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那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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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的現實是:彌漫性的腐敗從官場已經滲入各個領域,包括本該是凈土的教育、文化領域;行業失范,食品、藥品都可以下毒;各種傷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誕劇層出不窮。中國人錢袋鼓起來而精神趨于空虛。面對這種情況,人們提出了各種診斷,開出各種藥方。爭論了一百年的東西文化優劣之論又興起,出現了“國學熱”。另一種極端是懷念過去閉關鎖國,在物資極端貧乏中的絕對平均主義,在幻覺中想象似乎中國曾經有過人心樸實的一片凈土。——資中筠


人性·文化·制度

資中筠

*2012年7月18日在香港書展上所作演講節選



制度與政治文化


一個民族或群體在某一種制度長期統治下、熏陶下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可以成為一種“文化”,或稱之為“民族特色”;反過來,這種文化慣性又可以影響制度,或阻礙制度的革新。許多民間諺語,也是長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禍從口出”,是中國人長期在言論受到鉗制的制度下通過血的教訓總結出來的,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諺語;例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會在公民社會流行。


中國的農耕文明和與之配套的皇權專制,時間最長,在兩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維習慣,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處。例如等級觀念,重人治、輕法治,重官權、輕民權,重家世、輕個人奮斗;熟人社會形成的親疏遠近的觀念導致對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維權,等等。


關于對自由的追求,有人說這只是少數精英的追求,中國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樂業。這只是天性受到長期壓抑的結果。其實安居樂業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沒有創業、居住、遷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為中國人的香港和臺灣的居民為什么表現出比內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的內地居民肯定比閉關鎖國時期對自由的要求更高,實際上相對來說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許多看起來是“文化特色”,實際上是階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時段內的制度造成的。對社會發展來說,在某一個時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個時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與文化:雞與蛋的關系?》一文中已詳細論證。


關于制度文化,這里提出兩點大的概念:


一、政府和國家觀念


(一)西方中世紀以前的“君權神授”和我國的“真命天子”“奉天承運”“打江山、坐江山”觀念:政權基本上是武力打下來,假托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僅是給一個人,而是給一個家族,所以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撥人用武力推翻之前,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就在于家族繼承,大家也都承認。在這種制度下,國君有生殺予奪之權。


(二)現代的統治權民授的觀念:從古代到現代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不必詳述。到17世紀約翰·洛克集大成,寫出《政府論》,是現代國家的理論基礎。根據這一理論的邏輯:自然人本無政府,自然資源可以隨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勞動,就成為私有財產。由于需要保護財產,才推舉出一個或一些人管理,個人讓渡出司法權。所以管理者(即后來的政府)最主要的職責是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父子是自然關系,父母有撫養子女的責任,因而子女可以繼承財產。但是統治權力(power)不能繼承,一個君主死了,就應由民眾重選。被推舉出來實行管理的人沒有時間從事生產,所以人們公攤一些錢物給他們以為補償,這就形成納稅制度。


以上兩種不同的制度文化,對“誰養活誰”的看法是相反的。


過去的觀念是“食君之祿”,現代的觀念是由納稅人供養。納稅人是主人,所以必須監督錢是怎么花的。“無代表,不納稅。”不過中國過去也有過“爾奉爾祿,民脂民膏”之說,這是個別官員的一種朦朧的覺悟。如果明確了誰養活誰的問題,足以顛覆整個“忠君”的倫理道德觀。


(三)第三種國家觀念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闡述的,而為蘇聯和一批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所實踐:國家是階級專政的工具,所謂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不承認人人“平等”的觀念。一個階級有千百萬人,如何實行統治?通過政黨,這個政黨實際上也不是那個階級選出來的,是自己組織起來自稱代表那個階級的。但是實際上政黨人數也太多,只能通過少數領袖實行統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個人。中國“文革”時發展到全面專政,以林彪的名義提出“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這是從第一種政權的觀念發展而來,權力集中達到登峰造極。為了把自己的觀念合理化,這種理論硬把第二種政體也說成是“專政”,說一切國家都是階級專政,其結果就是徹底否定了法律的權威性。由于這種國家只考慮到第一代統治者,以后的繼承合法性途徑始終沒有徹底解決。


二、法治還是人治


(一)人治。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觀念:百姓的幸福取決于“明君”、“昏君”還是“暴君”,或者掌權的宰相。不過人治的觀念在中國最長久、最發達,形成一種傳統文化。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系統,其依據就是“以德治國”。孔子的理想是:掌握統治權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為一的。他們應該以身作則,樹立一種風氣,然后“小人”風從。但是幾千年從來沒有做到過,權力與道德從來沒有統一過,因為孔夫子沒有想到權力缺乏監督是一定會腐敗的。事實上,歷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為里、儒家為表。毛澤東一語道破:百代都行秦政制。


人治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效率比較高。例如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以一人之力力行改革,奠定了俄羅斯的工業化,確實很了不起。但是他采取的是專制的手段,誰反對改革就流放,或處死,沒有改變制度,連農奴都沒有解放。結果人亡政息,他兒子繼任后,很多改革措施都被廢除。還有一種情況是同一個統治者,起初很英明,時間長了,永遠聽不到不同意見,長期享受特權,必然走向腐化。


在農業社會、等級制度下,百姓可以“認命”,宣傳知足常樂,樂天知命,可能還有一定效果。現在一個靠權勢攫取大量社會財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滿身名牌,一面提議給每個老百姓建立道德檔案,要求大家學好人,只能成為莫大的諷刺。


(二)法治:其理論的依據是,對政府的權力必須限制和監督,絕對的專制,絕對導致腐敗,到現在還沒有例外。歐洲從13世紀《大憲章》形成的憲政觀念:最高權威是憲法,而不是哪一個人。然后根據憲法原則,立各種具體的法律,對任何具體的事件都以有關的法律為準。如何實施?于是設計出一整套制度來,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形式可以有各種不同,其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權力(power),保障民眾的權利(rights)。


在高度工業化、復雜的市場經濟、激烈競爭的時代,只能靠剛性的法治,不可能靠感化、靠道德教育。不讓毒膠囊制造者傾家蕩產,道德高尚的藥商就只好破產。所以當前在中國以大力宣揚文化、回歸傳統道德來應對惡性的社會問題,有的人是出于無知或天真,有的人則是有意掩蓋法治的缺失,逃避制度的責任。


三、當前中國是制度問題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看在什么特定的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有了新的制度,需要大力突破舊的文化勢力、思維習慣;而當前中國表現出來的道德滑坡,實際是制度問題,是法治缺乏的問題。現在的關鍵是需要突破制度,建立健全的法治,使一個社會多數好人得好報,而不是相反。在保證好人有好報的環境中,人們自然會形成行善的習慣。誠然,比起成熟的民主國家,中國人在文化上、觀念上還有許多不成熟之處,有些舊文化、舊觀念是十分頑強的,有了某種好的制度,還需要長期的教育和鍥而不舍的推動,有時還要用強制手段,才能逐步實現。(例如美國反對種族歧視從立法到真正得到落實經過了一百年,期間還經過了聯邦政府派兵到州里強制推行法院廢除種族隔離的判決。)所以百年前孫中山提出“訓政”,不過,一是要真的向這個方向“訓練”,二是要在游泳中學游泳。若是整個環境背道而馳,再過一百年也“訓”不出來。


澄清幾個當前流行的說法


——“用東方文化挽救所謂‘西化’的種種弊病。”這個問題我在《重建精神的家園》一文中已經闡明:所謂西方重物質、東方重精神,西方縱欲、東方禁欲,西方重爭斗、東方重和諧,等等,只要正視歷史事實,根本站不住腳。古圣先賢著作里提倡的,不等于實踐中已經做到,相反,正因為現實情況相反,才需要大聲疾呼予以糾正。(周恩來曾對外國記者說:你們看我們的報紙大力宣傳什么,正是我們缺什么。)人們往往向往古代淳樸的民風,認為現在物欲橫流都是市場經濟之過。這就像懷念童年時期多么天真純潔,長大后變得世故、復雜,生出許多煩惱。不論那個古代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反正是回不去了。連孔夫子向往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三代”,也回不去,何況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向著自由、平權、法治、人道的現代文明努力。


——“中國是所有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而延續至今的國家,所以說明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特別優越而堅韌,因此無需改變。”


此說似是而非。首先“中國”指什么?如果是以漢族為主的中原,那么從“五胡亂華”到元朝、清朝,已經被“殖民”多次了。至少元朝應該算是亡于蒙古族而建立的,清朝算是亡于滿族而建立的。否則為什么以岳飛、秦檜辨忠奸,為什么吳三桂、錢謙益算賣國投降?如果不算“亡國”,為什么要抵抗,打得那么慘烈?為什么一定被歐洲白人占領才算殖民?誠然,征服中原的蒙古族和滿族在文化上都漢化了,典章制度也基本上采用中原皇朝的(其實清朝已經改了許多)。那是因為,中原當時的農耕文明確實比游牧民族的先進、精致,漢族的語言、文化(也就是上述第二點的文化內涵)實在發達,皇朝統治的制度設計的確非常周到,便于統治,所以它們就采納。文化總是從高處向低處流的。但是當19世紀中期,古老的農耕文明遇到工業文明入侵時,就不堪一擊了。鴉片戰爭失敗沒有被英國全部占領,絕不是中國文化的勝利,是因為當時的世界形勢,英國不可能,也無意一家獨吞整個中國。假設——當然只是假設——中國在19世紀中葉像中原被蒙古族或滿族征服一樣,被某個歐洲國家征服,漢族的文化顯然不可能把人家給同化了。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被同化,例如印度文化至今還保留下來,但是在典章制度上肯定是先進的同化或改造落后的。


有一點常為國人所遺忘,或故意忽視,就是實際上中國在文化上開放的時期比封閉的時期長,所以漢文化并不是單向的“以夏化夷”,而是不斷融入和吸收了許多異族的文化,才有其生命力。最后一個階段就是19世紀中葉以后的西學東漸,才造就了今天的現代中國。沒有這種開放和融合——有時是以民族屈辱為代價——中華文化早已萎縮。


當前在“弘揚傳統文化”的潮流下,封建糟粕沉渣泛起。我已有文章指出,在宣揚“婦德”、“孝道”的名義下,竟然“三從四德”、“二十四孝”以及奢靡的殯葬和豪華墳墓都在借尸還魂,而且和當下的官商腐敗結合起來,把百年前早已擯棄的惡俗陋習以及文化糟粕又撿回來,這才是中華文化的災難。


全文收錄于《老生常談》,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2014年1月


理想國 2015-08-23 08: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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