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有閑階層在中國社會已經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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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石勇

來源|天涯博客


2015年4月11日晚,北京,發生了一個轟動中國的故事,準確地說,是一起車禍。


據最開始官方微博的講述,故事大概是這樣:當晚22時許,吉林籍男子于某駕駛紅色小客車,北京籍男子唐某駕駛綠色小客車,在大屯路隧道東向西行駛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造成了什么后果呢?是“兩車不同程度損毀,一乘車人受傷”。


鑒于事發路段經常有人飆車,這個官方版本顯得太粗陋,被公眾認為是“欲蓋彌彰”,而且事發現場還留下了一女性高跟鞋,讓人無限猜想。于是有媒體挖了一下,發現,“紅色小客車”原來是“法拉利牌”的,而“綠色小客車”則是“蘭博基尼牌??”。它們都是豪車。


官方后來的通報是,這兩位開豪車的都是無業人員。其中,開“蘭博基尼牌”“小客車”的車主唐某母親補充說,車子是唐炒股賺的錢,加上其父的贊助買的。


好吧,無業人員都那么有錢,看來我們偉大的祖國確實變得很富強了。


不過,我發現,這個故事撕開了一道帷幕,呈現出了一個我們經常感受到,卻并沒有認真去看一眼的世界。


我想到了一個詞:“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


很久以來,我們都太低估可以放到“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這個集合里來考察的各社會群體的能量了。他們今天在中國社會顯示其存在的方式,以及官方對他們的“回應”,透出太多的玄機。


他們是誰?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關于有閑階層的論述,這兩位開豪車,以160公里的速度飆車的男子,最典型地體現出了“有閑階層”的玩法,當然,我前面說了,他們是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


特征一:炫耀性消費。


這個特征顯示出來的就是開豪車。本來,開車沒什么大不了的,車子嘛,無非就是代步工具,這是它的功能,或者說是基本功能。僅僅是開一輛車,和一個人是否屬于有閑階層或沾上有閑階層的趣味,并無邏輯上的聯系。我認識的很多人都有車,可我真不認為他們是有閑階層,有的還覺得自己非常苦逼。


可是,開豪車,那絕對是有閑階層了。


原因太簡單了,這已經超出了“代步”的基本功能,或者說,官二、富二之類人等,買豪車考慮的早已不是基本功能,而是它的炫耀性功能,就是用來刷自己的存在感,自己在社會價值排序上的較高地位的,再說得殘酷一點,就是用來讓自己不混同于廣大人民群眾,在心理上吃掉廣大人民群眾的。而這種炫耀性的功能,顯然是不能用“追求速度與激情”來“文飾”的。


另外,豪車里有美女,也屬于有閑階層進行炫耀性消費的標準配置。


一句話,用凡勃倫的話來說,凡是進行炫耀性消費的,或者就是有閑階層,或者,雖然自己是勞動階層,但也被有閑階層玩的那一套洗腦、洗心了,沾上了有閑階層的趣味。


特征二:有閑。


說一個人是“無業人員”,我們馬上就會涌上一種含有可憐加瞧不起的復雜情感。原因在于,“無業人員”在語言上的所指,一般是指向社會底層,他們就靠一個工作來生存,一旦無業,晚餐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語言也有豐富的能指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是可以“無業”的,比如富二代,比如貪官(無論是否已落馬)的情婦、二奶,比如中上層社會的一些“全職太太”。在這些人面前,我們顯然沒有心理上的優越感,流露出的絕不可能是可憐加瞧不起的復雜情感,而是另外的情感,最可能的就是羨慕嫉妒恨。


又有錢又無業,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有很閑,有大把的時間來玩,來搞出一點事。所以,有閑的人,不一定是有閑階層(無業的社會底層當然不是有閑階層,每天游手好閑的小混混也不是有閑階層,雖然沾了有閑階層的趣味),但有閑階層一定是有閑的。


當然還有這樣一種情況,就是有閑階層本身當然是有職業的(如果沒有嵌入社會利益食物鏈上端的“職業”,有閑階層哪有錢和身份來玩?),他們實際上也很忙,像中國首富王健林先生這是這樣。可是,正如凡勃倫所說的,他們偶爾也會體現出有閑階層的派頭,同時當然要找一幫人來“代理有閑”。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換嫩模、搞“日狗”的行為藝術等的一系列社會活動,除了是在刷出有閑階層的存在感之外,也有“代理有閑”的功能。


“文化領導權”


經典馬克思主義對有閑階層并沒有好感。所謂的有閑階層,共同特征是:不勞動,壓榨勞動,并鄙視勞動和勞動者。


這種直覺相當準。事實是,有閑階層所玩的很多東西,無論是什么花樣,都是在避免跟生產勞動沾邊。因為勞動代表了一種低檔,甚至“下賤”。他們玩的花樣,正是在跟生產勞動的“歧視性對比”中找到感覺。


曾經有人問過我,為什么很多男人會有“空姐情結”?從心理上來解釋當然有點復雜,但最根本的兩條是:空姐在天上,離泥土最遠;她們的言談舉止體現出有閑階層所認為高大上的禮儀。用一套禮儀來顯示高上大,擺脫人類對世界原始、直接、“粗俗”的反應,正是有閑階層和勞動人民的區別之一。


有一個問題曾經困擾過我,為什么在今天的中國,大家很討厭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比如這兩位飆車的“無業人員”,買奢侈品炫耀的土豪,同時卻又對所謂的“貴族”這種具有國外特征的有閑階層很有好感?答案讓我絕望,除了有利益上和心理上的被剝奪感之外,最根本的一條,是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還沒有在“素養”上成功地把自己放到審美價值鏈的高端上而已。但在價值觀念上,他們真的已經成功了。


這種成功幾乎是必然的。


我曾經考察過,幾乎在任何一個社會,存在著一條利益食物鏈的同時,也存在著和它完美配套的另外兩個鏈條:心理食物鏈、審美價值鏈。這三個鏈條是“三位一體”的。心理食物鏈+審美價值鏈=社會價值排序。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個人有權、有錢,在社會利益食物鏈上處于上端,必然在心理食物鏈上也處于上端,沒辦法,一個人在利益上只能被人吃,心理上也只能被吃掉。但是,要在審美價值鏈上處于上端,還需要別的東西。


一旦這個東西具備,確立了有閑階層在審美價值鏈上的上端地位,反過來,對于他們在心理食物鏈、利益食物鏈上的上端地位,就可以合法化了。


這個東西,就是時尚、娛樂。


我觀察過王思聰所玩的一系列社會活動,諸如開豪華的生日Party,經常性換嫩模,“日狗”的行為藝術,以及被稱之為“國民老公”,發現這些社會活動,以及激起的社會反響,都是在時尚、娛樂的名義下刷出存在感和獲得海量關注的。時尚、娛樂的氛圍,真的具有無法抗拒的力量。


其魅力是營造出了真實的心理劇場,并滲透進一個人的心理結構深處。在這種心理劇場中,圍觀者抹去了自己和表演者之間的社會身份區別,或者說是階層鴻溝,滿足了屌絲群體逃避那個被視為是卑賤的自我的沖動。


在一個社會中,當時尚、娛樂構成大眾尋找價值感的方式,以及緩解焦慮的方式時,心理劇場越持久,大家越顯得就像是一家人。這方面最杰出的例子,莫過于某些明星的“腦殘粉”,對明星比對爹媽還親。一些出身于社會中下層的女人把王思聰稱之為“國民老公”,心理上也類似。這其實是在犯賤,但一娛樂,心理上就不會被感受為是犯賤了。達成的心理功能是:她們把王思聰帶入了其感覺良好的自我,從而有足夠的心理資本去鄙視廣大的屌絲。


換句話說,雖然在利益上、心理上,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和很多社會中下層并不是一路人,但時尚、娛樂有本事可以讓后者忘記這一點,心理上的效果是,后者不是去在價值觀念上抗拒,而是去羨慕前者。


就此而言,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在今天其實已經獲得社會價值觀念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了。它強化了社會利益食物鏈和心理食物鏈的穩固。


有閑階層得勢的有閑階層文化


但除了在社會利益食物鏈上占據較高位置的這種有閑階層外,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還有別的群體。比如某些愛狗者、某些可以跑到國外去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其實也可以稱之為“有閑階層”。


特征也是很顯:(1)他們確實有閑,有大把的時間去顯示自己的存在;(2)、他們也炫耀性地進行一些建構出他們的身份認同的社會活動;(3)、他們不是“勞動人民”,或者有點錢可以玩自己的愛好,或者已經退休,不像從事生產性勞動的人們那樣,每天要用大量的時間去謀生。


在這里有必要進一步闡明一下,之所以說某些有閑階層是有中國特色的,其原因除了跟西方的有閑階層存在一些差異之外,還有一點,就是他們的存在,總會和別的社會群體發生社會沖突。這恰恰是現階段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演進的特定歷史時段的產物。換句話說,他們要顯示自己的存在,必然要玩這些動作。


這種社會沖突,可能是利益上的,可能是觀念上的,可能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肢體上的。有閑階層對豪車、女人、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費,愛狗者的“攔車救狗”,城市居民和廣場舞大媽的“空間爭奪戰”,都隱喻了有閑階層和其它人在觀念上或身份上的撕裂。


而各種社會沖突,只可能是有閑階層勝出,那些沒有時間、金錢去玩有閑階層的玩法的人是占不到便宜的。


我曾經觀察過去年12月發生在河南滎陽的一次“攔車救狗”。一群愛狗者,可以以“愛心”的名義和各種理由,開著自己的小車,去堵別人的販狗車,不讓別人把狗拉走,而且這些狗還都有合法的手續。在這種純屬找茬的社會沖突中,販狗者只能輸掉,他在時間、金錢、勢力上,一開始就輸了。


而且,在博弈中,他的道義資源只有兩種,一種是法律所保障的寫在紙上的財產權利,另一種是勞動人民謀生的艱難所可能引發的同情,但它們根本抗衡不了有閑階層。


看前一種。公民的財產權利是要靠執法人員來保障的。一群人開著車去公路上堵別人的運狗車,代替國家公職人員“執法”,第一反應應該就是違法,但執法人員并不認為這群人是在“尋釁滋事”。即使他們已“扣押91條犬只,侵害商戶財產權利,妨礙執法部門執行公務,散發非法出版物,占用道路影響周邊群眾生產生活”,并在“發生一起向商戶院內投擲磚塊引發的治安案件,一起持刀意欲傷人的治安案件”的情況下,執法人員仍然在“耐心地勸解、教育,反復宣傳有關法律法規”。很容易就能想象,連執法人員都怕,“販夫”們當然只能自認倒霉。


第二種,在有閑階層已經獲取了社會價值觀念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的情況下,勞動人民謀生的艱難不可能作為一種道義資源進行博弈,恰恰相反,在有閑階層“愛心”名義的打擊下,運狗者還要被指控為“殘忍”和“低素質”,從而消解掉這一道義資源。而參與報道的媒體,也幾乎都滲透著一種有閑階層的趣味和價值觀——它們在把愛狗者稱之為“志愿者”的語言表述中顯露無遺。一句話,盡管有閑階層的行為沖突于我們的道德直覺,但他們在顯示存在感的方式,以及價值觀念上,已經得勢。


所有的事件,都在說明,今天的中國社會,從價值觀念和文化趣味上,正在“有閑階層化”,而且,似乎還是一種時尚。


另外,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中國特色的有閑階層,在今天確實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在社會結構的裂變,以及文化、價值觀念上的“轉型”的重要群體。他們對和“權利”有關聯的東西沒有什么興趣,從來是不會去幫誰“維權”的,但在顯示自己的存在上,對在給社會強加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趣味上特別熱衷,而且,有足夠的時間、金錢、精力去做這些。當權力碰到這些并不給自己找麻煩,在找其它群體的麻煩時又特別難纏的群體時,往往作出了和碰到維權的工人、農民,以及一些中產階層時不同的行為選擇。


而這,反過來構成了一幅有中國特色有閑階層的畫像。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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