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天堂 蘇州杭州之比較

 

(1) 老外的取舍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條俗語似乎出自唐代，但具體情況已無從考證；不過有一點不容置疑，那就是，自東晉南渡，文化經濟中心南移，又經南宋的偏安江左，江浙一帶便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老天也偏愛江南，給足水，給足陽光。地震之類的天災避著江南，戰爭之類的人禍，給的也不太多。一千多年，江南就是魚米之鄉，就是富庶的代名詞。

 

  于是，小橋流水，粉墻黛瓦，勾欄瓦肆，禪林道院，文人墨客，流連忘返。而蘇杭則是江南的代表，是典型的江南。

 

  盡管白居易、劉禹錫、韋應物都做過蘇州刺史，留下許多佳作；盡管張繼的《楓橋夜泊》堪稱千古絕唱，但蘇東坡的一首“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就把唐人筆下的蘇州都蓋過了。楊萬里的“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傳唱至今；被歌女舞女寵著愛著的柳永，對錢塘不吝筆墨、、、、、、公允地講，唐宋之際，杭州比蘇州稍勝一籌應毋庸懷疑。畢竟南宋建都杭州，再加上一個被稱作“消金鍋”的西湖，風景要比蘇州開闊疏朗些。但到了明清之際，情況就顛倒過來了，這個留待后面再說，先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起步沒幾年，國門打開，老外蜂擁而入。東方古國，5000年的文明，對歐美諸國，實在是太有誘惑力了。蘇杭挨著上海，一般到上海的游客，都會慕名而來。旅游是直接的外匯收入，蘇杭兩地的旅游部門都希望吸引更多的老外。記得八十年代初，杭州旅游部門有過一個統計，外國人在杭州平均滯留0。8天，而在蘇州平均呆1。2天。

 

這個數據有些殘酷，不住杭州住蘇州，大把大把的外匯流向蘇州，眼睜睜的，沒有任何辦法。蘇杭齊名，為什么老外偏愛蘇州？杭州的問題出在哪里？沒有了下文。旅游、文化、城建等部門似乎并沒有仔細檢討。去年，我和一個在上海工作的法國人閑聊，問他蘇杭的優劣，他想了半天說：“蘇州更中國些。”

 

真是言簡意賅。看來，對幾十年乃至幾百年來的“天堂”作些比較和檢討，雖然為時已晚，但仍然不無意義。

 

(2) 大師的選擇

 

   其實，老外的取舍只是拾人牙慧，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前，鼎鼎大名的國學大師俞樾、章太炎，還有清代著名的詩人龔自珍，三位地道的杭州人，晚年都選擇了蘇州。

 

   因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因為“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而聞名于世的龔自珍，其實更是一位大學者。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29歲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不僅有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等，更有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杭州馬婆巷新建有龔自珍紀念館，但蘇州昆山的羽 王岑山館就很少有人知到了。不知何故，龔自珍晚年南歸，棄杭州的湖光山色于不屑，在昆劇的發源地建了這間以自己的號為名的宅子。也許人到晚年，心境歸于平和？

 

    太炎先生與魯迅有師生之誼，早年投身革命，深受國人景仰。袁世凱復辟，章太炎跑到袁府門口厲聲斥責。他的名聲實在太大，袁大頭無可奈何。章太炎晚年隱居蘇州，開了一個國學講習班。去世后，葉落歸根，他的墓在西湖太子灣公園邊上。

 

  俞樾定居蘇州更叫人想不通。他是章太炎的老師，鼎鼎大名的藝術巨匠吳昌碩也是他的學生。西湖西泠橋畔的青磚小樓是幾位學生湊資建的。俞樓背靠孤山、西泠印社，左依六一泉，右看慕才亭，是西湖最為消魂處。他的曾孫、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在此寫了膾炙人口的散文《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這是俞平伯和朱自清相約而作，朱自清寫的就是著名的《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舍棄如此好風光，跑到蘇州一條小弄堂里，建了一個小園林，曰“曲園”，從此頤養天年，國學大師的想法真的和常人不一般？

 

   2002年以后，我每年去蘇州至少兩次，一個春雨淅瀝的下午，七拐八歪，好不容易找到了曲園，在馬醫科巷，就在蘇州最熱鬧的觀前街附近，規模不及拙政園的十分之一；也不算太精致，沒有老紅木家具，極小的一池碧水，幾塊假山，幾株梧桐、臘梅、紫薇，曲曲折折。二進轎廳上懸“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匾額，為李鴻章手書。主廳春在堂是當年主人講學之處，曾國藩書額。園中多楹聯、匾額，俞樾自撰一聯為“且住為佳，何必園林窮勝事；集思廣益，豈為風月助清談”。曲園雖小，卻透著濃濃的書香。在園子里，我感覺到的是傳統文化的積淀；園子外，我觸摸到的是市井民俗，于是我若有所悟。

 

   悟到了什么？

 

   從哲學層面講，人的一生就是一個尋找的過程。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后，人就尋找精神寄托。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在儒、釋、道三家找到了最后的皈依。和諧有序、充滿溫情的家庭是儒家的核心內容之一，家庭是物質的依賴，更是精神的寄托。在“尋找”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文人表現的尤為突出。李白、杜甫、蘇東坡、、、、、、他們在仕途失意后，依然四處漂泊，尋找“精神家園”。

 

   他們苦苦尋覓的精神家園必須具備什么樣的條件？

 

   一是經濟富庶。衣食無憂方能詩文唱和；二是文化氛圍濃厚。

 

   明代以后的蘇州，具備了“精神家園”的全部條件。

 

（3） 文人和狀元

 

   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被我奉為圭臬，也是那個時代為數不多、允許出版的歷史著作。盡管現在看來，范先生的觀點不少值得商榷，但他對史料的應用是很嚴肅的。他在論及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時，用了蘇州紡織工人罷工的史料；可見紡織業在六百年前的蘇州已頗具規模。最近讀黃裳先生的隨筆《關于柳如是》，說明末東林黨領袖、常熟錢謙益“有上百個奴婢，是個大惡霸大地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錢謙益還經營出洋興販，獲利巨萬。”（本文所說的蘇杭，均包括蘇杭所屬縣市。常熟、昆山、吳中屬蘇州，章太炎是余杭人，余杭屬杭州。俞樾乃德清人，德清舊屬杭州）。

 

  魚米之鄉，新興的工業，再加上對外貿易，蘇州的富庶似乎已經超過了杭州。

 

  蘇州是春秋吳國的都城，木櫝靈巖山尚存館娃宮遺址；有干將鑄劍的傳說；是范成大、金圣嘆、顧炎武的家鄉-------舊時的文人，不到蘇州也許會遺憾終生。車前子說：“以前的詩人，不來蘇州蕩，不寫蘇州試，就算不上出道。杜甫沒來過蘇州，著急啊，湊出一句門泊東吳萬里船后，心情方好起來。”

 

  我有時候會作一些無厘頭式的猜想，“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客船裝的都是些什么人？文人、商人加狀元？

 

狀元是不坐客船的，他們坐官船，就是現在的專機、專列。金榜提名，榮歸故里，一路浩浩蕩蕩，天子門生嘛。有人說，狀元是蘇州的土特產，這話指明清兩代是不錯的。有清一朝，總共百余位狀元，江浙兩省占了一半；蘇州又占了江蘇的一半。

 

  關于蘇州的狀元，有許多故事。常熟翁氏，一門豪貴；翁心存是宰相（大學士），次子翁同和是狀元兼宰相，父子都是皇帝的老師；長子翁同書官至安徽巡撫，相當于現在的省長；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死對頭。其子翁曾源也是狀元，與翁同和為叔侄狀元。蘇州十全街出了祖孫狀元：彭定求是康熙十五年狀元，孫子彭啟豐是雍正五年狀元。清末狀元洪鈞娶賽金花為妾，賽金花的名聲遠遠超過了洪鈞、、、、、、

 

  回過頭來說明代。明代蘇州，不僅僅是狀元了，宰相都不少。萬歷年間的申時行，是狀元兼宰相，為首輔大學士；周道登是崇禎朝宰相，他與鼎鼎大名的柳如是有許多牽連；顧鼎臣是正德朝的狀元兼宰相，甚至“代皇三月”。、、、、、、

 

   明清兩代，蘇州狀元、宰相車載船裝，多則多矣，未必有才，所謂“平庸者居多”。但狀元畢竟是十年寒窗苦讀出來的，稱作讀書人總不為過罷。

 

   文人、狀元、魚米之鄉，吳中山水，還有下面要講的園林和藝術，營造了濃厚的文化氛圍，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為豐富多彩的藝術活動開拓了廣闊的空間。

 

（4）園林和藝術

 

   蘇州的園林不是一開始就出名的，明朝稱“揚州園林甲天下”。《揚州畫舫錄》稱：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林勝。《揚州畫舫錄》系李斗所著，寫于乾隆60年。也就是說，直到乾嘉年間，揚州園林一直是“甲天下”的。揚州園林后來衰落了。是因為太平天國起義？是因為日寇的侵華戰爭？我曾請教過一位在揚州讀過書的教授，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們只知道，清代中期以后，蘇州園林獨占鰲頭。

    其實杭州也有園林的，汪莊、劉莊、郭莊等，借西湖山水，所謂湖光山色，但與蘇州的園林是大異其趣的。蘇州園林，我們看到的是典型的、傳統的中國建筑藝術；著名建筑家楊廷寶說：蘇州園林藝術造詣之精，乃今天世界上任何地區所少見。著名園林藝術家陳從周先生稱譽：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蘇州園林集磚雕、木雕、石雕等多種藝術于一體，壘石為山，引水為池，書畫碑刻，家具盆景，它是生活的藝術，或者說是藝術的生活。而且，許多藝術家參與其中或干脆就是文人的居所。獅子林的假山就是元代杰出的畫家倪云林的佳作。倪是元四家之一，與黃公望齊名；曲園是俞樾的居所；錢謙益柳如是曾在拙政園居住。五峰園為文徵明之侄、畫家文伯仁所筑。明代，蘇州園林多達271處，清代也有130多處。如今有9座園林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在中國繪畫史上，海派（上海）和浙派（浙江）有很高的地位，但蘇州的吳門畫派則早得多。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為代表的吳門畫派，在其鼎盛時期，即明代萬歷年間，聚集了150余位畫家。對明代以后的中國書畫有極大的影響。

 

  說到蘇州的藝術，不能不提昆劇。昆劇起源于元代末年的昆山一帶，從南戲演變而來。明萬歷年間，昆劇進京，被稱為“官腔”，成為百劇之首。杰出的戲劇家湯顯祖的“臨川四夢”，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曾搬上昆劇舞臺。對昆劇作出重大貢獻的梁辰魚是昆山人，據說，他經常在院子里設巨大的坐榻，擺好案幾，教人唱曲。

 

  昆劇在戲劇史上有極重要的位置，至今仍被稱為最美、最雅的藝術。 白先勇先生的《牡丹亭》青春版唱紅全球，不僅僅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更是對兩岸同宗同祖的認同。

 

   蘇州還有評話和彈詞，統稱“評彈”。臺灣國學大師俞大綱稱之為“中國最美的聲音”。在蘇州戲曲博物館里，每天下午有評彈演出。花三元錢，泡一壺茶，還能聽兩個小時的評彈，這在全中國都找不出第二個來。

   杭州沒有屬于自己的戲曲。越劇是紹興的，鼎盛時期，活躍在上海。

 

   因為經濟富庶，文化氛圍濃厚，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造就了大批狀元宰相，誕生了具有濃郁地方色彩、進而影響全國的藝術樣式；而這些文人墨客、狀元宰相、藝術活動，反過來又刺激了手工藝的發展發達。

 

  蘇州的手工藝至今仍名聞海內外。

 

（5）蘇州手工藝

 

  作家馮驥才說：在全球化時代，最后的王牌就是自己的文化。他認為就民間工藝而言，蘇州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搞收藏的人都知道，硬木（紅木、紫檀、雞翅木等）家具，有“京做”、“廣做”、“蘇做”之分。京做、廣做受時尚與西方影響，趨于繁縟、西化，而蘇做沿襲了明代傳統的式樣與做法，至今享譽海內外。一張老紅木椅子，蘇做與廣做，價值有幾倍之差。

 

  杭州歷史上沒有自己風格的家具制作。

 

  蘇繡是四大名繡之一，風格精、細、雅、潔，以針作畫，巧奪天工。清代皇室所用繡品，幾乎全部出自蘇州藝人之手。慈禧太后七十壽辰，蘇繡藝術家沈云芝繡了八幅作品祝壽，慈禧十分高興，書壽、福二字賜之，沈云芝因此改名沈壽。后來新創“仿真繡”，作品《意大利皇后愛麗娜像》轟動意大利朝野。《耶穌像》在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上獲一等大獎，售價高達13000美圓。

 

  杭州沒有刺繡，都錦生織錦是機器生產，與蘇繡不可同日而語。

 

  蘇州刺繡研究所坐落在世界文化遺產環秀山莊內，園內假山已有200年歷史，是蘇州園林假山的杰作。占地僅半畝，極盡萬壑千巖之意境，咫尺千里之氣勢。曲園老人曾書撰一聯贊曰：丘壑在心中，看疊石流泉，有天然畫本；園林甲吳下，愿攜琴載酒，作人外清游。前年國慶，我去環秀山莊，順便參觀蘇繡。剛下過雨，沒有游人，秀竹滴翠，梧桐凝露，安靜極了。把蘇繡藝人們安頓在如此清幽的園林里，可見蘇州對傳統文化、對工藝美術的重視。

 

  杭州的工藝美術研究所在哪里？

 

  蘇杭兩地對傳統的態度，在扇子上最能看出。杭州的王星記扇子，名氣比蘇州響，五十年代，一條扇子巷聚集了幾十家扇莊，后來就剩了一家王星記。七十年代，王星記生產電視機；九十年代，王星記被商場吞并，規模急劇萎縮，后來又被趕到望江門外。藝人或退休，或辭職，傳統工藝十之七八不存。蘇州扇子生產規模也大幅萎縮，但拉花、燙花、雕刻、書畫等傳統工藝代有傳人。

 

  蘇州的銅鏡、手爐制作，蘇州的核雕和琢玉，蘇州的桃花塢年畫，都是極有名的，可很少有人知道，京城皇宮里用的地磚——金磚也是蘇州的特產。

 

  蘇州的菜肴和點心也為人們喜愛。月餅有廣式蘇式之分，與杭州無干。不過杭幫菜倒是后來居上，張生記、食為先都到上海開了分店。但老字號如天香樓、奎元館等，卻日漸邊緣化。杭州的喜新厭舊、趨新棄舊，在吃這個問題上，也能見出端倪。

 

（6）“喜新厭舊”說杭州

 

  “新”是極好的字，萬象更新，新桃舊符，新陳代謝；但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新的好。酒是陳的香，樹是老的好。一座城市，沒有幾百年的老樹，上百年的建筑，上千年的文物和遺跡，它就淺薄，甚至蒼白。杭州是六大故都之一，良渚遺存的發現，證明杭州在5000年前，就已經進入較高的文明形態。但如今的杭州，江南古城早已蕩然無存。

 

  前面說過的俞樓，那幢青磚小樓，在西泠橋畔目睹了一百多年的西湖盛衰，盡管后來成了民居，成了雜院，但它畢竟是曲園老人的弟子為老師建的。居民可以安置，破房可以整修，文物保護，修舊如舊。上個世紀末，拆了青磚小樓，另建一座仿古建筑，作為俞樾紀念館。而且里面完全是現代的裝修。俞樾似乎預知了身后事，所以晚年選擇了蘇州。蘇州的曲園至今保存完好。

 

   這種拆了真古董，新建假古董的蠢事，何止一個俞樓！中山南路的鼓樓是七十年代拆的，九十年代重建；河坊街是當年保存還算完整的老街，基本都是民國時期的建筑。不料修建工程一拉開，推土機就轟隆隆開了進去——拆掉老建筑，新建仿古屋！

 

  真的不知到這些人是怎么想的。是喜新厭舊，還是審美意識的完全喪失？

 

   北山街整治是另一種蠢辦法；沒有拆了真古董，卻把那些老建筑粉刷一新，油漆一新，還說是恢復了原來面貌。每次去北山街，我總是浮想聯翩，我想到八達嶺長城應該全部貼上瓷磚，故宮里的黃花梨、紫檀、紅木家具應該油漆一遍，上海博物館里的青銅器也該用砂皮打一打了、、、、、、

 

  中國美院的前身是浙江美院，浙江美院的前身是國立藝專；這所聞名全世界的藝術圣殿，出過黃賓虹、潘天壽等藝術巨匠。因為有了浙江美院，因為中國書畫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南山路充滿古典的浪漫氣息。八十年代以前，去南山路散步是一種享受。兩邊高大茂密的法國梧桐，民國時期的中式或中西式建筑，靠湖邊是柳浪聞鶯、錢王祠，這邊就是美院。最令人難忘的是美院高高的風火墻。斑斑駁駁，那些水漬，就像篆體字，古意盎然。梧桐映在墻上，桂花探出墻外。     這樣的墻，如今只有在徽州還能看見。想想看，在杭州這樣的都市里，在秀麗的西子湖畔，居然有這樣一堵美得令人心慌的粉墻，以及墻里面的建于30、40 年代的建筑，你是否會有一種回到徐志摩、戴望舒時代的感覺？

 

   90年代，這堵墻被拆掉了，整個美院被拆掉了，整條南山路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各地隨處可見的樣式——全球化使“美”成為一種奢望。

 

   杭州對“舊”的厭惡，是根深蒂固的。大學路上的原浙江圖書館，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古樸典雅而氣勢恢弘，在全杭州碩果僅存的幾棟老房子中，堪稱佼佼者。浙江圖書館搬遷已有10年，老館居然作了辦公樓！

 

  而就在這座宏偉的建筑邊上，郁達夫的風雨茅屋更令人心疼。這座建于上世紀20年代的中西式建筑，至今還被派出所占有。內部結構早已面目全非，外表也大有改觀，而且只露出兩面墻，其余的都在圍墻包圍之中。看來，郁達夫移居杭州，不僅是他生前的一大錯誤，也是死后的大錯了。你為什么不學學鄉賢，也去蘇州置業呢？

 

   大學路不僅有風雨茅屋、圖書館老樓，還有求是書院，憑這三座建筑，是很可以作些旅游、文化產業的，可杭州人對“舊”的東西沒興趣，多少人文歷史的積淀，被新式的居民社區重重包圍，淹沒。

 

   這就是所謂六大古都之一，有人間天堂美譽之稱的杭州，卻沒有一處世界文化遺產的全部原因。近年，杭州聯合江蘇、山東等地，準備將京杭大運河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據我看來，成功的概率極低，因為京杭大運河兩岸，已沒有多少古跡了。

 

（7）何必諱言青樓

 

  說到天堂蘇杭的演變，青樓是不能不說的。

 

  蘇州保留了許多老建筑，園林、寺廟、船埠，唯獨沒有青樓。我以前住在杭州的拱宸橋，邊上就是福海里，舊時的妓院，一間一間鴿子籠，能接客就行。我在里面轉過幾次，一次也沒能帶來憂思，因為這是一個低擋次的妓院，不是青樓。

 

   西湖西泠橋畔有蘇小小墓，那是六朝名妓。 “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白居易恨不得與蘇小小同一個時代。

        清代詩人袁子才則深以蘇小小為榮，他鐫有一小章曰：“錢塘蘇小是鄉親”。

 

   元遺山等大詩人、大作家對蘇小小多有題詠，原也是不足怪的。琴棋書畫，詩文唱和，青樓才女是封建社會開放的知識女性， 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唯有她們，才能給文人墨客帶來“紅袖添香”的快樂，也只有她們，才有資格和文人對話。而這，恰恰是當代文人朝思暮想而求之不能得。

 

  明清以來，無論是南京的秦淮河畔，還是上海的十里洋場，著名的青樓才女都是蘇州產。前面提到的柳如是就是在蘇州完成了全部的“學業”，而驚艷于秦淮河畔。柳如是可不是一般的歌女，美貌與才華遠非蘇小小可比；她更是一個政治家，明末清初的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都與她有關。她嫁給錢謙益，看中的不是錢的家財，而是東林黨領袖的地位。清軍攻陷南京，柳如是勸牧齋投水，效忠明朝；后來的南明小王朝，也多有柳如是的痕跡。現代大學者陳寅恪著有300萬字的《柳如是別傳》，而關于柳如是的考據、雜論、詩詞，更是汗牛充棟。明清演繹，比柳如是重要的人物多了去了，但柳卻始終占據著重要位置，原因無他，因為她是青樓女子。

 

   另一個與明清交替密切相關的女子是陳圓圓，她也是蘇州青樓出生。再一個晚清名妓賽金花，也是姑蘇美女------

 

前面，我曾經就園林、藝術與文人的關系作過介紹，現在，碰到了文人與青樓的關系。蘇州至少在明代就已經建起了一條“青樓產業鏈”，是青樓吸引了文人墨客，還是大量的文人墨客催生了這條產業鏈？

 

在蘇州的各個書店，都有大量的介紹蘇州歷史的書籍，電視也經常播放蘇州的風景和手工藝，唯獨缺少關于蘇州青樓的介紹，而基本保存完好的蘇州老城，我們已經看不到青樓的痕跡了。那怕是蔣介石的外室姚氏所長期居住的那幢小樓，至今也不知去向了；而這些遺存，恰恰是吸引游客的賣點。而作為地方史，這也是不能或缺的。歷史，是人的歷史，而人的情感，和情感所帶來的大量故事，應該是歷史的主要內容。以前的歷史記載，缺少的正是這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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