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談 1946年，中國工人運動開始復興

簡體傳統

如果說，1886年的芝加哥工人大罷工離我們有些遙遠，那么“五一勞動節”卻著實賜予我們三天的休息日。工業革命后，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無休止剝削，致使工人運動成為近代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國歷君從美國學者胡素珊《中國的內戰》一書中，摘取有關中國工人運動的文章。作者認為，無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還是之后，通貨膨脹至少是政府無法控制工人的原因之一，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引發了工人不斷的“反抗”，工人也由此找到了一個可以讓他們發動一場不受政府控制的運動的理由。以下是全文，祝各位假期愉快！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大罷工

文 | [美]胡素珊

背景

20世紀20年代，共產黨在組織工人運動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得到了迅速發展。到1927年，在中國的工業中心已經有了300萬被組織起來的工人。因為害怕共產黨的力量，蔣介石破壞了國共合作，并開始消除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

國民黨在1927年春天第一次公開地鎮壓工會。此后，為了鞏固自己的勝利，國民黨對所有的工會活動進行官方資助和監管。所有工會都由忠實于國民黨的人而非工人管理。工會實際變成了“政府資助”的機構。1929年10月，政府出臺了一部《工會法》，把所有工會活動都置于政府的監管之下。

破壞罷工是另一種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和他的門生陸京士將手下流氓組成所謂的“工會”，讓他們頂替罷工工人的工作，從而破壞罷工。當其他手段無效時，政府就直接動用武力鎮壓罷工。

通過這些方法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國民黨政府成功地控制了絕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共產黨控制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被取締并轉移到了地下。全國總工會一直堅持到1931年，共產黨直到這一年才放棄了他們在國民黨統治的城市保持獨立工會組織的嘗試。

日本在1937年至1938年占領了中國的主要工業中心，這破壞了政府和工人的“特殊”關系。退到戰時首都重慶的國民黨政府還能通過特務機關頭子戴笠和杜月笙與日占區的工人組織保持某種地下聯系，但國民黨控制工人的網絡已被有效地打破了。此外，戰爭向共產黨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使它得以重建或加強與日占區許多重要企業的地下聯系。共產黨在江蘇南部和北部以及浙江東部進行游擊戰爭的同時，在上海的工廠發展起自己的地下組織。不僅如此，它還在華北和香港的工廠建立了類似的組織。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設法在內地維持它對工人的控制，并要求他們為抗戰付出最大的努力。直到1946年，中國勞動協會仍然是官方的全國性工人組織并且是得到國際勞工組織承認的中國工人的代表機構。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工會的總人數據估計在60萬到100萬之間，這些工會在名義上也從屬于中國勞動協會，這是抗戰期間國共統一陣線的結果。

恢復時期：強硬方法的失敗

日本投降后，政府重新接管了沿海城市，開始重新建立自己的工人組織。但是，國民黨的工人干部還沒來得及完成自己的任務，工人已經對國民黨接收官員的種種劣行做出了強烈反應。從1945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數千名工人參加了罷工和示威活動，要求政府發放足夠的遣散費或進行工資調整。大多數罷工和停工都違反了官方制定的工會程序。官方程序規定，工人在舉行任何形式的罷工之前，必須先告知政府己方的訴求，并請求調解或仲裁。

有兩重原因直接導致了勞動糾紛的迅速增加。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失業人數猛然增加了。隨后的物價飛漲更加劇了失業給人們帶來的傷害。日本投降后，無論在內地還是沿海地區，商品價格在一個短時期內經歷了大幅下跌。在重慶，從8月到10月，批發價格指數從179500(1937年的指數是100)下降到118417。在上海，按照以法幣對偽幣的官方匯率兌換的中國政府貨幣計算，批發價格指數從8月的43200下降到9月的34508。但到了11月，價格開始再次向上攀升，物價上漲在上海尤其迅速，在內地相對較慢。到12月，上海批發價格指數已經上漲到88544。上漲的趨勢還在繼續，看不到盡頭，工人們做出了相應的回應。在日本人入侵之前的1936年，全國有記錄的罷工和勞動糾紛只有278起。1946年，僅上海一地的罷工和勞動糾紛就達到了1716起。

最開始，政府采取了強硬的措施。所有工廠，無論是公有還是私人的，都拒絕了工人調整工資的要求。上海市長宣布，如果工人的要求超出了當局的承受能力，就應當拒絕這些要求。他還威脅道，一旦工人的罷工違反“合法程序”，政府將使用武力。同時，政府開始重新采用曾在20年代和30年代使用過的破壞罷工的辦法(政府不久后就將這些辦法用到了鎮壓學生運動上)。在當地警察和其他執法人員的配合下，暴力團伙對工人進行了有組織的襲擊。官員們聲稱，是共產黨唆使工人們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共產黨應為勞工騷亂負責。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上海電力公司的工人1946年1月舉行的罷工，這表示此時工人與國民黨當局的關系已經極為惡劣了。電力公司解雇了一批積極活動的工人代表，1月23日，電力公司的三個主要部門大約3000名工人舉行了罷工，抗議工廠的這次解雇。罷工持續了9天，并擴展到上海幾家最大的工廠和百貨公司。1月31日，大批便衣警察和安全部隊來到滬東工廠的大門——罷工開始后，工人們就占據了工廠。一群婦女開始在門外大喊，要她們的丈夫回家過農歷新年。大門打開后，警察沖了進去，他們見人就打，許多工人被打傷了，剩下的工人被趕出了工廠。工人被迫同意接受調解，但他們切斷了電力供應。這樣，工人代表不得不和市府社會局的調解員在燭光下進行談判。

但工人們毫不畏懼，其他工人組織了一次支持電力公司罷工的抗議。2月4日，來自于上海40家工會——它們主要屬于紡織業、機器制造業和其他5個公共事業單位約100名的代表聚在一起，對上海電力公司的工人表示聲援。第二天，政府資助的上海總工會在自己的辦公室召開了類似的集合。來自超過70個不同企業和行業的200多名工會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表示完全支持上海電力公司工人。上海總工會主席周學湘宣布，上海電力公司工人的斗爭為所有工人樹立了一個榜樣。他希望上海其他工會能支持電力公司的工人，幫助他們取得斗爭的勝利。

中國工會的解散

政府試圖重新取得對工人的控制，這一計劃中一個重要目標是破壞中國工會日益增長的獨立性。政府逐步實施了一系列針對中國工會的行動，這些行動的最終目的一開始并不明顯。這類行動與政府鎮壓學生反戰運動的方式十分相似：首先，地方官員會公然違反中央政府的政策對中國工會采取嚴厲措施；然后，中央會在某個適當的時候采取和地方當局相同的立場，并接受地方當局的處理結果。

1946年8月6日，大約200名武裝警察和重慶總工會成員闖入并占領重慶中國工會的辦公室及其三個附屬機構——工人福利俱樂部、工人醫院、工人文化宮。超過20名工會員工被逮捕。

1946年，司徒雷登和蔣介石在江西省廬山牯嶺會談

蔣介石在自己牯嶺的避暑別墅會見了中國勞動協會的領導人朱學范和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局長吳開先。朱學范于9月12日返回上海，他宣布事情已經得到了解決，蔣主席已下令恢復中國勞動協會重慶辦事處及其下屬機構，被捕的勞動協會成員可以交保釋放。第二天，19名被鋪的工會成員獲釋，其他人仍然沒有被釋放。然而，到9月下旬，南京的社會部向省政府社會廳下達了以下命令：

“中國勞動協會、中國勞工促進會、中國福利會、勞工問題研究會以及其他組織都是工人的組織，它們的目的是促進了工人的福利或研究勞工問題。然而，最近有報道稱，這些機構參加了違反政府命令和規章的活動，并且煽動和組織工人罷工。社會部要求所有已在當地政府登記的勞工組織嚴格遵守政府的法律和規定，不進行任何工人組織活動，也不在工人中間進行任何宣傳工作。有關當局應嚴格監督這些組織的活動，使其不妨礙各地工會的發展。”

事情顯然并沒有得到解決。中央政府現在宣布重慶和開封地方當局對工會的取締是合法的。中國勞動協會進行了“重組”，隨后朱學范和勞動協會的秘書長被迫遞交了辭呈。11月10日，朱飛往香港，隨后又飛到巴黎，參加了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會議。在香港期間，一輛汽車撞向他乘坐的人力車，他因此而嚴重受傷。普遍傳言，這次“意外”是國民黨特務在這個英國的殖民地針對朱進行的一次未遂暗殺。朱從歐洲返回后，并沒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共產黨統治的地區。政府在1947年3月宣布，在全國和各省建立總工會的籌備工作都已經完成了。此后，全國總工會將取代中國勞動協會，代表中國工人參加有關的國際會議。之前只在縣市一級設立工會。到這年夏末，政府宣布，江蘇、浙江、廣東、湖北各省的總工會正式成立。

朱學范

事實上，朱學范和國民黨政府的關系至遲在1944年春已經產生了裂痕。當時，中國工人福利委員會在重慶成立。政府為新機構的董事會指派了一批官員、社會工作者、勞工領袖，朱學范并不在最初任命的委員之中。1945年5月1日，政府召開了工人福利委員會的成立會議，大約2000名工人舉行了抗議示威，反對這一協會的成立。社會部約見了朱學范，并提醒他中國勞動協會必須服從社會部的指令。隨后，政府要求朱在一封“悔過書”上簽名，但被他拒絕了。

朱很快開始以自由主義的立場公開談論一些問題并且批評政府的做法。1945年8月初，他給重慶的《大美晚報》寫了封慰問信，當時這份報紙因為批評國民黨而暫時被禁。在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關于政治協商會議，見第五章。，中國勞動協會拒絕和另外170個國民黨右翼組織一起遞交請愿，反對一項自由議題。盡管如此，許多人仍認為中國勞動協會是反對該自由議題的組織之一，中國勞動協會為此專門給重慶當地報紙寫了一封公開信，申明自己并沒有遞交反對自由議題的請愿書。

最后，在會議閉幕當天，中國勞動協會公布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實現基本人權、成立聯合政府、消除引發內戰的根本原因、將土地還給農民、廢除限制工人權利的規定并修改《工會法》、保證工人罷工和集體談判的權利、依據生活成本指數確定最低工資、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

對工人的公開支持使中國勞動協會最終明確無疑地成了工人真正的代表。中國勞動協會曾是國民黨的最長期支持者之一，該組織的轉變清楚地預示了戰后工人運動此后的進程。我們仍然不清楚朱學范背離國民黨的具體原因。朱原來的師傅——杜月笙在同樣的時間離開上海去了香港。到了1946年末，杜的權勢有所衰減，也許部分是因為他無法控制上海工人。但是，雖然有人猜測兩人命運都走下坡路，這中間有直接的關系，卻沒有確切證據可以證明他們的想法。杜馬上又回到了上海。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政府試圖控制整個勞工運動的努力屢次被戰后糟糕的經濟所拖累。政府始終沒能恢復它在日本入侵之前的10年對工人的控制力。

政府努力的失敗

政府對不同工會組織的控制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代表熟練工人的工會通常保持相當程度的獨立性；代表不熟練工人和不識字工人工會的獨立性則相對弱一些。郵局、交通部門以及公共事業工人組成的工會勢力最大，也最有影響力。這些工會在包括政治和經濟在內的幾乎所有問題上都表現出自己的獨立性，它們通常是勞動糾紛的發起者和主導者。1947年2月的一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這種獨立性。當時上海社會局規定，所有的郵政職工都必須相互担保，并且報告自己同事所有“可疑”的行為。工人們一致反對這一規定。在另一個例子中，上海電信部門的工人要求與郵政工人同等的薪資。1947年5月，政府拒絕了電信工人的要求，他們舉行了罷工。廣東、廣西、杭州、西安、北平、天津的電信工人也紛紛罷工抗議，對他們上海的同事表示支持。

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控制各個工會組織，但整體而言，它對上海工人的控制是相較其他地方更為薄弱的。不僅如此，獨立的工會行動、公開批評政府的勞工政策、拒絕執行政府規定、工會領袖支持普通工人的要求，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在天津，地方當局組織召開了市工會聯盟的成立會議，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對政府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政策表示反對。工會代表的選舉是在天津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局、工人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的監督下完成的。但會議做出以下決議：在勞資糾紛被提交給主管當局解決之前，警察和司法當局不應介入；要求中央政府嚴格限制與日本的貿易(國務院已經原則上批準了與日本的貿易)；對天津社會局在解決幾家酒店和餐館的勞動糾紛上的拖延表示不滿——這幾家酒店和餐館解雇了參加工會活動的工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懲處所有解雇合法工會組織者的雇主。

的確，官方統計顯示，1946年5月以后，罷工次數迅速減少了。1946年3月是工人運動的高峰期，發生了60次罷工，6月的罷工只有9次。一直到11月，罷工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人們普遍認為，之所以能有這一穩定的局面，因為政府當時將工資與上漲的生活成本掛鉤。盡管罷工有所減少，但平均每月仍會發生超過100起勞動糾紛，和以前相比幾乎沒有變化。

大部分資料來源都傾向于接受政府的說法，即抗戰時期的中國工人處于亞洲薪資最少的勞動者之列，作為一個整體，他們的境況在戰爭之后得到了改善。盡管工人薪資的上調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政府的這種說法，但是，也有一些評論家同意工人代表的看法，即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實質性的改善。由于實際的生活成本通常高于官方發布的生活成本指數，工資的上調從未跟上價格上漲的速度。

1946年5月2日，《大公報》的一名記者指出，上海的工人仍為5個主要問題困擾。他特別介紹了上海那些工資與生活成本指數掛鉤的工人——上海主要工業企業的工人——面臨的困難：(1)嚴重的住房短缺；(2)醫療費用超出了普通工人的承受能力；(3)教育資源的短缺和昂貴使大部分人成為文盲；(4)缺乏足夠的托兒所照顧在職母親的孩子；(5)工人們無法應付通貨膨脹，因為他們的月工資不足以購買維持該月生活的所有必需品，由于貨幣在不停地貶值，他們也不敢存錢。

經濟衰退、失業和勞工騷亂

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的，將工資與上漲的生活成本掛鉤只能解決問題的表征，而非問題的根本原因。由于通貨膨脹的基本問題沒有解決，自動的工資調整只會拉高生產成本和商品價格，從而進一步惡化經濟形勢。批評者警告，在這一惡性循環中，一些企業將會倒閉，更多的工人將失去工作。

這些批評者的預言真的發生了。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大幅上升的失業率成為這一時期城市經濟生活的主要特點，造成了持續的勞工騷亂。在1946年夏季和秋季，工人們并沒有公開違抗禁止罷工的命令，而是通過其他申訴他們的要求。工人們有意怠工。電車司機讓乘客免費乘車。酒吧服務員為顧客提供免費服務。工人們發起這樣的行動不僅僅是要求增加工資，還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以及發放合理的遣散費。

這一類的要求反映了1946年下半年經濟的不景氣。大量當地商品被外國人以低價拋售，成百上千家上海生產商和商業公司宣布破產和倒閉。避免倒閉的唯一方法是減產裁員，降低成本。據估計，到1946年年底，上海390萬的總人口中，失業人數達到了25萬。

這種經濟衰退與失業率上升的惡性循環并不只發生在上海。整個國家都在經受經濟衰退。據報道，在1946年年底的廣州，有五分之一的市民，即1152408總人口中的228038人處于失業狀態。1946年11月的數據來自廣州市警察局。結果，廣東社會局不得不處理越來越多的勞動糾紛。在天津，20個商店在一周內宣布破產，1946年年底，另外250家商店也被迫停業。在北平，根據社會局的報告，從1946年1月至10月，有1600家商店停業。同樣，在漢口，據稱在1946年有數千家商店和企業關停和倒閉，將近10萬人失去了工作。在南京，到1946年年底，據估計全市65萬人中的3/10，即20萬人沒有工作。

到12月，上海罷工的次數再次上升，創下了日本投降后單月最高紀錄。政府無力阻止工人們的罷工。罷工的直接原因似乎是上海社會局對工人要求工廠發放傳統的年終獎金所做的裁定。社會局宣布，雇主應支付年終獎金，但那些頭一年沒有盈利的企業除外。毫不奇怪，企業主們充分利用了裁決中的這一漏洞，工人們做出了相應的反應。但1946年年底勞工騷動的高潮不過是1947年更大規模工人運動的前奏。根據上海社會局統計，該市1947年罷工和勞動糾紛達到了創紀錄的2538次。

緊急改革和勞工騷亂

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出現了大量有關年終獎金和工資結算的勞動糾紛。政府在2月16日宣布了緊急經濟改革方案，暫時控制住了混亂的局面。所有工資都被固定在1月份的水平上，最高工資依據大米、面粉、棉紗、布、燃料、鹽、糖、食用油等基本商品的價格來確定。政府還計劃將基本商品直接發放到工廠，以固定價格分發給工人。此外，南京和上海的政府職員和公立學校的教師也能得到這些基本商品。如果這一方案取得成功，將被推廣到其他城市。該方案禁止私人交易和囤積黃金、外匯。政府還宣布要采取措施檢查資金的外流，當時資金正從中國的各主要城市流向香港。

考慮到快速上升的通貨膨脹率以及造成這種上升的根本原因，這一不完整的價格控制體系的最終崩潰是可以預期的——尤其考慮到這種價格控制僅僅在大城市實施。生產成本和物價持續上漲，只有最重要的基本商品的市場價格被凍結在一定的水平。大米在糧食產區的價格很快就超過了它在城市市場中的售價。原棉價格的上漲使紡織品生產無利可圖。煤炭和食用油的生產者也處于同樣的困境。到4月下旬，大米短缺更加嚴重了。這要部分歸咎于政府出于軍事目的對交通工具的過多征用以及由此引起的運輸困難。但城市中的短缺是最嚴重的，在南京—上海地區，緊急措施得到了最嚴格的執行。暴民們搶劫的目標通常是米店、油店和棉紗店。發生的騷亂的城市有：無錫、蕪湖、成都、紹興，上海，杭州、合肥、宣城、南京和蘇州。

這些緊急措施只推行了大約1個月。到3月中旬，情況已經很清楚了，向全國所有的教師和公務員發放必需品的計劃是無法實現的。4月初，出現了一個交易美元的黑市，不久之后，大部分基本商品都出現在黑市上了。政府發現自己無法通過“工廠分配計劃”向工人發放生活必需品，于是決定發給每個工人一筆與計劃發給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價值相當的補助金。工人抱怨道，他們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因為他們領到的補助金只夠他們購買數量有限的幾種基本商品，其他商品的價格都在飛速上漲。在5月份，上海的批發價格指數上升了54％，而在改革措施強制推行之前的一個月，該指數只上升了19％。

工人再次示威抗議，以捍衛自己的經濟權益。政府被迫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到4月底之前，罷工、怠工以及抗議愈演愈烈。幾乎在1947年春季的同一時期，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不同企業的工人提出的具體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這些要求包括調整工資、發放足夠的食品補貼，等等。然而，工人們的基本目標是重新“解凍”工資，將工資和生活成本指數掛鉤。在上海，工人的抗議在“五一”勞動節達到了高潮。數千名工人參加了政府主辦的集會，他們大呼口號，要求解凍生活成本指數，上海市長和上海總工會主席則試圖向工人解釋這樣做是不可行的。在隨后的幾天里，工人連續舉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學生們開展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也越來越聲勢浩大。

最后，在工人騷亂和大米市場崩潰的共同壓力下，所有緊急改革措施都被正式取消了。由于無力完成工資補償計劃，政府宣布今后將按照每月生活成本指數的浮動來支付工人工資。原本大部分企業家都反對自動工資調整，當經濟形勢惡化時，他們就更是如此了。與此同時，由于政府發布的改革方案不僅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使當初想要挽回的形勢更加惡化，人們對它的印象更糟了。

到1947年年底，不斷上漲的生產成本、實際購買力普遍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需求下降，造成了工業生產的大幅下滑。由于1946年嚴重的失業和不充分，上述問題在1947年變得越發嚴重了。根據南京公布的國家統計數據，1947年上半年7個中心城市45％的勞動糾紛是由解雇工人引發的。

在這種情況下，工商業工人繼續要求與雇主進行工資談判的權利。雇主們則有恃無恐，并能從中獲利，因為社會上有大量的失業工人以及從貧困的農村涌入城市的勞動力。不斷增加的勞動力大軍壓低了許多種職業的工資，成為雇主用來對抗要求改善待遇的有組織的工人的砝碼。沒有確切數字說明有多大一部分勞工的工資得到了自動調整。《中國周報》1947年1月報道“大量”的工廠沒有根據上升的生活成本給予他們的員工相應的工資。這些企業和作坊大多是老式的，經營食品、藥品、金屬、羊毛和毛氈等業務。他們除了給工人提供食宿外，幾乎就不再給什么工錢了。在其他小企業，經常根據家庭或私人關系來發放工資，工資不統一。還有，在一些行業比如建筑業，承包商和工頭經常支付給他們的工人最少的工資——雖然在合同談判的時說好的工資基準比官方生活成本指數高得多。

1947年7月，中央政府頒布戰爭動員令后，罷工再次被禁止。但和以前一樣，工人的要求和抗議并不因為該禁令的頒布而有絲毫減弱。一位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分析家寫道，工人階級承受的經濟壓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市政當局警告說，再次改變自動工資調整制度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張嘉璈是銀行家、經濟學家，亦是張君勱(中國民主社會黨的創始人)的弟弟、“政學系”成員。張嘉璈在國民黨政府中担任了很多職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是鐵道部長，在戰時是交通部長，1945年到1947年早期是東北經濟委員會主席，在1947年3月1日被指派為中國中央銀行總裁。他在這個崗位上呆了差不多一年，并在1949年5月離開中國。于是，當局采取了偽造生活成本指數的權宜之計。工人們提出質疑，要求政府每月公開計算這一指數的方法。1948年，隨著通脹率的加速上漲，上海工人憤怒地要求每月進行兩次工資調整，市政府最終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共產黨的地下活動

《中國周報》以“全新視角”對“二戰”后的勞資關系進行了評論，該報認為，新的勞資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人一種普遍的感覺，即改善待遇是戰爭勝利后他們應得的回報。不僅如此，工人們現在組織更加嚴密，并且有“專業的工會組織者”領導他們。而且，人們普遍認為，一些新型的工人領袖實際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們首要的目的不是促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是擾亂國民黨政府的城市經濟。

和鎮壓學生運動時采取的方法相似，當局經常以顛覆罪逮捕勞工運動的積極分子，盡管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實這一罪名。然而，共產黨后來自己透露，上海幾個最活躍的工會和最大的工商業企業都設有共產黨的地下黨支部。這些公司和企業包括：

1.中國上海紡織廠第12廠。1938年，共產黨在該廠重新設立了黨支部，當時成員只有4名。到1945年，成員已經發展到20名。這些黨員一直在廠工會中積極活動，至少領導了兩次工人抗議。在1947年4月的一次抗議中，2名黨員受傷，1名黨員被捕。1948年3月，警察逮捕并隨后釋放了13名工人積極分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共黨員。

2．上海海關。1936年12月，上海海關成立共產黨地下黨支部，最初的成員是3名年輕的實習生。在內戰期間，海關職員舉行了多次反對政府經濟政策的抗議活動。這些抗議通常采取停工的形式，最終在1948年11月，工人進行了16天的停工。所有海關員工都參加了這次停工，要求提高補貼以彌補高漲的物價——政府第二次緊急經濟改革方案(將在下面介紹)的失敗造成了這次物價飛漲。共產黨黨支部在組織罷工的過程中十分積極。據稱這次罷工對貿易活動造成了嚴重打擊，使軍用物資無法順利地運往前線。

3．大隆機器廠。1944年，該廠成立了地下黨支部。1945年8月，大隆機器廠被關停，黨支部將工人組織起來，要求日本人給予適當的遣散費。在接收時期，當工廠被迫幾個月停工時，黨支部領導工人向政府爭取救濟金。1946年2月，工廠開始恢復生產，該廠的黨支部將上海西區的所有工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聯合勞動組織。這家工廠的幾個共產黨員在內戰期間被捕。國民黨的一名勞工領袖曾說過，如果能夠制服大隆機器廠的工人，政府就能控制上海西區的所有勞工騷亂。在共產黨勝利之后，大隆機器廠的一名工會領袖和黨員顧亮，成為上海市勞動局第一辦公室主任。

4．法國電車電燈自來水公司。該公司工會是上海活動最積極的勞工組織之一。日本占領時期，該公司就成立了黨支部。在1945年，該公司的黨支部已經發展了200名成員和積極分子。他們開展了多項工作，其中的一件事是成功地滲透進國民黨在該公司建立的各個工人團體。這些積極分子中最勇敢、名氣最大的是一個20多歲名叫朱俊欣的年輕人。最終，他受到了國民黨警察的監視，不得不逃到解放區。1949年以后，他回到了上海，繼續在工會中工作。

5．申新九廠。1948年1月，黨支部在該廠的罷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次罷工成了當時上海的頭條新聞，政府使用武力對罷工進行了鎮壓，聲稱共產黨要為這次騷動負責。7000名工人參加了罷工，他們要求紗廠按照當時其他許多企業的做法，向所有員工定量供應煤炭和大米。罷工最初并不是共產黨員煽動的，但隨著罷工的發展，共產黨員逐漸承担起領導責任。紗廠管理層拒絕了工人最初的要求，工會領袖堅持抗爭的意愿并不十分強烈。是黨支部說服工人們繼續罷工。黨員們還組織了一支宣傳隊和幾支工人監察隊，監督設備和材料的維護情況。

2月2日，也就是罷工第四天的清晨，一支由3000名士兵和警察組成的武裝部隊包圍了紗廠——工人們已經封鎖了工廠，并修好了防御工事。警察發起了進攻，工人躲在工事后面，從屋頂上投擲石塊、家具、油桶和鐵棍。在某一個時刻，他們甚至用一輛工廠的卡車堵住了裝甲車進出的道路。后來經過確認，在當天帶領工人與警察戰斗的工人領袖中，有4個是共產黨員。工人和警察之間的斗爭持續了幾個小時。很多工人受傷，超過250名工人被捕——很多很快被釋放。公眾意見似乎偏向工人一邊，工廠最終同意向他的職員分發米和煤。

6．上海電力公司。早在1925年，該公司就成立了黨小組了。據說該公司的黨支部是前面描述過的1946年1月工人罷工背后的主導力量。這次罷工后，黨支部發展了15個新成員。在1947年9月的富通事件后，政府試圖取締電力公司工會。警察于9月19日晚突然搜查了富通印刷廠，聲稱該印刷廠是中共設在上海的宣傳機構。在這次搜查中，15名店員和6名上海電力公司工會成員被捕，他們當時正在校對最新一期由工會文化部創辦的工人雜志。求釋放他們的同事，與此同時，來自電力公司3個主要部門的將近2000名工人聚集在上海社會局門口抗議，并在那里停留了8個小時。社會局隨后命令工會停止所有活動并等候重組。此外，社會局還責令電力公司解雇上海警備司令部指名的29個工人，他們被懷疑是共產黨的地下人員。市政府和警備區隨后下令逮捕這29個工人，“以便一勞永逸地根除麻煩”。針對政府的這些做法，法國電車公司的工人舉行了罷工。很快，英國電車公司、幾家紡織廠和機器制造廠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全市民眾都同情被捕的工人，209個工會的領袖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支持持續了數天的抗議罷工。

富通印刷廠的確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宣傳機構”。富通事件后，許多工人運動積極分子從上海逃到了解放區。此外，電力公司工會的領袖和上海電力工人工會的主席王孝和被捕。隨后，王被上海特別刑事法庭判處并執行死刑。美國駐北平領事館譯1948年10月24日陜北新華電臺電訊。根據1949年后的公開資料，王孝和的確是一名共產黨員。

7.上海永安百貨公司。永安百貨公司是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1937年就建立了黨支部。日本投降后，永安百貨公司黨支部與包括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中國國貨公司在內的其他商店一起組建了三區百貨業工會。工會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發放針對工會成員子女的醫療貸款、緊急貸款以及教育貸款。此外，工會還建立了6個小型圖書館、1個戲劇小組、2個樂隊、1個300人的合唱團，并經常舉辦講座和討論會。到(1947年)“二九事件”發生時，該聯合工會已經擁有了超過100家商店的4500名成員，“二九事件”是這一時期工人與國民黨當局之間的又一次沖突的著名事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大群手持木棒和鐵棍、不明身份的暴徒沖進了“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的現場，對與會者進行了野蠻毆打。該籌備委員會是中國國貨公司為了紀念公司成立14周年而創立的，并得到了三區百貨業工會的支持。

購買國貨運動是由中央政府本身發起的。為了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中央政府在1946年11月宣布了進口產品的臨時限制措施。政府還增加了新的工業生產貸款，宣布了旨在鼓勵出口的專門措施。為配合這一政策，中國總商會發起了購買國貨運動，各省的商業協會紛紛響應。在上海，市參議會發布公開聲明，敦促人民購買國貨，抵制國外產品。購買國貨運動得到中國產業主和商人的支持，但是在消費者中卻流行不起來。在上海，出售國貨的最大一個商行據說日銷售額在1000萬法幣，而出售外國貨的永安公司，日銷售額是它的4倍。

《中國的內戰》，作者：[美]胡素珊，當代中國出版社

2月9日(星期六)早上，軍警闖進了工人集會會場，襲擊了與會的幾百名工人。包括梁仁達在內的10人受了重傷，梁是永安百貨公司皮鞋部的一名員工，不久因為顱骨損傷而死亡。人們普遍認為行兇者是秘密警察和政府雇傭的流氓打手。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三個人被指控對該事件負責：永安第一紡織廠員工毛德康，紡織廠人事科科長魏榮來，國棉十四廠工人關云康。毫不奇怪，這一暴行只能引發新一輪的抗議浪潮。這一次，工廠管理層站在了工人一邊。上海幾家最大的公司的代表公開聲明支持購買國貨運動以及公司員工集會自由的權利。或許是考慮到梁仁達的死亡在民眾中激起的普遍憤怒，政府又等了幾個月才對百貨公司工會采取最后行動。在9月30日，包括工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陳施君在內的至少9個工會成員和領袖被捕。社會局下令工會暫停所有活動并等候重組，理由是“工會中相當一部分負責官員已經被匪黨吸收并蓄意在城市中制造動亂。”

后來的公開資料顯示，陳施君當時30來歲，他在中國國貨公司廣告部工作時就是一個共產黨員了。工會中其他行動活躍的黨員包括丁勝雅以及韓武成，他們是永安公司陶瓷部的職員。

這一確鑿的證據表明，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其他許多指控其實是有根據的。另一個勞工案件是朱松茂的“悔過”，據稱朱是南京—上海地區領導工人運動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一個負責人。1948年6月，朱在無錫火車站被捕。根據朱在政府主辦的報紙上發表的聲明，大約有800名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在這一地區開展各種反政府活動。共產黨地下組織除了在學生和勞工運動中發揮作用，據說他們還購買了緊俏商品比如汽油和煤油，運輸到解放區。借助秘密的無線電發射機，國統區的地下工作者可以聯系到解放區。

政府的另一項指控是共產黨在天津地區進行地下活動。從1947年12月3日到1948年2月18日，政府在天津逮捕了8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40人因證據不足被釋放，剩下的43人被轉移到天津警備司令部。這一時期，共產黨天津地下工會組織的許多領導成員都被捕了，他們包括李萬川和張毓川。被懷疑是天津地下組織領導人的余達生在12月逃到了解放區，但他的妻子留了下來并隨后被捕。國民黨政府對他們提出的指控包括：將物資運往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在天津煽動工人動亂、傳播共產黨的宣傳品。

在內戰時期，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使得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有效地控制勞工騷亂。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地下活動和學生運動起到的作用都是難以估量的。在許多次罷工和勞動糾紛中，共產黨的鼓動和組織可能是決定性的。但如果我們將范圍擴大到數千次以及更多參加罷工的工人，似乎并沒有證據顯示共產黨要為所有的工人騷亂負責。當然，工人和學生一樣直率簡單，易于聽從他人的意見，以至于常常被政府的死敵利用。工人和學生另一點相似之處是，他們要么不相信自己被利用了，要么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利用了，但他們無論如何都要表達自己的訴求。此外，政府傾向于接受工人的經濟訴求，這顯示即使國民黨領導者也承認這些經濟訴求并不是憑空捏造的，并且正是這些經濟困難造成了工人的騷亂。

因此，共產黨的活動只是20世紀40年代末的上海工人運動一種表面形式，而非根本原因。共產黨不需要制造問題和不滿，它們早就存在了，并且隨處都是，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利用它們。以下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公眾的普遍不滿和易于為反政府勢力利用的社會環境：(1)日本人的占領有效地切斷了國民黨對勞工的控制；(2)“二戰”即將結束時，工人們普遍期望勝利能為他們帶來經濟上的好處；(3)猖獗的通貨膨脹和工商業減產破壞了戰后經濟的發展。最終的結果是日益獨立的工人以各種方式違抗政府命令，拒絕支持政府與共產黨的斗爭。