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不怕呵，我哭的時候，

兩行熱淚，像江河自天而下。

我笑的時候，聲震屋宇，

乃是笑中之俠。

我怒的時候，拍案而起，

有如一匹烈性的馬。

——黎煥頤《自畫像》

從黎家出來的時候，上海的夜色正濃。我就著車窗外大塊流宕的血色霓虹，翻看煥頤老人的詩集。而在我身后，則是戈壁灘，是芨芨草，是枯瘦的駱駝——是夜幕中執意送我上車的老人，市橋獨立、踽踽而行……我的眼，是酸熱而疼痛的：這是一顆被歷史銳利的轉彎狠狠砥礪過的心靈，然而，依然眷眷地戀著我們的祖國和時代，更加堅定、愈發透明……

新中國成立后，十八歲的黎煥頤滿懷激情，買舟而下，參加軍隊。他從文化教員做起，先后就職于西北軍政委員會、青海日報社。１９５４年底，他離開青海，遠赴京華，在團中央所轄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隨即調任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彼時的他，風華正茂，裘馬清狂，以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倚馬可待的才情，三年之內，在各大刊物上發表了兩百余首詩。新中國異彩紛呈的詩壇因為他，多了一抹剛烈莊重的猩紅。

然而，１９５７年，歷史的悲哀、人面的憔悴都伸展到了他的桌前，這位血氣方剛的青年再也不能平靜了。因為替胡風辯誣，他很快被扣上了“誣蔑肅反”的帽子，并被打成“新生反革命”。詩人抵死不肯認罪，結果被判刑十年，押赴青海進行“勞動改造”。赤子被母親視為逆子，還有什么比這個更讓人痛心的呢？“美人無計辯時誣，秋水長天自洗污”，詩人自殺未遂，懷著幾不欲生的沉痛心情，告別了愛他的朋友，告別了上海——這座曾給了他青春和夢想的城市，來到了青海。這一去，便是二十二載春秋！生活，向黎煥頤展開了最殘酷的一面……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在這樣一個黃沙漫天、僻陋窮困的邊隅之地，人們生存的自然條件是十分惡劣的。黎煥頤作為一個囚犯，在那樣動蕩荒謬的歲月里，同他相伴的便只能是夜以繼日的高強度勞動和慘無人道的人身污辱。刑滿釋放之后，他被安排在青海就地工作。“雖九死其猶未悔”，恰逢文革，依舊耿直的他，滿懷著對祖國深沉的憂慮，忍不住再一次說了真話。然而，換來的卻是更無情的毒打。許多年之后，當我握著他扭曲變形的右手腕時，心被酸苦揪成片片：拙劣的接骨技術終究沒能將曾被生生扭斷的手腕完全復原。隔了幾十年的光陰，幾萬里的路，中間多少的事連帶著多少的人，我分明可以聽到詩人純銀的嗓子里那慘烈的呼號——那并不是他一己的呼號，而是人民的吶喊、時代的悲嘯！

但是，夜鶯明快似剪的歌喉從來就沒有被扼住，青海湖畔的生活非但沒有磨滅詩人的信仰和激情，反而使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勇于直面生活、探索真理。“‘無我相，無眾生相’／這是佛生前的遺囑／吃吧——兄弟，念我們的經／求來世的超度／我說……謝謝你——兄弟／我也是個教徒／只不過，我念的不是你們的經／信的不是你們的活佛……”（《在歷史的風雪線上》）其時，他一面在西部的沙漠里勞動，一面大量閱讀經典著作，并且鉤玄提要，做了許多眉批。這其中，有《反杜林論》《論語言學問題》《論共產主義左派運動中的幼稚病》《一元論》《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從費爾巴哈到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倘若說此前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只是脫胎于舊時庭教下的愛國傳統以及對新中國成立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風氣的贊嘆，那么，在流放的二十二年間，他才自覺地表現出了以歷史反思為核心的理性主義思辨傾向，并且使得復歸之后靈動想象與敏銳觸角的快速重建成為可能。

我曾經問過煥頤老人，是什么支持著他在二十二年的沉默中活下去。答案是熾熱的：“我堅信國家不能永遠那樣搞下去，因此——”因此，呵，因此，祖國會再一次把春天發還給你的中年！老人對生活的所有熱情都來自對母親甜美而又辛酸的依戀，我的心，再一次被打動了。

“歸來者的歌”

七十年代末對于某些人群而言，一定有著比狂草的律動更醇厚濃烈、揮灑不盡的春光。艾青、公劉、邵燕祥、流沙河、昌耀、彭燕郊、胡征等大批“跌落在荒野中”的“棄民”紛紛復歸。這其中，也有黎煥頤飽浸著塞外砂粒的身影。他長嘯昆侖西、歌罷掉頭東，回到了曾經為他鑄就簫聲劍氣的上海。“文窮而后工”，他在八十年代連連出版了《遲來的愛情》《春天的對話》《起飛》《午夜的風》《秋夜·星空·祖國》等十三部詩集。二十二年絕域高原的煉獄生涯被投射在創作體驗中，成了不絕的泉源。歲月的斷裂、個人生命歷程的遽變在飽滿獨立的創作情緒和充滿哲思的創作姿態中得以承續，每一條血色的裂紋在這里都實現了細化。而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多年的艱辛遭際并沒有改變他對消極生存狀態的拒斥，這從他復歸后的第一首七絕便可見端倪：

收拾殘書便起程，

春風一路破冰凌。

來時鐐銬千鈞重，

擲向昆侖扣帝閽。

復歸后，黎煥頤的詩作高亢中有低回、有沉郁，但由于知天命之年的愛情和女兒幽佑的誕生，部分作品中原先尖銳或者豪邁的色彩被沖淡了，然而，當透明鮮嫩的溫情和凝著的血痂之間發生碰撞時，那份痛楚的單純便更有著直指人心的警世作用。老人雖然有著“自信平生無一事不可對人言”的坦誠和質樸，但顯然地，他并不像他的詩那樣長于表達。事實上，在交談中，業已聽慣川腔的我還是時不時陷入了新手可笑的尷尬中，從而轉向他的夫人尋求翻譯上的幫助，這使得我的訪問更多了幾分板滯和忐忑。但畢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翻開詩集時，同樣為人女兒的我便再也忍不住，而熱淚盈眶……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寬松的創作環境使得這顆疲憊的心靈始終保持著強烈的社會干預感和生活介入感。我詛咒那場荒謬絕倫的浩劫、那曾給詩人“致命一擊”的歲月，更慶幸自己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年輕的呼吸能夠同詩人一道，如此生動地貼近她——祖國時不我待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