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古代酷吏＂打黑＂往事

簡體傳統

　　古代一些老百姓精得很，他們寧要貪官，不要酷吏。這又是為何？在他們看來，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財富，民眾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發貪官，貪官之惡最多也是個人之惡。但到了酷吏時代，則是鐵通般的鉗制，個人之惡則變成制度之惡，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
　　
　　
　　在酷吏的統治之下，路不拾遺，盜賊絕跡。不過，你千萬別以為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這樣一個“沒有罪惡”的社會一旦出現，根本的原因在于統治者壟斷了全部作惡的權力。
　　
　　以今天一些人的眼光來看，古代的酷吏似乎是很吸引人的。表面上看，酷吏有以下好處：
　　
　　首先，酷吏的一大特點是專門和豪強做對，用今天的詞就是熱衷“打黑”。漢代大酷吏郅都，“敢面折大臣于朝”，不避親貴。做濟南太守的時候，到任就捕殺閑氏首惡，摧折濟南豪強，權貴們都不敢正眼看他，稱其為“蒼鷹”，對他是又怕又恨。張湯更是專治諸侯王，誅戮富商、大姓、豪強，自然也是其強項。王溫舒治廣平的時候，大肆“打黑”，捕殺“郡中豪猾”，“相連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到十二月底，已殺得“郡中無犬吠之盜”。
　　
　　其二，酷吏的政績大都相當突出，尤其善于強化治安。郅都上任一年多，濟南“郡中不拾遺”。他守邊的時候，匈奴害怕，不敢進犯，被稱為“戰克之將，國之爪牙”。厙狄士文為貝州刺史時“道不拾遺”、趙仲卿主持屯田時“收獲歲廣，邊戍無饋運之憂”，王溫舒做廣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盜賊不敢過境，及做上河內太守，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夜里連狗叫聲都聽不到了。
　　
　　另外，酷吏不僅“能干”，而且大多相當清廉。郅都從不收禮，在任的時候不拆私信。張湯死后遺產不到五百金，王溫舒甚至連五十金都沒有。隋朝的厙狄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余財……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 ”。
　　
　　這樣的官吏，勤力“打黑”，又清廉，這么一說，恐怕很多人會心向往之吧？可為何在古代，從官方到民間，一直都大力批判這種酷吏呢？對酷吏的批判貫穿儒家政治學說的始終，到底是古人糊涂還是今人腦殘？
　　
　　古人批判酷吏，一來是因為其手段太殘酷，但更重要的是，不僅其手段殘酷，而且殘酷之后，也換不來太平繁榮，反而把社會搞得更糟！這又是為何呢？
　　
　　最早提出酷吏一詞的是司馬遷，他專門做了《史記·酷吏列傳》，對酷吏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后來司馬光也批評漢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后漢書》的作者范曄對酷吏的壞處一句點破：“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意思是說，酷吏們追求用嚴刑峻法，用殘酷的手段來妄圖解決社會失范的問題，完全是舍本取末的行為，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也自然解決不了問題。
　　
　　社會的繁榮和穩定的根本在于設置一個相對公正的制度，要盡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財富，這才是減少社會矛盾的切實可行的辦法。穩定的根本在于減少社會矛盾，而不是無視矛盾，靠暴力酷刑維持。僅僅靠強力，靠刀架脖子：“舉起手來，不許動”，這樣的穩定，縱有一點效果，也是暫時的。
　　
　　酷吏嚴延年任河南太守時，為了數威，各縣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數里，一時間野無行盜，庶幾太平。然而沒過幾年，更多的人鋌而走險，盜賊蜂起。朝廷也逐漸反思，好用酷吏之風也歇菜了。
　　
　　制度不合理，不僅酷吏解決不了問題，就算是“酷皇”出馬也是白搭。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苦，對于官員貪污腐敗深惡痛絕，想通過空前嚴酷的法律根除之。他規定官吏貪贓額滿六十兩的一律斬首示眾，并且剝皮實草。他還屢興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恒貪污案，牽連被殺的就有萬余人。但結果如何呢？明朝貪腐有增無減，幾乎成了中國古代史上貪腐最嚴重的王朝。
　　
　　如果一個社會的民眾，長期遭受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侵害，確實渴望有鐵腕青天的出現，用嚴刑峻法來盡快終結那種失范的現狀。這或許正是亂世中渴望酷吏“打黑”流行的社會心理基礎。
　　
　　但千萬不要天真地認為，酷吏的嚴刑峻法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是以維護權利為本，而酷吏的嚴刑峻法，本質是為了鎮壓。酷吏之酷，絕不為紓解民困，而是為了取悅主子，酷吏“打黑”，說白了，就是更大的流氓去消滅地方小流氓罷了。酷吏這個角色，暗合封建政治的本質需要，是皇帝不可或缺的打手。酷吏“打黑”，錘擊豪強宗室，其實是為了維護最高集權的意志獨尊，替皇帝把有文才或武勇、有勢或有錢的中間階層，把“五蠹”去掉。他們同樣對民實施暴政，扒房、拉豬、牽羊。酷吏就是皇帝主子兇狠的牧羊犬，要像牧羊一樣收拾妥帖千千萬萬的納稅良民。
　　
“打黑”之后，小民們或許能夠得到一點好處和安寧，但那只是短暫的。酷吏打黑除惡一時，卻讓惡的制度長命百歲。更何況酷吏絕不是依法辦事的人，絕對只是人治，曲法枉法是酷吏的家常便飯。史書記載，酷吏周陽由“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王溫舒縱使督捕，“快其意所欲得”。沒有來自民眾的約束，只對主子負責，酷吏們哪里還會遵循法條，哪里還顧得上程序正義呢？
　　
　　
　　因為替主子出頭賣命，酷吏的官運一般都相當好，經常越級升遷，屢廢屢起，深得皇帝喜愛。張湯就是因為替漢武帝屢次清除諸侯豪強而深受武帝信任，升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僅次于丞相。還有尹賞，他起初任縣令，犯“殘賊”罪免官。但后來又很快被重新起用為鄭縣令。后來因首都長安治安惡化，尹賞被任命為長安縣令，皇帝賦予其“得一切便宜從事”的全權。不久，尹賞升為江夏太守，因為誅殺盜賊及吏民太多，又坐“殘賊”之罪免官。后又因為“南山群盜起”，尹賞又被重新起用，任右輔都尉，不久再升一級。
　　
　　這也是古代酷吏頻出的原因，說白了，就是一種政治投機罷了。
不過，酷吏投機，這條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雖然他們在官場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終的結局往往很悲慘。皇帝主子經常要把他們拋掉，來假裝好人。不僅郅都、張湯、嚴延年都無善終，漢代十幾個著名的酷吏，沒被殺的僅有趙禹、楊仆等兩三人，唐代的酷吏，也就姚紹之、毛若虛等幾人得以幸免，其余都沒逃脫斬首誅族的下場。
　　
　　酷吏“打黑”，別迷戀它，它只是個傳說。（李鐵，香港浸會大學西方政治哲學博士，擅與流行的謬誤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