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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炎黃春秋》1998年12期

從以后的歷史可以看到，斗爭者在給別人制造絞索的同時，實際上也給自己的將來制造了絞索。今天的斗人者，也就是明天的被斗者。

編者按：本文原題為：評《國史札記》兼論高饒事件。高饒事件是建國以來高層路線斗爭中的重要事件，對此已有多種論述，林蘊暉教授的《國史札記》就是其中的優秀論述代表之一。林蘊暉教授為國防大學政工教研室教授，著作頗豐。

一

林蘊暉教授的新作《國史札記·事件篇》(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大量利用了近年來公布的新史料，以新的史觀方法，鉤沉梳理了建國以來黨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個人的獨立研究，剔抉發微，廓清了一些歷史之謎，于歷史研究中給人們以現實的思考，可稱為是中國當代史研究中不斷推陳出新的扛鼎之作。閱讀該書，可對學界的中國當代史梳理工作一窺端倪。

林教授是黨史學界的知名學者，治學嚴謹，筆耕不輟，著述頗豐。筆者以為，這本書雖系札記，但以新知新見為取舍標準，學術價值絲毫不遜于林教授其他的很有些社會影響的學術專著。以現在便利的出版條件，想出版一本書并非難事。當下學界中就有一些人，能出著作，但搞不出一篇真正意義的學術論文。而對學者而言，寫一篇真正具有獨到創見的學術論文，所花費的功夫往往要多于寫一部過眼煙云的專著。遑論專著本應是研究者水到渠成的結果，如果沒有個案研究的微觀基礎，宏觀論述的學術專著也是難以衍生出來的。

《國史札記》收集作者自80年代后期以來的治史論文34篇，俱是具體歷史事件的個案研究，涉及黨史國史上諸多歷史謎團。關于這些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不僅社會大眾是一頭霧水，就是學界小眾也難能言說其詳。正如林教授在書中自述說：“就連我這個從事多年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專業工作者，也多有迷惑不解。”該書反映的即是林教授的由“不解”到“有所解”的心路歷程。以筆者拙見，書中寫于80年代后期的幾篇文章，價值在于提出問題。而此后的文章，特別是2000年以后的文章，價值則在于解讀問題。這也反映了這些年中國當代史學界在史料和史識上的進展。

該書雖以國史冠名，實則論述的還是建國后的中共黨史，而且主要是關于黨內高層一些重大事件的諸多問題。作者解讀歷史，從建國伊始一直伸延到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之行，時間跨度很大。主要集中于這幾個問題：1.毛澤東與劉少奇政見分歧的發端與發展;2.高崗、饒漱石事件的前因后果;3.1950年代圍繞工會工作方針的兩次爭論;4.中蘇兩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分歧和關系破裂;5.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事件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6.“大躍進”運動與1960年代的中國政治走向;7.個人崇拜與“文化大革命”關系等等。由此可知，其研究的主體部分是毛澤東執政時期的歷史，重點在1950年代。后面有關改革開放的諸篇文章，可看做為總結這段歷史教訓而提出的反證。

這些歷史事件和有關問題，大部分是黨史界和國史研究中一直頗有爭議的重大問題。社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度較高，坊間流傳的書籍很多。但這些書籍很少是成于專家之手，大部分都是因襲舊說，傳抄拼湊之作，以訛傳訛，不足征信。《國史札記》的作者則是以史家的耐心和毅力進行十幾年的跟蹤研究，從近年新公布的文獻、年譜、日記、回憶錄中鉤沉史實，采訪歷史的當事人，不斷發掘歷史事件的細節，以改革開發的新視野拓寬研究的深度，自成復原歷史真相的一家之言。讀者從中可以了解近年來國內學界對這段歷史研究的最新水平，讀之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這正是史家修復歷史原貌的本分所在。據筆者所知，林教授對大躍進死亡人口的問題也做過研究。這也是當前社會關注度很高的一個熱點問題，有關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說法，從一千多萬到四千多萬，還有更多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不知為什么，本書中沒有納入這個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該書敘述的這些建國后重大事件，前后銜接，互有關聯，可以看出作者梳理出的一條建國后黨內“路線斗爭”的歷史邏輯。作者把1954年黨內高層發生的高饒事件，作為解讀建國后黨內分歧和斗爭的軸心問題，用力最勤，落筆最足。這是該書匠心獨具的地方。也是讀者最應著眼之處。書中前面的十幾篇文章，都是圍繞高饒事件展開的。高饒事件是建國以后第一次重大的黨內斗爭，反映了黨內在是否堅持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上的政治分歧，并由這場政見分歧而產生的高層沖突并導致矛盾激化。這場黨內斗爭長期被稱為“高饒反黨聯盟”，其發生原因和組織處理方式，影響極其深遠。在理論上，這場黨內斗爭可以看做是黨內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最初沖突。因為此時中共所理解的社會主義還是斯大林模式的經典社會主義，所以這個“什么是”和“怎樣搞”問題的濫觴所出，是集中在是搞一段時期新民主主義，還是馬上就搞社會主義的政見分歧上。這就是高饒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在書中敘述的以后發生的黨內斗爭事件，也都與此密切聯系著。蘇共二十大以后，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開始“走自己的路”，實則并沒有脫離斯大林模式的窠臼。此后的黨內斗爭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在經濟建設上快與穩的速度之爭，一是個人專斷和集體領導的權威之爭。這兩個問題都是前期黨內斗爭的延續和發展。1959年的廬山會議，敢于直言犯上，痛陳“大躍進”失誤的彭德懷被打成了“反黨集團”，并又和“高崗反黨聯盟”掛起鉤來。“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所列“罪行”基本上也都是當年高崗、饒漱石攻擊劉少奇的材料。

在治國方略上，國家領導人之間出現政見分歧本是再正常不過的政治現象，但在當年卻一再引發了黨內政治危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嚴重，傷害的人數一次比一次更多。這當然不能僅僅歸咎于領導者個人因素，更根本的還是體制問題。書中最后兩篇，也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一篇是《由“談不拢”到達到一致的訣竅》，論述的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解決黨內分歧的策略，即讓時間和實踐來做結論，不必非得劍拔弩張地一決高下;另一篇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之行與蘇東巨變》，論述的是鄧小平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國際局勢，毅然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天條，引領全黨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從而避免了中國改革夭折的危險。中共老一代領導人在歷史關鍵時期表現出的政治智慧，正是吸取了歷史上的慘痛教訓取得的歷史進步。以這兩篇做該書結尾，也可見得作者的用心良苦。

二

歷史的梳理過程，就是一個由粗及細、由表及里的過程。對歷史問題的梳理，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同樣也表現了一個現實社會對過去歷史的担當能力。

以1954年高饒事件的研究為例。這是中共中央放棄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進入社會主義軌道的歷史轉軌過程中發生的一次重大黨內斗爭。高崗和饒漱石利用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不滿，考慮中央分一線二線的機會，進行倒劉的活動，被定性為“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野心家和陰謀家，并且牽連了一批黨內高級干部。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做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大會做出《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饒的黨籍。隨后召開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這個決議。在過去黨史上一直把這一事件作為黨內一次重大的“路線斗爭”，稱為高饒反黨聯盟。而且，高饒反黨聯盟還成為了一個罪行標志，又和以后的黨內斗爭繼續保持聯系。廬山會議后，批彭德懷就將他列入這個反黨聯盟中。林彪事件后，批林中又把林彪納人這個反黨聯盟來。足見其余音未絕。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撥亂反正中，許多歷史上的冤假錯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因高饒事件被錯誤處理的原東北局一批領導干部也給重新安排了工作。鄧小平從當時政治穩定的大局考慮，提出了處理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基于這個原則，鄧小平否定了高饒事件是“路線斗爭”的傳統說法，但仍堅持當時對高、饒的處理是正確的。據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雖然稱高、饒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家，但過去路線斗爭的說法是沒有了。高、饒問題由此從群案變成為個案，然而也沒有給出個明確的說法。在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中，關于高、饒問題的篇章，稱他們是“政治野心膨脹”，“高崗向黨發難，進行了一系列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饒漱石密切配合”。對當年被列為“參加高、饒反黨聯盟活動”的山東分局書記向明、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第三副書記張明遠、秘書長趙德尊、原辦公廳主任馬洪、組織部長郭峰、旅大市委第二書記陳伯村等人(中國***全國代表會議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5年3月31日通過])，薄書已不再提及，還認為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盡管薄書中還是在說，“當年黨中央把他們(高、饒)稱為‘高饒反黨聯盟’不是沒有道理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308、319頁)，但說話的底氣已顯然不足了。倒是坊間有關書籍，不明究里，仍是以“死亡聯盟”之類的話語進行炒作。

2000年以后，隨著更多的史料浮出水面，人們對建國初期中共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歷史認識越來越深入，肯定了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獨特價值，對高饒事件的再研究工作也重新放到了學者們的案頭。一些在高崗事件中的歷史當事人，出于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相繼寫了他們的回憶史料。其中，張明遠、張秀山和高崗秘書趙家梁等人的回憶，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情況，有非常重要的存史價值。我們從中得知，高饒事件中的兩次關鍵會議，1953年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要遠比官方正式渠道公布的情況復雜得多;高崗的問題和饒漱石的問題，南轅北轍，是很難“聯盟”在一起的。特別是張秀山的回憶錄中，首次披露了毛澤東在1953年初密令高崗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事情(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頁)，社會反響極其強烈。這些新史料的出現，對原來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的歷史結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需要學界重新梳理和解讀這一歷史事件。

林教授在《國史札記》中，根據多年收集的文獻資料和治史心得，對這些新史料進行了梳理，澄清了關于高饒事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提出了自己新的認識和解讀。主要觀點有：1.建國后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建國方略上發生政見分歧，使毛澤東產生重選接班人的想法，意欲高崗為接班人;2.“批薄射劉”的財經會議，并不是高崗在背后策劃的反黨活動，而是毛澤東以新稅制為靶子，通過批薄一波，達到把中央高層思想統一到過渡時期總路線上的結果。3.“討安伐劉”的組織工作會議，并不是高崗、饒漱石背后預謀的反黨活動，而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過渡時期總路線為指導，檢查中組部工作。張秀山所謂“反黨”的會議發言，是毛、劉定的，與高、饒無關。4.高崗的非組織活動被陳云、鄧小平告發，毛澤東出于無奈把高崗端了出來;5.高饒事件的處理并不是“比較寬的”，而是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傾向，株連了不少高級干部。由高崗株連的東北局張張趙馬郭“五虎將”冤案，由饒漱石株連的上海公安局楊帆冤案，都是違背實事求是原則，大抓“反黨集團”的錯誤處理的結果。

通過新近發現的史料和學界對史料的梳理，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高饒事件發生的基本脈絡。在建國初期，中共黨內在治國路線上出現了重大政見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堅持新民主主義路線方針不滿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并產生中央分一線二線的設想，有意讓高崗主持一線工作。高崗1953年進京后，清楚毛澤東的意圖，積極串聯進行拱倒劉少奇的活動。在1953年的財經會議和組織會議上，毛澤東看到了倒劉的黨內阻力很大。而高崗打著毛的旗號進行的非組織活動，傳播毛與他的私下談話，打亂了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戰略部署，更是有造成黨內分裂的危險。在1953年底，毛澤東遂下決心解決高崗問題，連帶解決同有反劉傾向的饒漱石，轉而強調黨內團結。1954年2月，中共召開七屆四中全會，以解決高崗、饒漱石進行派別活動的問題。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全會，指示要開成一個“和平會議”。會上，高、饒做了檢查，劉少奇等也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通過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后，中央書記處認為高、饒的檢查是避重就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高、饒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公開揭發批判高、饒。高崗以自殺(未遂)對抗，使問題更加復雜化。隨后，東北一批領導干部受到株連，被打成高崗反黨集團。1954年8月，高崗自殺身亡。罪案再無回旋可能。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正式給高崗、饒漱石做出了“反黨聯盟”的政治定性。

三

對歷史事件真相的澄清，不能狹隘地認為是在做“翻案文章”。應該看到，這正是為了真正吸取歷史的經驗，真正達到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和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高饒事件的背后，無疑是毛、劉在建國方略上的政見分歧。從事后看，與毛澤東觀點一致的，多是在長期農村革命戰爭中走出來的一批干部;與劉少奇、周恩來觀點一致的，多是知識層次較高，熟悉城市，懂得經濟工作和社會管理的一批干部，也就是國外研究者所說的“技術官僚階層”。在中共成為執政黨后，有知識懂管理的干部很自然地要走到國家管理的前臺。這就帶來了一個權力分配上的成分變化。那些抱有“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意識濃厚的農民出身的干部，對這些知識型干部占據國家部門要津是有失落感和不滿情緒的。高崗到處散布的“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之論，響應者甚眾，也正是黨內這種情緒的反映。從毛、劉關于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爭論中，同樣也可以看到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治國理念之爭。這些理念上和利益上的碰撞，在中共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型中是不可避免的。高饒事件的發生就是這個碰撞的一個結果。

但是，這些黨內矛盾和沖突并沒有在民主共和的政治框架下得到正常的解決。要改變《共同綱領》的新民主主義建國方針，這么重大的國體變動，不僅沒有任何全民公決等現代政治形式，而且在黨內也沒有經過充分醞釀。對于由此產生的黨內矛盾和沖突，不是擺到桌面上進行公開討論，辨明是非，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達到全黨認識的一致，而是由最有權威的領導人背地議論，暗箱操作，大做一言堂的文章，把正常的政見分歧變成了一場權力斗爭，致使高饒事件的出現。這是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的政治操作不可避免的結局。從這個意義上講，高崗、饒漱石都是黨內生活缺乏民主的犧牲品。

更重要的是，高饒事件及其處理方式，形成了中共黨內斗爭中“有罪推定”、“一棍子打死”的模式，助長和發展了黨內“墻倒眾人推”、“落井下石”的惡劣風氣，對黨內政治生活造成了很不好的長遠影響。一個人一旦被打倒，馬上就是大家伙一擁而上“痛打落水狗”，深挖“反黨集團”，株連其余。從以后的歷史可以看到，斗爭者在給別人制造絞索的同時，實際上也給自己的將來制造了絞索。今天的斗人者，也就是明天的被斗者。

無論是一個社會，還是一個政黨，有各種不同意見的存在，本來就是一個組織充滿生命活力的標志。而要使組織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關鍵是要有一個解決意見分歧的機制，把非組織活動變成有組織活動。這個機制應包括三個部分：能夠讓人們充分表達意見的機制，能夠讓人們保留自己意見的機制，允許不同意見合法存在的機制。特別是要有保護不同意見合法存在的機制，正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權威者認為對的，未必是對的;多數人認為是對的，也未必就是對的。同理，當時都認為是錯誤的，以后的歷史并不認為就是錯誤的。如果扼殺了不同意見合法存在的權利，也就堵塞了通往正確的道路。

高饒事件的歷史教訓是深刻的，但深刻的歷史教訓未必都能被現實政治所接受。即使在民主已成為人類社會普世價值的今天，我們在關于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建設上還是有許多沒有搞清楚的問題。比如說“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本意是要完善黨委內部的議事和決策機制，改變黨內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但誰具有“個別醞釀”的權力呢?毛澤東的個別醞釀是毋庸置疑的組織行為，高崗的個別醞釀就是非組織行為的反黨活動。這在我們的現實政治生活中也可看到，書記的個別醞釀是正常的組織活動，委員的個別醞釀則是非組織行為的私下串聯。在這里，組織與非組織的劃分界限就是權力。從組織學的角度看，黨委制屬于委員會制，各委員之間應是平權的關系。過去我們把書記與委員的關系作為班長與一班人的關系，這是對委員會制的誤讀。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班長可以游走在各位班員之間，一個一個地“個別醞釀”，制造出能夠貫徹自己意圖的會議多數。這實質上是由集體負責的個人專權。所以，從黨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看，高饒事件的教訓對今天仍還有現實的啟示意義。

歷史的復原過程，是填補歷史認識空白點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歷史學家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能夠發現歷史的疑點，然后發掘證據予以解決之。在高饒事件中，也是有不少這樣的疑點。例如七屆四中全會是強調加強團結的會議，為什么會后接著又開了公開點名批判高、饒的座談會?陳云、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毛澤東從對高崗信任有加到決心打倒高崗的轉折關鍵究竟在哪里?高崗為什么非要自殺不可?毛澤東為什么對高崗一直念念不忘?……這些疑問只能留待以后的歷史研究逐步予以解決了。筆者相信，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化，對現實生活總是不無裨益的。

網載 2015-08-23 08:4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