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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墻倒塌二十年，全球紀念浪潮迭高。北京知道這一紀念必將對中國政治產生巨大的沖擊效應，因此改變過去過濾與圍堵的方法，轉而以參與其中的方式悄然釋放貌似公正的自我辯護意見。如新華社前駐柏林記者王德峰以柏林墻倒塌見證人的身份，撰文稱：「在柏林墻坍塌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千秋功罪由后人去評說吧。」兔死狐悲之情昭然若揭。世人皆知即便不談柏林墻的政治罪惡，僅看它對人性的野蠻割裂，也是人類之恥而不僅僅是共產主義的罪惡，儘管后者是無法忘記的史實。

　　北京釋放反對全球紀念柏林墻倒塌正面意義的另一個因素是：東德統一社會黨（即德共）在考察清楚中國「六?四事件」發生的背景后，對國內大規模的抗議并未採取武力鎮壓措施。一九八九年，踩著學生尸體登上總書記寶座的江澤民與德共代表團團長、大柏林區書記、中央常委京特·沙博夫斯基談話時意志消沉又閃爍其詞的狀態，讓后者窺透了鎮壓的非法性質。碰巧的是，該年十一月份宣佈開放邊界的人正是沙博夫斯基。

　　黨的喉舌繼續說謊

　　除以上那個情況外，關於柏林墻管制取消的歷史性細節仍然在被中共媒體掩遮，試圖以似是而非的方法歸咎於個人決策的匆忙性，而不是進行制度倫理的深刻反省。比如，與王德峰一樣做歷史見證的中國前駐東德大使梅兆榮，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人給沙博夫斯基遞了一張問「何時開放邊界」的條子，沙氏就「稀里糊涂地說現在開始吧」。梅兆榮為了增加這細節的說服力，一方面自稱「我是中國外交官中唯一見證了柏林墻開始建立和倒塌的人」，另一方面又說「誰也說不清這張條子是怎麼回事兒，二十年后這件事仍然是個謎」，云云。實際上，開放柏林墻是德共決議的政策，而且是在考察中國「六?四」鎮壓之后而作出的。

　　沙博夫斯基在正式會見記者之前，已經替代了昂納克出任德共總書記的埃貢·克倫茨遞給沙博夫斯基一個黨內決議定稿，此定稿也是國務委員會頒佈新旅行法的藍本。更為要緊的是，第二天東德政府就會公佈包含開放邊界條款在內的新旅行法。雖然說沙博夫斯基為了獲取民眾的好感，提前一天公佈了開放邊界的消息，但絕不是「稀里糊涂」而為。克倫茨的回憶錄清楚地表述沙氏的當場原話為：「如果我正確地理解全會決議精神的話，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立即開放。」好在克倫茨的回憶錄《八九年的秋天》早於二○○五年就有了中譯本，無須費力就能反證梅兆榮篡改歷史的行為。

　　德共既然決定不採取中共的血腥鎮壓方式，開放邊界是必然的選擇，開放邊界的必然標誌就是柏林墻政治功能的廢止。當年九月三十日，西德外長根舍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宣佈西德為三千名捷克難民爭取到了出境許可，該三千人將乘火車穿過東德由捷克到西德。此舉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一是捷克又有七千五百名難民聚集在西德駐捷使館外，等待獲取出境許可；二是捷克難民第二次乘專用火車通過東德時，東德有數千名難民想闖上火車獲取逃離機會。

　　三千東德難民選擇的突破口是德累斯頓火車站。他們與那裡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了暴力沖突，但警察并沒有開槍──這也是德共汲取中共教訓的一個收穫！

　　「中華北京」在高雄丟丑

　　柏林墻失效的最深刻含義是人民有權選擇制度，在中國政治語境裡是「一國良制」對「一國兩制」的取代。橫亙在兩種制度之間的不是愚蠢的城墻，而是被兩岸敵對雙方高度戒備的一道海峽。二十年來，臺灣民主制度的好處通過信息傳播方式影響著大陸民眾。因此，民眾議論「要按判陳水扁的辦法對待江澤民，江澤民得進監獄一百回了」。也正是這樣的民意讓既得利益集團驚恐不已，驚慌之餘又歇斯底里地反對普世價值。隨著兩岸關係的緩和，臺灣海峽的地理阻隔作用大大降低，但是如何防止大陸民眾「思想出逃」就成了北京當局的大難題。雖然說中國大陸因集權政治的動員力而暫避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強沖擊，但沒人能保證今后三到五年中國經濟不崩潰、社會不解體。

　　中共方面對臺灣特別是對國民黨強充大佬的姿態取得過一定效果，比方說大規模吸納臺島農產品讓島內臺獨基本力量沾到的經濟利益，無形中抵消了臺獨沖勢，又比如說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兩岸互動會促使中共漸漸學習臺灣政治經驗，凡此等等。但是，人們很快就看到了「中華北京」的真面目：七月份的高雄世運會開幕式上，大陸運動員方陣集體缺席，以示不聽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的講話。奧運會時，臺灣在北京打出了「中華臺北」旗幟；世運會時，大陸在高雄為什麼就不能打出「中華北京」的牌子呢?! 不僅兩岸已有「一中各表」的原則共識，而且「中華」字頭是兩岸政治分治實體的共同字號。北京可以迴避這樣的政治事實，說明兩岸進行對等的政治談判幾無可能。

　　火燒火燎的急統之心

　　畢竟民主政治是包容性的，因此對「中華北京」的撒潑，臺島沒多少評論家予以計較。奇怪的是，在兩岸經貿相當熱絡、政治小步行進大收效（如三通）的情況下，北京卻急於提出政治會談的議題。此與高雄撒潑何其異也！北京開出的政治談話議題不外兩點：一是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二是設法使「一國兩制」替代「一中各表」。第一個議題當然要以大佬示好為前提，即大陸一方主動撤除對準臺島的千枚飛彈，但是大陸軍方卻放話說「要求大陸撤除飛彈只是結果并非前提」。第二個議題在沒有軍事互信的可能下，先入為主地展示了只要臺灣「水」而不要中華民國「杯」的政治設計。后者尤其有悖於臺灣民情，即便完全排除臺獨勢力的影響，也很難爭取統一力量與中間群體的認可。因此，臺灣《聯合報》十月二十日的社論警告說：「無論中共或臺獨，誰要砸破這個杯子，誰便須面對一灘覆水」，還有「若沒中華民國這個杯子，臺灣對北京而言會比西藏及新疆棘手萬倍。」

　　兩岸維持現狀，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把統一作為政治選擇，遠期實現非分離政治整合，對北京方面絕對不利。因為民主制度的示范效應與中華文化精萃復生，對專制主義政體是越來越大的壓力。簡單地說：中共在國內構筑的各種各樣的柏林墻將會一個接一個地失去效力。面對遠期效果，北京不得不以攻為守，率先打出急統牌測試國民黨的反應。同時，一旦急統目標受挫，就會為強化國內鎮壓找到藉口，修起阻隔兩岸人民制度選擇愿望的無形之墻；兼之，在國內政治高危時期以放棄「和平統一」為殺手?，實施武力統一。

　　柏林墻倒掉二十年，以歷史眼光看，不算長。此中殷鑒不遠的含義有多大，自不待言。
 

責任編輯：王和　　　　　　　　　來源：動向
 
 

倪念孫 2011-02-22 20: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