉移出來,如何有序進行,還有中國要完成產業升級等等,這些都需要有專家去做研究分析。我們以前八十年代的知識,是以思想為主,到了九十年代是以問題為主,這個問題意識正好接續了中國的一個治學傳統,比如說像明朝末年,顧炎武這些大思想家講究要“學以致用”,我們在大學學的東西,要拿到社會上來為公眾服務,這是《戰略與管理》所追求的。在此之前,我只是北大中文系出來的,一個讀過詩歌,讀過現代派小說,讀過一點文藝理論、一點哲學和歷史類東西的人,但是在那個時期我的思維一下子就得到了拓展,有了經濟學思維、社會學思維、法學思維,我覺得自己從一個純粹的文人可能變得有點厚度或者更豐富了。

許戈輝:2000年,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年,您31歲,選擇離開了《戰略與管理》,為什么?

余世存:在我成為《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之前,我的前任執行主編是把《戰略與管理》做成了一個有國家主義色彩的雜志,我去了之后,就把它往自由主義這邊靠了一下,當時也是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包括我們發的一些文章,有時候也在打擦邊球,有些碰線的,就不斷地要去挨上面的批評,后來就說是不是調整一下,我覺得我的使命也差不多了,用經濟學的術語叫“邊際效應遞減”。所以我就說那我還在《戰略與管理》待著干嗎,離開算了,順便也給老板一個臺階下,就這樣退出了《戰略與管理》。

許戈輝:那時候對未來是怎么打算的呢?

余世存:那個時候我就問自己,還有哪些單位值得我去呢,后來得出一個結論,可能沒有單位值得我去工作,那個時候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我說那就先別工作,就在家讀書,讀書的過程中,又開始對各種體制很反感了,那時我就下了一個決心,拒絕進入一切體制,包括反體制的體制,我也不愿意進去。

 

給自己放個假

 

許戈輝:2005年《非常道》出版之后,你幾乎在一夜之間名聲大噪。兩年后你離開北京,去了大理,為什么?

余世存:寫了《非常道》之后,我覺得還不足以讓自己得到安頓,就是有很多學問上的、思想上的問題沒有得到徹底的解答,我覺得自己還是應該繼續讀書,北京的讀書環境不是很好,每天疲于奔命,各種應酬,我就想那還不如去放棄北京的生活,到外地去待幾年。

許戈輝:在大理時是什么樣的生活狀態?

余世存:在大理的生活現在想想,確實是太奢侈了,那個時候也沒有對錢的顧慮,剛開始還陸陸續續有點稿費收入,后來因為跟外界的聯系越來越少,包括跟出版社的編輯,報紙的編輯來往都很少,也沒有給他們寫稿,頂多是他們約約稿子才給他們寫,也不寫專欄了,那個時候完全就是吃老本,但是自己也不發愁,因為在大理,你有時候覺得錢是多余的,兜里面揣個五百、一千的,可能一個月都用不完。大量時間就是,發發呆、逗逗狗、養養花、種種菜、寫寫字、看看書,讀書也沒有說一定要讀出什么名堂來,完全是陶淵明那種“好讀書不求甚解”。

許戈輝:在大理這樣的一種特別閑適的生活,沒有讓你就此就懶惰下去嗎?

余世存:從外表上看是有點懶,但另外一方面自己在尋找的那個東西,我覺得也沒有放棄。比如說我離開北京之前,就大致有一個計劃,說要把中國古代的天文起源這個東西要去捋一下,還有把《左傳》《春秋》能夠再去好好讀一下,所以還是比較踏實地讀了一些書。看似與世隔絕,但在學問上、在精神上其實并沒有隔絕。

離開北京之前,我可能就認為在中國做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一個既政治正確也知識正確的立場,做五四新文化的傳人。比如說我在北京的時候,像上海的張志雄他來北京跟我聊天,為“文革”的事情就能把桌子掀了,然后離席而走。在大理的時候再回看這些往事,就會覺得很好玩,也會更加寬容地看待這些問題,同時也會想,自己應該站在一個什么樣的情境里面更好。

許戈輝:從大理回到北京您可以說是“大隱隱于市”了,在您的著作里一以貫之著啟蒙的精神,您常說今天的知識人也好,文化人也好,應盡的責任不夠,在這個特別的時代,不該把自己放在學者“士”的層面,像冬眠一樣“宅”著。

余世存:很多人都很悲觀,包括像我的老師錢里群先生,社科院的學者資中筠先生等等,就認為中國一代一代的人,他在精氣神方面完全喪失掉了,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對這個問題并不那么悲觀,就像當年的這些真正的儒家,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這些人想的一樣,中華文明即使再亂,社會道德再滑坡,精神再衰敗,但是它的經典還在,民族文明的原點也在,只要這些原點在,總會有心靈、精神跟它碰撞,然后就會像種子一樣,長成參天大樹,花果飄香。在這么一個霧霾沉沉的冬天,它其實就是薪火相傳相傳,大家都是木柴,可能是濕柴,傳不了火種了,但是只要這個經典在,它就是火種,它還是能傳下去的,所以我對這個并不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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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余世存 2015-10-22 19: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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