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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恒均

在“走遍中國”時，我也在“走遍世界”，寫出了不少有關世界各國的系列文章，但擁有全亞洲相對完善的民主制度，也是較富裕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卻很少出現在我的博文里。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則是，我認為日本走上民主之路的經驗并不適合中國。日本是被美國人占領，在美軍的刺刀下完成民主轉型的。說到日本與民主制度，我一直在思考兩個問題：一個是假設：如果沒有美國占領，日本會走上民主之路嗎？第二個思考則是：日本的儒家文化先后同源于西方的法西斯制度與自由民主制度相結合，結果都煥發出了異彩。在“文化與制度”的關系上，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呢？

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國。我們在奈良、京都行走時，處處感覺到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與唐朝對日本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時的唐招提寺里，據說還保存有鑒真和尚的真身。謝天謝地，中國經歷了多次戰亂與比戰亂更可怕的“文革”等政治浩劫，別說高僧的真身，就是普通人家的祖墳也被挖得差不多了。在當今的中國，只有毛澤東的“真身”還保存在天安門廣場。

這次旅行中，我有一個感覺：彬彬有禮的日本人在諸多方面，都比當今的中國大陸人更好地繼承了儒家思想，堪稱孔子的學生。例如，孔子希望大家和諧相處，君愛民，民愛君，別動不動就搞革命、犯上作亂。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顯示，我們的君不愛民，民更不愛君，打打殺殺兩千多年，弄得歷史的“進步”是以農民殺掉皇帝、改朝換代作為標志的。可在同樣信奉儒家的日本島國，卻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長的君主制——據說有了天皇以后，天皇制就沒有被推翻過，同一家族的皇帝幾乎都能一脈相承。地球上，恐怕只有受儒家影響的東方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吧？

同信力建老師在京都的周恩來碑前留影，在東京長野公園踏著魯迅的足跡散步時，他告訴我：從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涌入日本學習，日俄戰爭后的1906年就有大約8，600人。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胡風、周揚、田漢、夏衍等等。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先后四次前來考察日本制度與文化的信老師說，連馬克思主義思想都是從日本帶回來的，而不是從蘇聯，更不是從歐洲。

日本是近代中國有識之士探求救國之道的地方，主要原因就是中日甲午戰爭（1895年）尤其是日俄戰爭（1905年）后，中國人發現旁邊這個同我們有相同文化，有類似制度的“小日本”竟然靠學習西方而把自己搞得如此強大，打敗我們不說，還打敗了白種人。日本可以，中國有何不可？于是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紛紛東渡取經，他們回到中國后，都成了叱咤風云的人物，日本也因此影響了中國，不是一代人，而是幾代人。在當時，這也許是好事，但由于這些人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好事已經變成了壞事。

學習日本沒有什么不對，但對于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他們打心眼里崇拜的依然是二戰前強大的日本。他們雖然討厭那時日本侵略中國，但卻以日本為榜樣，要富國強兵，要敢于同世界強權美國為敵。他們評判一個國家強大的時候，不是以社會和諧、民眾富裕、幸福作為標準，而是以國家的強大與否作為惟一的標準。為了國家的強大，他國可以被蹂躪，自己國民的人權可以被犧牲。法西斯就是這樣形成的。

有意思的是，近、現代日本是少有幾個經歷了兩種類型“強大”的國家，且是惟一的東方國家。日本讓東方文化展示了其“強大之處”：當儒家文化同從德國傳入的法西斯制度結合后，日本成為亞洲的強權，幾乎滅了中國，直接挑戰美國；而當美國打敗了日本，迫使日本拋棄西方的法西斯制度，接受美國為主導的自由民主制度時，日本一夜之間又變成了東方最優秀的民主政體。

最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樣兩次變化過程中，日本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與傳統，其中主流的部分正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儒家文化。二戰后美國占領日本，對日本進行了全面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造。但絕大多數改造都只涉及制度層面，幾乎沒有破壞、更沒有摧毀日本原有的文化與傳統。麥克阿瑟將軍帶來的只是民主制度，并沒有把美國的文化強加給日本，例如在宗教方面，日本也始終以神教與佛教為主，美軍的占領并沒有增加多少基督徒。占領軍迫使天皇發表《人間宣言》，承認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但今天已經掌握了自己命運的日本人，依然尊重他們的天皇。那是他們“神教”文化的一部分。

不改變文化，而只是換一種制度，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這對當時的美國來說，是一個冒險，也是一個試驗。戰后日本的試驗顯示：以日本為代表的東方文化也許不能生出民主制度，但東方傳統文化與民主制度顯然是不抵觸的。美國在日本的試驗結果鼓舞了一大批亞洲國家與地區，包括韓國與中國的臺灣。美國人顯然也受到了鼓舞。他們在成功樹立了日本這個榜樣后，如今又在中東伊斯蘭文化的土地上弄出了一個伊拉克。過去的歷史顯示，伊斯蘭文化至今沒有養育出西方那種民主制度，那么，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被強制移植過去，伊斯蘭文化與這種制度是否能夠共存？如果像遠東的日本那樣得到肯定的回答，將會有更多的民主國家誕生在中東伊斯蘭文化土壤上。

中國人學日本剛好學到二戰結束，那以后，日本被打敗了，不值得我們學習了；日本被美軍占領，我們不便學習了；而就是在這個時候，日本的制度來了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法西斯轉向民主自由。而在中國，我們依然停留在百年前那代人留給我們的“日本經驗”上。他們看重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后的迅速的崛起與強大，卻沒有看到或者有意忽略了日本由此走上了給人類帶來災難，也差一點把自己毀滅的獨裁法西斯道路。

我們這代人要向日本學習，既不是停留在老一輩對日本軍國主義與所謂強大的崇拜上，也不能學習它那種“民主模式”，等著一個造福民眾的制度從天而降。我們應該認真反思日本的經驗與教訓，認識到自己文化與傳統的優越性，更要認識到這種文化只有吸取外來制度的精華，才能煥發出光彩。我們傳統文化的土壤也許無法孕育出民主制度，但民主自由的種子一旦被我們播種在這塊土地上，就一定能夠開花結果。

楊恒均 2012/5/19 東京

同信力建老師在周恩來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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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恒均 2015-08-23 08:4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